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三、正确客观地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知青群体也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的。评价上山下乡，必须放到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状况，国际环境中去考察，与比知青数量多得多的农村同龄青年相比较，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评价。标准必须是客观的，可衡量，可检验的。即是否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否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两条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特别是是否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领导。

　　上山下乡到底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影响，是光明面大还是黑暗面大?要用事实和数据来证明，要看问题所占的百分比。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更不是一些受西方培训，按照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来评判的“知青学者”说了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只有人民群众的评价才是最真实可靠的。

　　历史事实是，解放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领导的。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仍然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它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82年结束，是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物质生产不断提高而变化的。只是在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干扰。即便不搞文革，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上山下乡也是要进行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也不是“失败”，也没有“终结”。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工业能够反哺农业，不再需要大批知青上山下乡，而城镇则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甚至需要农民进城来填补劳动就业岗位时结束的。由于农村现在还存在“三农”问题，所以有了新政治形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派大学生村官。而“三农”问题说起来是经济问题，但如果解决不好，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苏联解体后，资产阶级的学者立即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有的所谓“知青学者”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也迫不及待地宣布“知青梦”终结了，“上山下乡”失败了，然而大批知青至今仍然在关心、帮助第二故乡的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解放后近三十年，有几千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不论是兵团的还是插队的知青，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落后和医疗卫生的状况，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实现粮豆总产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内蒙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来，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新疆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更有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搞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下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胶片产量比兵团组建前增加58%。改变了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

　　在知青柴春泽的推动下，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从1975年试种50亩水稻开始，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垦利县黄河农场的山东知识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硬是把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使这片黄河三角洲成为整齐的条田，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的粮棉基地[]。

　　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1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才有了今天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

　　广阔天地乡的知青和乡亲们通过几年共同奋战，使得7000多亩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7天就能够将全部土地浇一遍的旱涝保收田。把粮食平均亩产不过250来公斤，提高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乡亲们结束了“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境况。

　　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主要靠人肩挑背扛的情况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东风农场的知青，在大山深处，用3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960千瓦的水电站，水利兵团5个团的知青，在景洪地区修建了5座水库用于发电灌溉，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用4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10万千瓦的乌拉山火电厂，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入学率从1965年的84.7%增加到1976年的96%，1978年大规模知青返城后1979年降低到93%[]。初中招生数从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前1967年的198.3万，增加到1977年的2367.7万，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后的1979年降到1727万，以后逐年下降到1989年的1309.3万[]。

　　而且不少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使不少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上山下乡不是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是无法用几百亿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效果如何，应该由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评价，各级地方政府最接近实际，最关心当地的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是最实事求是的。基层群众和政权机构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础，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总和才真正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态度。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山西、黑龙江、云南、内蒙、山西、新疆等地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大量鲜活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上山下乡期间是农村科技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上山下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上山下乡使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了锻炼，成长为各项工作的骨干，知青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明明是解放后对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的整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些人却要人为地用 “文革”把它切割开来，对“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拼命进行否定。他们不看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懂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仅从概念来推导“‘文革’被否定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也应该被否定”，不仅是肤浅和可笑的，而且按照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必定会推导出“老子反动儿混蛋”的 “血统论”。不管这些人怎么费力地否定，你能够抹去农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文革”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历久不衰、弥足珍贵的记忆吗?能够否定他们几十年始终铭记广大知青所做出的贡献，对知识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评价吗?除非你把农民也否定掉!这是人间正道、千古评说!

　　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上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79年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的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的不够……”[]。这些活都是针对“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讲的，他们否定“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了吗?至今也没有一个中央文件否定过。那些把“文革”中上山下乡拿来说事，到底目的何在?很值得考虑!

　　解放以来的上山下乡(包括回乡知青)有3000多万知青，关联几千万的家庭，涉及上亿人口，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如果真的一点问题都不发生，那是天方夜谭。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时间上过于集中，实践中缺乏经验，干部水平参差不齐，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不否认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问题，但，即不应以偏盖全，更不应该用工作中方法的失当来否定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正确的方法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而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就高度重视，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那些把已经处理、解决或正在处理、解决的问题拿出来无限扩大，不讲青年人的责任，只以个人是否获利来评价上山下乡，故意将自己对上山下乡道路的歪曲结论反过来强加到上山下乡政策上，并以此为根据宣布已经有了否定上山下乡历史的必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歪曲甚至抹黑上山下乡，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所指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知青也参加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为国际垄断资本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张目。

　　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违法乱纪问题，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丑陋面，尤其是我们曾经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加上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犹如大风大浪的冲击，使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改造社会的重任。可以说这些丑陋面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黄、赌、毒，贪污、腐败的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一样，也不应该以类似问题来否定上山下乡。我们正视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总结经验，避免今后再犯，而不是否定上山下乡。

　　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和评说是为了还知青历史以本来面目，总结，提炼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中用汗水、热血以致生命凝聚、铸就的“忠诚、责任、奉献”的知青精神，是为了使其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团结全体青年和人民努力奋斗，以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对个人来说，我们确实付出了牺牲。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就不会有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总不能社会的进步，靠别人用牺牲来推动，而自己坐享其成吧?

　　不管你是否自觉地选择了上山下乡，毕竟是融入了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了祖国的发展，为了大多数人幸福的道路。这是一条正道!正因为如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从少年时代起直到逝世，毛泽东一生的个人梦想全部汇入了实现中国梦的洪流中。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学习毛泽东除噩梦、追好梦的宏伟抱负、人民情怀、奋斗精神和世界襟怀。[]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客观地总结上山下乡。现在大力弘扬知青精神，是历史又一次赋予我们的新使命，使它能够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为中国梦加油!

　　(作者葛元仁系山西插队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