公有制改革需要建立全民效率核算机制

　　二、从依靠剩余价值循环致富到依靠剩余使用价值循环致富是历史性的跨越

　　因为产品效用互有联系，在社会总的劳动时间投入与总物质财富产出之比中，局部生产各种效率变化影响以及社会效益都已经涵括在内。所以我们只要将社会中劳动消耗的产业主体以及社会基本必需品(约数百种)的劳动年平均效率指标列出来，其年效率增长即意味着在同等劳动时间内产生了更多物质财富。这部分低耗或“无偿”的财富属于社会剩余效用，它可以按照该效用的市场价格折算为社会价值量，按照货币流通速度增发货币。

　　由于这部分购买力来自于社会效益或全民效率，按照责权利相一致的经济法则，它归于全民利益。在目前生产力阶段，全民利益具体表现为全民的基本利益保障，即全民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养老保障等等。当然，影响效率提升的主要行业与企业、个人都能按比例获得部分效率“回报”。所以全民福利不是经济负担，而是社会价值循环的关键中转站。

　　在全民效率核算中，产品的平均效率是指实际生产能力，而不是指在市场上已经获得交易实现的产值。这是因为经过资本核算后的购买力，并不是生产力水平的真实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创造物质财富，并依靠这一块物质财富的消费进一步提升劳动能力，才能进一步扩张生产。在这种基本的生产关系规定中，平均效率是生产力的代表性指标，也是经济运动的决定性指标。马克思对价值的规定就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尊重平均效率即是尊重价值法则，一切须经过市场的神话就此被打破。

　　人们对一切生产关系改革的进步意义，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规定的基础之上。全民效率所带来的全民利润，是依据剩余使用价值的情况所做的货币发行，社会购买力其实只是帮助效率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劳动者价值由效率指标决定，不仅是企业成本，同时也是社会投资。

　　劳动是质与量的统一，也是效用与时间消耗的统一。劳动以一小时的劳动效果，达到传统效用两小时的劳动效果，这也是以物质增长支持社会购买力增长。所以，在社会劳动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的社会效率决定社会购买力。这是现代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效率增长越快，有实物支持的货币也就允许增长越快。社会财富自然也就增多。在个别生产成为效率提升主力的情况下，资本生产就是依靠生产效率快速增长带动财富快速增长的优势，战胜了封建的小农经济。而现代生产中劳动效用的提升主力，正在由个体为主转向整体协助为主，所以标志新生产方式、新经济秩序的公有制成为历史发展趋势。

　　因为同等劳动时间中效用增长，剩余使用价值也能赋予价值，即社会效益也能折算成价值，这对资本经济法则当然是一个冲击。但是资本经济对封建经济秩序的冲击，不也是依靠效用大面积创新而取胜?电力、铁路、蒸汽机等等，“——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页)。所有劳动效用创新、科技创新都是像桥梁的作用一样，在消费使用中会产生次生价值，因此具有价值增殖能力。

　　通过自创的财富消费提升能力，是社会生产和全民利益互动的立足点。社会平均效率即是全民效率，因为反映生产力的根本利益，也等于代表了社会的根本利益。在这里，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是社会经济循环的一体两面。全民效率的社会动力来源是全民利益，而全民利益的经济来源是全民效率。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反映毛主席的经济指导思想是全民效率层次。但是因为当时具体的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在企业赢利的基础上，企业赢利的法则依然是资本法则。例如劳动者工资是与私企一样来当作成本核算。而我们的税收，我们的社会资金来源，无论是否用于公益，都是取自企业的利润上缴。全民计划实际上是为企业、为资本法则服务的计划，因为企业赢利多少成为全民计划的优劣标准。如果我们要把企业利益置于社会经济的核心地位，那么挣脱一切社会约束的资本自由秩序，就成为企业经营的理想境界和奋斗目标。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尽管“血腥肮脏”，却依然盛行于世的经济基础。

　　以企业利益衡量劳动，就将劳动效用局限于为企业服务的范围内。就好比一项科技成果，明明是对社会有绝大好处，可是因为要经过企业利益的评价，最终会沦为企业赢利的工具。劳动效用因此受到损害。劳动效用在企业利益约束下，一是提升空间极为有限，因为企业利益毕竟是局部利益。二是迅速转向复制效用。因为在复制产品的方式中，企业生产成本会走低，而利润会走高。无数经济学家在这种重复效用的价值运动中，绞尽脑汁的争取利润，计较得失。

　　公私矛盾，如果以“基本生产资料权利归公”为改造标志，那仅仅是社会对产权的权利强制，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种强制能否巩固并取得进步，还要看形成产权的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力基础上所形成的利益核算关系改造的如何。以全民效率指导企业效率，这就是前人探索留给后人的启迪。

　　既然全民效率也能赚钱，那么社会围绕效用创新必定形成新的利益支持机制。这种机制我们称之为效用增殖机制。在这种增殖机制中，国企不再是单纯的资本赢利组织，也是社会效用的创新平台。国企的价值循环既依靠科技创新及社会协作获得全民效率的按比例回馈，也依靠市场交易回馈。哪一部分比例大，要视企业创新状况而定。

　　物质效用在经济运动中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的物质平台。例如工具效用就是劳动所依托的物质平台;汽车与火车效用系统就是我们生产生活所依托的陆地交通平台。平台提升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效应，是一种长期的面式效应。这就好比大桥对沟通两岸的经济作用以及科技对生产的经济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个建桥企业或科技企业获利这种点来计算，而是以经济区域这种面来计算。它对价值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产品交换的按质论价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品的长期消费效果上。所以社会所得到的财富增长不是以个别企业自然数方式的积累增长，而是以倍数或指数形式跳跃扩张。这种依靠剩余使用价值以指数方式增长财富的能力，是个别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机制所无法比拟的。

　　用于知识创新(效用提升)的社会支出是一次性的，而效用收益是全面和长期的。这种短期投入，长期受益;面式扩张影响;指数型跳跃式的增长财富，是社会生产中剩余使用价值的循环方式，也是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在资本生产机制中，财富依靠剩余价值积累，实际就是在争夺绝对有限的劳动时间消耗。财富增长归于个别企业资本，属于点式受益，少数人受益。经济上谁优谁劣在此一目了然。公有制生产方式的这种先进性，决定了其对国际秩序的身份只能是主导与改造者，而不是接轨者。

　　在社会生产中的消费领域。在传统的资本生产方式中，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的交界点是交换。商品交换前是属于生产利益，交换后是属于消费利益。这是因为资本增殖的价值循环圈通过交换环节就能实现，不需要进入消费领域。所以在资本经济中，无论是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管理，消费就是开支，就是成本。

　　生产与消费的利益对立，构成了资本秩序的基石，反映的实际是资本属性的私有与对立。正如商人所言，如果买方和卖方都讲雷锋精神，那生产就无法维持。所以在财富增殖过程(也就是价值增殖过程)中，产品质量对资本生产而言构成了一种外界的强加与制约。生产方的产品价值要想在消费者手上得到实现，那是“惊险的一跃”。

　　由于物质产品的次生价值是在消费领域实现，这使得在全民效率核算制中，所有的消费都变成了生产。这也还原了现实生活中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事实。市场交易只成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中转的一个环节。

　　消费环节一方面将物质效用落实到生产的最终目标――人的效用上(各种生产生活消耗最终都是为人服务的)，另一方面又将消费者支出(凝固的劳动时间，以货币表现的价值)返还给生产领域，使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扩张的物质条件。消费实际上与生产一样，都在为提升劳动效率服务，都具有致富功能。

　　尤其是在人的生活消费环节，因为人的劳动效用可变，所以社会对人的消费投入产出比是不确定的，是可变的。无论是资本增殖还是效用增殖，根本上都是依据消费环节中可变的费效比来扩大再生产。所以就公有制而言，劳动者的消费开支，既是社会生产的周转金，也是社会生产的可变资本，唯独不能视作是只出不进的生产成本。

　　产品消费期就是效用投资的回报期，消费效率左右了再生产的扩张能力，消费结构在引导生产结构，消费能力制约生产规模，消费评价成为对生产的最高评价。在宏观经济中，真正的成本是时间消耗，而不是消费资金支出。

　　既然在宏观上对消费的投入，也就是对生产的投资。我们就没有必要将消费支出尽力压缩。改革前所执行的“高积累，低消费”就显示出典型的资本核算观念。消费对生产能发挥多大的反作用，取决于消费自身的效率和生产对消费能提供多少物质产品。(生产转换率)。消费过程应该看作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生产过程。因此将生活消费能力与生产中的劳动效用(效率指标)挂钩，形成按比例分配关系，成为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公有制经济中，更是应该先行一步，将其制度化，明朗化。

　　就全民效率本身而言，追求的是物质到财富的转换率。使用价值到底需要多少购买力(价值)对应，本质上由劳动的财富转换率决定。也正因此，人自身的生产过程，其对物质消费的比例，也是由社会平均效率所决定。所以生活消费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会人为阻碍物质到财富的转换率，都会人为阻碍生产力所决定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应关系。

　　作为社会生产的核心产业链——人自身的生产过程，其经济作用是随劳动方式的进步而转化。即在重复性劳动为主、资本核算为主的经济环境中，人的生活费用是作为生产的价值损耗和成本出现，而随着科技与协作型劳动的扩张，人的生活费用才会逐步显示生产属性和次生价值。社会对人的福利开支，才会变成回报丰厚的生产投资。

　　不同的生产评价标准产生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大量的基础研究、无偿援助与人文关怀，对资本生产而言，这是亏本运作，难以为继。而对公有制而言，由于提升了全民效率，这恰恰是有赢利回报的生产行为。传统公有制中所出现的教育补贴、医疗补贴、勘探补贴、高铁补贴等等，都是公有制对劳动社会效益的一种价值平衡，不能看作是经济弊病。在所有社会产品中，人是具有最大次生价值(潜力)的产品。全民效率会以剩余效用形成财富新来源的资格，主导与规范企业经营与市场博弈。盲目自私的市场由此向理性有序的市场转变。

　　效用对经济引导能带来的利润优势，当然是涉及面愈广愈突出。一国是如此，数国之间的区域合作也是如此。在全民效率的尺度衡量下，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恰恰成为效用创新、资金投入的切入点。效用的衔接是无国界的。局部经济利益最终借助效用的社会性而走向生产的国际化。当各国都自觉的采用社会平均费效比这样一把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时，国际通用货币，国际价值也开始形成。此时全球的经济活动，服从全球平均效率的衡量，合理安排资源，实现劳动效果全球公正共享的全球化。经济运动的主要矛盾，由对财富运用效率上的竞争，逐步取代对资源垄断上的竞争。

　　社会分配以及社会产权结构围绕劳动效用增殖重构，是时代的发展趋势。产权是经济秩序成熟时的责权利规定。资本产权所服务的是资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一系列权利界定要求。而公有制生产也必须形成自己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机制，才能随之形成公有的或者是全民的产权机制。目前公有制在实行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之后，尽管建立大批国企，尽管财政收支有国家的计划分配，但是因为经济核算只实行资本核算制，就必然要以资本的得失观规范生产经营，规范生产制度，规范生产关系，所以全民的产权机制实际还处于“萌芽”时期。

　　国企的利益主体，关键在于承认劳动权利产权化。这也就等于承认劳动的使用效果(劳动效用)在财富增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劳动效果(效用)像所有者一样要求社会资源围绕其分配，这当然突破了私有资本的局限，并且只有全民所有的社会制度才能容纳。

　　国企的内部分配既包含像私企一样的按技能、按科技创新成果、按文化程度的分类，也包含企业收益与工资支出在总体上按比例分配。这中间涉及三个问题：

　　1、无论是协作还是科技创新，社会效益对企业的回报都是按比例分配。它将公有制的利益格局落实为“效率面前人人平等”， 这与私有经济中的“资本面前人人平等”形成对照。各种劳动只有在效率面前处于平等获利的地位，才有利于劳动者发挥积极主动性。

　　2、符合公有制要求。劳动产权化是从经济关系上落实和保障了“鞍钢宪法”。劳动者在利益分配中落实了主人翁地位，也承担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经济责任。

　　3、符合生产力进步要求。法人代理、知识专利、承包经营、绩效工资等都是现代生产对劳动产权化的推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收益与局部劳动者整体按比例分配，表面上是沟通了个人效率与企业效率的经济利益联系。但是由于企业在社会的效率竞争中也是按比例分配，这就将每一个人的劳动与社会责任、国家利益相沟通。

　　国企劳动产权的组织形式一般为企业党委领导下的职代会。仅仅依靠“三资”企业振兴不了公有制，国企盘活，地方财政才能有“活水”。

　　在效用增殖机制看来，“生产过剩”就是重复效用过剩，而不是最优效用过剩。在一定生产能力的约束下，人们所需的物质产品效用与生产该产品的劳动时间补偿形成对应关系。所以“生产过剩”也是企业利润量超越企业效用水平的表现，低效率劳动产品的含金量大幅度“缩水”，粗劣产品的积压与倾销，正是这部分劳动时间被社会抛弃的表现。加大对效用创新的投入与消费补贴，对落后产品压价清理，是效用增殖应对“生产过剩”的杀手锏。

　　在资本增殖形态下运作，企业处于经济运动的核心地位，企业价值增长、利润增长的目标高于一切。在效用增殖形态下运作，企业的价值增长只有在符合社会利益的条件下才被认可，社会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社会利益对企业而言，不是在企业利润上搞“一平二调”，而是通过全民效率核算分配，引导企业创新与协作。

　　企业与个人生活在价值世界中，财富的物质性已经由价值符号所代表，所以局部经济的生存条件是利润。有利润则等于拥有财富。但是社会生产作为一个宏观整体而言，物的效用，才是现实社会的客观支撑点，是社会基本的生存条件。劳动所采取的种种社会形态，例如价值、利润等等，都是服务于社会物质效用体系，才能体现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所以从宏观经济层次看，财富的物质属性处于生产的第一位。其价值补偿是内洽的，效率是内向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其指导思想。社会生产的宏观范围愈大，社会生产的物质依赖性和效率内向性就愈突出、愈明显。如果是将全球经济视作一个整体，对外就是宇宙，如何实行价值交换?此时宏观生产的物质第一属性、价值自洽性和效率内向性就易于理解。因为劳动总量是一个常量，因此社会所能形成的利润总量也是一个定量。甲的利润增加，不过是乙的利润转移。所以利润目标，并不是社会生产的本质目标。

　　在公有经济的核算上有两种认识。一是在社会生产中强调劳动效用配合的同时，不重视价值对劳动差异补偿的准确可靠。美其名曰“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结果导致社会生产中高效劳动与低效劳动混为一体，劳动的剩余使用价值不能转化为价值，而社会剩余劳动量毕竟有限，形成购买力奇缺。这在苏联体制中表现明显。

　　二是在强调劳动消耗必须反映个别差异的同时，否定劳动效用平台对价值形成的提升作用。对所有的社会功能系统例如医院、教育乃至高速铁路等等，都以资本核算衡量盈亏。社会利益割裂为局部利益，导致社会效用体系瓦解，价值含金量急剧下降(价值泡沫化)。表现在经济中就是以企业利益取代社会利益，企业利润迅速增长，但是因为社会为此支付更多费用，所以企业利润的社会购买力也在加速下降。这在“苏东”瓦解后的公有经济市场化大潮中表现明显。

　　在年度单位时间内，各种效用满足社会的基本消费时间，可视作各种效用的基本作用。例如每年消耗多少钢，多少粮食、多少能源等等。按照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叠加的观点，产品的社会效益也可以视作产品传统效用消耗时间的叠加。由此社会平均效率可以视为总的产品劳动消耗时间与总的产品产出可供消费时间的对应，这是一种粗略评估生产力增长的计算方法。

　　由于效用创新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消费中的时间节约)会在广泛应用中逐渐减少，(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旧软件产品往往还未完全普及就被新软件所更新换代)。所以围绕社会效用而形成的价值增殖计算也应该按照其普及程度和更新速度而逐年减少，直至归零。国企只有持续创新，才有可能持续得到创新回馈。

　　因全民效率指标增长而产生的货币增发，与市场竞争中的利润收入会不会形成重复计算?剩余劳动量与剩余劳动效用(剩余劳动使用价值)的价值增长是各有侧重，但是毕竟都是发生在一个劳动主体上。

　　1、市场交易中也有“按质论价”，尽管是按资本赢利尺度衡量产品质量，但是也反映了部分劳动效用的价值含量。

　　2、当企业自身的劳动效用创新导致自己生产内部的成本下降时，就会形成这个企业的利润计算与社会平均效率上升所计算的购买力重复。

　　3、在社会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应转换中，会有一个有弹性的衔接空间。例如志愿者的无偿劳动、决策错误的无效劳动等等，这种情况会导致社会在滥发货币中，恰好实现了部分劳动的社会效益。这会导致通货膨胀滞后或者减轻。社会中劳动协作愈多，价值与使用价值转换中的弹性空间就会愈大。这或许也是公有制的抗通胀能力要强于私有制的原因。

　　全民效率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就像追求自由行驶的汽车与红绿灯等交通规则的关系一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成分存在。另一方面，全民效率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转换的中介，又深深介入到企业效率的形成条件中。

　　社会是以全民利益(平均费效比)为企业产能的调整底线，而不是以企业利润(盈亏)为调整底线。这就突破了资本利益的应对危机局限，“经济过剩”危机从根子上得到抑制。例如钢铁企业的价值循环条件被全民利益的价值循环条件拉低(社会平均费效比标准)，而钢铁消费范围被拓宽(国家可以对其调配与消费补贴)。既以社会利益消化了过剩产能，又抑制了在利润刺激下疯狂扩张的产能冲动。

　　现代生产中社会效率与个体效率的结合成为新世纪科技进步的新特征。对于这个新生产形态的到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较普遍的称呼是“知识经济”。知识也可视作是效用的逻辑体系，知识成果具体表现为新效用。所以知识与效用本质上一致，在生产中的作用一致。它们反映的都是劳动的共性、劳动的社会性。它们的增长，需要一个依据社会整体利益所展开的协作机制。而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公有制中才有实际的存在，(公有制的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是从社会制度上落实了全民协作和全民利益)。所以效用增殖生产机制实际就是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公有制则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在社会制度上的保证。效用增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形态。由于现代资本生产同样在追求高科技，势必愈来愈依靠效用增殖财富，就这点而言，公有制是世界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

　　只有出现全民效率的衡量指标，并以此形成与全民利益按比例互动的价值链，公有制的经济循环才算基本成形。私有制社会也有支持公益事业的财政开销，但是这种开销是补贴与成本性质，不具有生产性。有没有全民效率机制，是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