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尽管社会现象是以政治形态出现的，但都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并且随之发生变化，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如此。

　　中国的志士仁人经过反复的摸索，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怎么救?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谁来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就是当年摆在我们年轻人面前的历史使命。而“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没认识到“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就是现在出现的：不讲自己的历史责任，只讲个人利益，产生种种糊涂看法，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否定上山下乡的思想根源。

　　一、上山下乡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长期以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明白了，只有发展工业，国家才能强大，不受列强的欺负。然而，1949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新中国成立后，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始经济建设的。党和国家决心改变这种工业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国家面临工业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的全部黄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靠农业来积累资金。因此，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由于中国农业的基本情况是可耕地少，人口多，当时农村人口文盲达到90%以上，推广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基础几乎没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就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也无法完成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更无法解决发展工业必须的新增工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要尽快提高农业粮食生产水平，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办法。这就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去发展农业。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大力号召和安排城镇的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使更多儿童受到了教育。北京市1949年只有69所中学，到1965年增加到567所，学生比1949年增加了9.25倍。上海市区1949年公立中学只有十几所，学生11600名，加上私立中学也只有9万人，到1965年公立中学有339所，中学生达到499600人。[]全国各地的中学教育在解放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人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人需要20000元[]。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如果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老三届”的一部分就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而1967-1970年到农村和农场的知青总数为573.46万。当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总共投入1200多亿基本建设资金，随着每年的资金投入，插队知青也一批批地被抽调出农村，笔者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全部回城了。说明上山下乡，完全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的。

　　正是基于我国当年经济发展的状况：受教育的人数激增，因为经济基础薄弱，缺少资金，不具备都安排到工矿企业的条件，而农村却缺少有文化知识的人。并且生产力的形成是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农业生产的劳动工具价格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能形成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以1955年毛主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刘少奇同志也指出 “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

　　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着重指出，今后城市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可以看到，是周总理首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

　　邓小平总书记在1964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记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15年总计就是1700万左右)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城镇动员了236.86万知识青年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并且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1975年10月20日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1963年12月4日接见参加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的经验交流会上代表时说，知青下乡有三个必要性，一是建设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没有有知识的农民是困难的，需要知识青年去当农民。二是城市青年下乡，可以团结农村青年，稳定农村青年，改变他们不重视农业劳动的精神面貌。三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消灭流氓、阿飞产生的根源，消灭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并且指出，改造农村生产落后面貌主要靠青年，靠我们加强领导，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从此可以看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文革”前就制定了，“文革”中继续执行的一项政策，并不是“文革”的产物。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每年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1949年人均粮食是209公斤，1968年是275公斤。即，六十年代，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距离工业大发展对粮食的要求，比解放初期虽然有所提高，但基本状况没变，仍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这是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然要服从这个主要矛盾。

　　所以，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去做建设强大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解决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正是广大知青和农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使我国人均每年的粮食，在1979年达到340公斤，1983年突破了世界公认的360公斤的温饱线，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知青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无数事实证明，正是知青担当，并且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作—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任务。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发展，使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这其中，知识青年功不可没。

　　因此，上山下乡尽管以政治运动的面貌出现，但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上山下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抗美援朝”胜利后，他们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于是提出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的附庸。他们采用虚无历史，鼓吹“人性论”和“普世价值”，把他们 “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在中国寻找代理人。他们用这种手段使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亡党亡国，现在更是对中国加快了“演变”步伐。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身上，指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另一方面“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并且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知青上山下乡,就是一条“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道路。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转引毛主席的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现在，其现实意义更加明显，是能不能防止苏联解体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使工农丧失主人翁的地位，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的问题。

　　社会主义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只有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责任，懂得需要我们去团结奋斗，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这和中国传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统治者就懂得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艰苦环境中来培养接班人。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他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山西将煤称为“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老百姓都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尽管不全面，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历代统治阶级都看到了，要培养接班人，只能让他年轻时去经受磨难。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悖的，所以不可能践行这种正确的认识。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就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谋利益，所以能够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来培养接班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一例外，年轻时都经受过磨难。

　　周恩来总理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说“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之所以被周总理称为“大事”，因为《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后，必然要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这种传统观念不摒弃，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存在思想基础，就可能变为现实。而使千百万知识青年，永远牢记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农民群众，是关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不说是“大事”。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和对知识青年的期望和培养。

　　1968年12月22日公布了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

　　因为大学生不存在就业问题，可以看出主要目的是培养接班人。

　　“文革”中毛主席看到学生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顽强地表现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反对群众组织的联合，反对“复课闹革命”，1967年5月他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7月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这可以说是提出“接受再教育”的最直接起因。就是要青年学生克服缺点，到实践中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大浪淘沙，从学生青年中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再教育”是在现有的“教育”已经进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城市青年在学校里接受了书本知识的教育，缺乏实践知识，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状况。而工人农民最有实践知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最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所以提出了“再教育”问题，使广大城市青年能够了解国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的新一代，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农民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搏斗，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而缺田少地的贫下中农首当其冲。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只有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劳动人民的伟大，学习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广大知识青年在与农民朝夕相处中，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传递给了知青，影响了知青，教育了知青。现在，知青中看不起农民，看不起体力劳动的人几乎没有，说明大多数知青已经摈弃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我们革命胜利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政权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只有了解了农村、农民，才能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现在各地知青返回第二故乡，想方设法帮助农民致富，甚至直接回到农村扶贫，充分说明了这点。

　　曾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州知青李广生先后捐资超过1300万元,为海南红光农场兴建了一座小学综合教学大楼，为农场中学兴建教师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

　　大连知青孙奎连，是在农村第一个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了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了300多万元，而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曾在东北虎林农场的上海知青宋新华，退休后带着生物农业技术，帮农民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健康的生态大米。60多岁的宋新华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做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和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时间的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1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为了解决农民苹果的储存问题，带着当地农民到河南、山东学习、考察保鲜技术;全国各地的不少知青想方设法为插过队的农村集资铺路，助学......，甚至干脆拿上自己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钱，回到农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原在山西插队的北京女知青程炜，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离职舍家，到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山西省大宁县处于山区的榆村乡金圪塔村搞开发式的扶贫，经过17年的不懈坚持，现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当年，作为带队老师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插队的天津农学院的副院长郝广杰老师，在70岁的时候，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到毛家山，在那里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

　　当更多的知青苦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散，无法出力帮助农民时，原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贾爱春，退休后于2011年带着自有的几十万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结伴回到曾经插队的村子，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在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一个担任了支部书记，一个担任了合作社的社长(董事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的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要比去年有明显的增加。2013年遭受严重水灾，农民仍然保持了上一年的收入。

　　上海《新民晚报》2012年9月25日刊登了这件事的报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看到后，在报纸上直接批注：“读完此文，既敬佩又感动，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上海知青杨晓沪，患有严重胆囊炎，回插队的农村养病，应农民要求组织了合作社，用自己的生命在农村拼搏。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金钱第一的社会风气中，有哪一个群体中能够出现了这么多像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知青们一样的人：在退休后，放弃优越的生活，带着自己的钱，在穷山恶水中，在冰天雪地里，身体力行地帮助与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农民?知青中的很多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帮助与自己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农民，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是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这些时时刻刻关注群众利益的知青都是这个“事业”的接班人。是当代中国的优秀群体。

　　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党中央现在提出的“走群众路线”，“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现在党中央的七个常委，里面有四个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中央委员里也有三分之一的同志有过知青经历。不是说有其他经历的人干的不好，而是有知青经历的人更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更有利于领导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当年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采用的这种方法，现在证明是正确的。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