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全民效率核算机制，是根据经济生活中各种生产效率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现实，将基本的、占据国民经济主体部分的行业平均效率指标设立为一个集群，按效率总体增降变化增减购买力(货币发行量)并与全民基本收入按比例挂钩，形成每年度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因为科技、协作等因素影响相互转换的基本框架，以此反映劳动的社会效益，扩张财富源泉，校正经济结构，规范市场经济，并形成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效益是现代生产中被压抑的财富源泉

　　在社会产品价值结构的底层，是产品的效率结构在支撑。如果社会价值分配与社会生产的效率结构脱节，经济的价值循环必然紊乱。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要不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不就是跟随市场大潮随波逐利，这都是上下脱节的表现。当私有经济为5%的增长率而欣喜不已的时候，难道社会生产进步能力真的只能有5%?

　　当生产供不应求的时候，生产单位适宜通过大量复制产品追求利润。此时产品量即意味着是财富量。社会根据货币流转速度增发货币即可满足经济需要。当生产普遍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高效率生产会淘汰低效率生产，高效用产品会淘汰低效用产品。高效用既意味着受益面广，也意味着消费者使用时间的节约。对于这种情况，人们一般称之为劳动存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此时对劳动成果效用的社会衡量就不是企业利润尺度所能表达。例如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而言是提高了交通时间的效率。但是这些效率并不是建桥公司的利润收益所能体现。桥梁使用者的交通受益，通过自己内部的资本利润率折算，即使部分表现为利润增长，也已经与桥梁效用无关。这意味着劳动的社会效用一方面在发挥实际的经济作用，另一方面没有在市场交易渠道中取得社会财富的合法身份。

　　在资本核算的约束下，科技创新劳动，协作型劳动这一类能够对使用者产生时间节约的劳动实际是被当作能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劳动衡量，所以我们一边在享受高铁带来的快捷，一边要指责高铁建设的亏损累累，还债款遥遥无期。其实高铁所带来的社会效用，早已经在社会效益上默默补偿资本账面上的价值亏欠。就是劳动者本身，不也是一边被歌颂为社会生产的核心动力，一边要被视为生产成本而竭力将其扼杀么?

　　公有制一方面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劳动和协作性劳动，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资本核算压抑劳动的社会效用，压抑社会财富的涌现。这就是公有经济进步中的矛盾。社会效益没有价值化，意味着大量的高效劳动实际是被当作低效劳动甚至是无效劳动进入社会经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还在于：公有制的经济优势就在于协作，而协作又是主要围绕社会效益展开。如果社会效益没有得到价值体现，公有制就难于立足。毛泽东时代怎么没有全民效率的客观标准?一方面当时社会生产“一穷二白”，在许多生产行业尚属空白的情况下，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复杂的社会经济利益需要一个全民效率作评判依据的矛盾，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工农业体系基本建立以后才能展开;另一方面长期的备战环境也影响生产力标准(全民效率)的正常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公有制经济建设中广泛受资本核算的约束，毛泽东时代大量具有社会效益的劳动没有得到价值体现，是造成当时生产快速发展而货币奇缺的重要原因。改革初期的财富暴涌，也与大量“无偿”或者低价的公共财产，突然具有市场价值有关。当然，这还仅仅是高效劳动的固定资产价值得到社会承认，这还仅仅是劳动社会效益的一部分。

　　剩余价值是企业财富增长的源头，也被视为是社会财富的源头。但是当劳动的社会效用高过剩余价值时，我们需要赋予劳动的社会效用以次生价值，并以此展开新的价值循环，否则生产力的创新与高效机制无从稳定。资本核算压抑具有次生价值的劳动，再加上分配不公，自然是科技进步越快，“生产过剩”的危机就越快越深重。

　　面对社会庞大的产品堆积、产能过剩，传统计划经济是通过计划价格与计划分配来完成劳动的社会实现。劳动创新与劳动效用实际已经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因为计划制定的前提之一是“无过即是功”。即企业只要完成规定任务，又无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即可视为企业经营合格。面对广阔而又复杂的自然界，企业作为社会对物质转化财富的第一线，这一合格标准的门栏明显消极。市场经济直接反映自然界的严酷与复杂，但是以私有利润为经营准则，割裂了社会对自然的改造力量。而全民效率核算以全局利益(劳动效用创新)引导局部利益(企业利润)，以国内使用价值循环(围绕效用创新的价值循环)引导面向国际的市场价值循环。这是把计划与市场的优势做了兼顾，又避免了二者缺陷。

　　社会管理只要抓住一点：生产中是否有时间节约?产品消费是否带来时间节约?如果产能过剩属于第一种情况，那它处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优势地位。社会只要以强制压价的方式就能处理产能过剩。如果产能过剩属于后一种情况，那么这种过剩是虚假过剩。社会只要依据产品过剩量的价值和产品流转速度，直接增发货币。增加的购买力部分由社会部分补贴给产品消费方，部分回馈社会。

　　如果产能过剩不包含时间节约因素，它只是市场过分逐利的后果，是工艺落后、效用陈旧重复的过剩，那么企业的价值循环就应该在社会强行压价中向零利润甚至亏损解体、拍卖的方向过渡。而其中具备技术改造条件的企业，则可以由社会扶持“升级换代”。

　　依据这个逻辑，大规模的架桥铺路，大范围产品更新换代，机器人应用等等带来时间节约的劳动，都无需看市场和资本的脸色，在全民效率尺度衡量下，直接完成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财富交易转换。关键是要打破旧观念，认识到资本效率依靠剩余价值赚钱，全民效率是依靠剩余使用价值在赚钱，而且是以“共富”准则高效率赚钱。

　　生产力先进而又是私有制国家像美、欧、日本等国，面对“生产过剩”危机也可以运用全民效率核算以考察效率“短板”，但是资本运动只着眼于企业生存，还达不到着眼于社会生存的层次，所以资本运动只能服从利润法则，而不能形成全民效率法则。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技术创新，一般都是采用技术垄断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究竟是资本垄断的方式还是全民效率回馈全民利益的方式对技术创新更有利?效用体系的整体性决定了效用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可能一枝独秀。光纤的性能指标、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胜过铜电缆，但只有当商业对线路承载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光纤改造的巨额投资才有回收的依据。由此可见效用开发的最高经济价值要依托社会效用体系的基础部位，才能得到最大体现。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首先是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效用的改善。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才越有实现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深度也随之提高。(因为二者同处一个相互影响的效用体系之中)。这是一个科技应用和科技尖端开发在经济利益上的对应依赖关系，也是一个塔基和塔高的对应依赖关系。塔基越宽广，塔高才能随之增加。依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技术垄断机制(当代资本垄断的体现)，实际后果反而是自身的先进技术发展受到应用上的利益抑制。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