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在中国的湖南省衡阳市发生过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之间震惊世界的一战，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衡阳保卫战。
1944年，日军为了逆转它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提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设想，后来日大本营将此计划命名为“一号作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主要内容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自发动“一号作战”短短数月，河南、湖北、湖南相继沦陷。6月18日，长沙失守。衡阳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战略要地，包括航空、水运、铁路、公路，战略价值远重于长沙。如果衡阳也很快失守，那么日军必然会速下桂林，桂林等西南重镇岌岌可危。一旦这些重镇失守，那么美军在西南苦心经营的飞机场必然化为泡影。
1944年6月23日，日军向衡阳发起第一轮进攻。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奋勇激战，守城47昼夜，中国军队伤亡约15000人，直至阵地全毁，伤亡惨重。8月7日夜，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全与日军谈判，停止抵抗。衡阳于8月8日陷落。
衡阳失守后，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社论不仅阐述了衡阳失守在军事上、经济上对中国抗战即将带来的种种不利，同时分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连连失利的原因：政府一手包办、过分依赖盟国、拒不动员群众——这就是国民党政府自抗战爆发以来一直采取的消极抗战、片面抗战的路线。
确实，回顾抗日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多次会战，虽军队浴血奋战，也不乏像张自忠那样的爱国将领，但屡屡失败，没有为积蓄抗日力量、等待战略反攻而做出积极铺垫。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在军事上历来采取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多采取正面战、阵地战，而不是采取运动战的方法，不是诱敌深入、分割包围、消耗敌人而后歼灭之；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政府和国军一手包办，而不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样，八路军、武工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老百姓接应，抗日英雄神出鬼没，而日本鬼子却晕头转向，在不意中遭受重大损失。
因此，《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提出，要坚持抗战直至胜利，国民党的政策必须改变——变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变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变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变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等等。
毛主席在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几段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论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回顾抗日战争的历程、回顾解放战争的历程，毛主席这段话，不是在国民党身上奇妙地应验了吗？
回顾毛主席逝世后3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再来认真读一读、品一品毛主席这段话，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呢？
今天我们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逐步复活，如何应对？是采取消极的、片面的、少数“精英”分子包办的路线，还是采取群众路线？
面对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全胜？是采取消极、片面的路线，还是采取群众路线？
当下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诸如社会治安问题、分配公平问题，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乃至于拆迁补偿问题、学生考高加分公平与否问题，无不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相联，无不与社会制度相联，因此“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而上述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否让群众满意，是否真正为群众谋利益，都与是否真正实行群众路线有关。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既然是“众人之事”，要把它管理好，当然离不开人民大众，因此说“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今天的人们，是了解历史的。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败退台湾，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失去中国”，都是因为他们藐视群众、脱离群众。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一旦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曾经迸发出多么惊天动地的豪情，曾经创造出多少前无古人的伟业！正因为如此，今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恐怕也不敢正面否定毛泽东思想，他们有时候也援引毛主席的某些语录。
然而问题是，要真正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而不是说好听话忽悠人民、利用人民。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
真正实行而不是空喊“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亲民、爱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那么“虽有危险也有出路”；如果只是嘴上说说、哄骗群众，如果只是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不断地“做秀”，那么“一切必然是一团漆黑”。
“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
这个道理，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当今的某些人士，亦应思之！
附录：
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缅边中美联军占领密芝那的捷报，一会儿就被衡阳失守的不愉快消息掩盖过去了。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
衡阳的重要性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一千四百二十五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二千二百二十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三千万石，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
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美英苏各报都再三呼吁把包围边区的五十万军队调去抗日。他们的重视这一战役，可想而知。敌同盟社承认，六月二十六日敌占衡阳飞机场后，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每日派了一百架以上的飞机助战，轰炸寇军，可见其行动之积极。
我国民众方面，更对这一战役予以充分的重视，而尤其重要的，则是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本报六月二十四日社论，指出了日寇此次犯湘，与以前的“活塞战法”不同，而是要“塞死这个抗战的瓶子”，指出了现在“万事齐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我们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改变，而且要快。如何变法？ 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这种主张，在全国各界各党派人们中都得到同情。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主张，就是河南人士提出的要求追究豫战将领的责任。
但是，我们政府当局的做法又是怎样呢？一言以蔽之曰：原封不动。军委会六月三日发表一周战况时说：“豫中战事，赖我忠勇将士之不顾牺牲，拚死奋斗，终使平汉路南北长达一百二十公里之距离，复归我军控制，敌寇未能遂其所愿。”当面扯谎。替豫战的败绩作掩饰，更不会去追究责任和研究任何经验教训了。六月十日又发表一周战况，把湘战初期日蹙国百里的败退描写为“我军节节阻击，虽尺寸土地，敌无不付予最大之代价！”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除了表功粉饰外，否认衡阳失守会使战事延长，他说：“有人顾虑衡阳倘使失陷，将使战局延长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庆电）七月十日，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般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中央社七月十日重庆电）真是非常写意之至！ 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预。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呵，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
我们的意见，归结起来只是这样：这次衡阳之战，再一次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即使兵多，即使取得制空权，即使武器好，还是没有用的。情形依然与过去一样：“万事齐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本报六月二十日社论曾经说：“国民党政策若无根本改变，则前途的危险可以预见，战事必将继续失败，野战军必将更受损失，平汉、粤汉两路必被敌人打通，苏皖浙闽粤赣诸省必将为敌切断，大后方的抗战基地必将大大缩小，兵源财源必将愈益困难，国际地位必将日益低落，各种危机必将日趋尖锐。”这些话，不久就会应验的。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