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和社会主义各国

5、认真学习和领会马恩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正处在最后胜利阶段，但又是一个面临着即找不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正确路线，又失去了后继原则与宗旨的困难时期，所以非常需要这个理论作指导。因为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个理论： 1、可以帮助共产党人掌握无产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和原则立场。2、可以帮助共产党人认清当前自己所处的应该是什么革命发展阶段，从而找到这个阶段中前进的正确理论。3、可以帮助共产党人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划分出这个时期前进运动与倒退运动的界限。4、可以帮助共产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划清功过的界限。

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既连续而又分阶段进行的、直至彻底消灭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最早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后来马克思又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总之，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最终目的，就是逐步分阶段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和由这种制度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和旧的观念。在这个总的革命过程中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革命阶段中，又都有每一个阶段特殊的革命任务、斗争对象和方法。例如，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无产阶级最初阶段的革命任务，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宣传无产阶级理论；革命的对象，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的方法是公开的、隐蔽的宣传或批判。紧接着，革命的任务，就是组织工人革命武装去夺取资产阶级政权；革命的对象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革命的方法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是通过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或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革命的方法，是将资产阶级剥夺去的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进行没收或收买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根据我们现在的总结，革命的任务，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既在一个具体国家内实现的共产主义制度；革命的对象，是消灭正在无产阶级领袖手中，并被他们滥用着的那个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的统治方式；革命的路线是共产党各级、各部门自下而上的选举；因此，革命的方法非常容易，只是无产阶级或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袖团结起来，采用自身革命的方法。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最终目地了。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它是遵循着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完成其全部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过程的。

所谓“继承和发展”，就是首先经过分析和判断，站在前一阶段革命取得的正确成果的立场上，找到下一阶段革命新的理论、斗争的对象、路线和方法，并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例如，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几个过程。

在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封建制度以后，资本主义制度是处于被肯定的地位。当资本主义制度经过了自己的“自由竞争”发展时期以后，坠落成为“垄断竞争”时期，并被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就处于被否定的地位，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就处于肯定的地位。这就是否定与肯定的过程。当社会进步继续向前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内部那对固有的基本矛盾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并被共产主义制度代替时，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又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而共产主义制度就处于被肯定的地位了。这又是一个否定与肯定的过程，只要一个事物没有发展到最后完善的地步，它总是沿着否定之否定规律达到完善的。但是，任何事物的所谓完善，都是相对的，都是对一个具体的阶段而言的。所以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成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了。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也是一个实现共产主义总过程中 “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辨证唯物理论。在运用的时候，即不能脱离开“不断革命论”所规定的总的革命任务、斗争对象和方法——总的革命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总的斗争对象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总的革命方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了不断革命论，就要迷失方向。这是“共性”。同时，在坚定执行“共性”原则的前提下，也要根据“革命发展阶段论”所指示的新阶段、新情况下与旧阶段、旧情况下质的不同的原则，努力寻找新阶段内特殊的革命任务、斗争对象和方法。比如，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斗争对象和方法，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斗争对象和方法完全不同了。脱离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就要产生教条主义，就要走向革命的机械论。这是“个性”。在从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上，伟大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就没有死按照前人的“设想”去执行.。他们坚定站在马恩的“不断革命论”立场上，发挥了极大的革命主观能动性，根据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不太成熟的实际情况，分别坚持了从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和实践，把革命最终引向了胜利。在运用“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在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在从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上，由于在世界上没有产生出第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之前，实现共产主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法，必须要从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产生并被总结出来，没有预先规定好的正确道路可走，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漫长、痛苦的、先后五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教训阶段。这个教训，主要就是没有找到在新阶段内继续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正确对象。所以，在这个阶段中，社会主义国际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还是根据伟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里，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提出来的一个“设想”：即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利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通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这样，就在找不到新阶段内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正确对象的情况下，只好抛开阶级斗争去长期单纯的发展生产力。同时更加错误的是：认为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只要通过在社会主义阶段内发展生产力，就能和平长入共产主义了。他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5——256页中说：“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当然，就是在我们今天认为，这样说也是对的，是首先从严格的长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问题的。因为这时还不可能从发展着的政治的观点提出问题来。伟大列宁的这一“设想”，在苏联从1937年开始实践，在中国，从1956年至1958年开始实践。但是经过社会主义各国先后五十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标准、（为中心）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以后，不仅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共产主义，反而都程度不同的普遍向资本主义倒退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都遭到了空前的挫折。然而，在这个“设想”已经实践到走投无路的紧要关头，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提出继续“一百年不变地”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点也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倒退，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执行以经济建设为标准实现共产主义的错误，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造成的。

这样，如果说以前的社会主义各国执行以经济建设为标准，还是想诚心诚意的通过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去实现共产主义的话。那么这一次继续执行“一百年不变”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就另有打算了。他们提出一个错误的理论：说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又说这个阶段是每一个想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国家，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认为即便实现了社会主义也是偶然的，巩固不住的，因而是错误的，误入歧途的，极“左”的。并且说，后来中国经济发生的一切坏现象，都是没有执行这一理论造成的。说“共产主义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没有希望”。也就是说，再经过从“春秋战国”到现在这样长的时间，共产主义都没有希望。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可望而不可即和遥远将来的需要后人执行的事情。他们看到苏联一下子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提出：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软着陆”。总而言之，是“殊途同归”。这就从理论到行动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仅没有从最初完全合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搞经济中吸取了经验，也没有从后来长期超过合理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搞经济中吸取了教训。

人们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在逐步剥夺地主、资本家剥夺去的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以后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尽快增加物质财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也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为这时，按当时的想法，已经彻底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会从劳动人民中迸发出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大大提高。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繁荣时期”。但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最合理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按照我们的理论，它只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还有整整一半起着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没被消灭，并且它这时正好在无产阶级领袖手中被滥用着，就长期单纯搞经济了。所以在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繁荣时期”出现不久，就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败时期，开始产生社会弊害。这种衰败的情况，当然会与各国的革命情况不同而不相同。例如在当时的苏联，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它的胜利必然会遭到国内外资产阶级长时间激烈的疯狂反扑。苏维埃政权为了消灭这些敌人，就必须努力增加生产，用充足的物资去支援前线。这不仅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后是这样，而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整个时期都是这样。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是“当墒的牛儿先受苦”。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在苏联还是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因素，延缓了单纯搞经济的社会主义衰败因素的发挥和发展。但是，苏联巩固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必然不多，在社会主义走不下去时，就认为只能直接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轮到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从1956年起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单纯搞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败因素就立即普遍的显现出来了。中国的经验教训比苏联多，中国经过了单纯搞经济的教训阶段，又经过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方向去寻找经验的阶段,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没有找到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正确对象，但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阶级斗争发展到了极端。任何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最后让人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占据的那个政权，才是资产阶级不能彻底消灭，共产主义不能实现的唯一根源。形成了一个“骑着驴找驴”的局面。我们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的理论，就是从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找到的。

可是，一些抱着剥削阶级旧社会传统观念的人说：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是这样：每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以后，都会出现一次生产大发展和社会欣欣向荣的新高潮，可是过不了多久，这个高潮就会低落下去。可是他们闭眼不看，推翻前一个阶级后过不了多久，这个新的阶级就取代了旧阶级，开始残酷压迫剥削老百姓了。他们把这看成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规律，对社会进步的看法悲观失望，把老百姓叫做 “老背兴”，说谁当了官也是压迫剥削老百姓。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但在剥削阶级没有发展到最后灭亡阶段之前确实是真理。现在终于可以正确的回答了：就是过去的革命都不消灭剥削阶级共同使用的维护私有制生产方式的统治方式。因此，过去的所有剥削阶级革命，都是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可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这样。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多次，在这里就不说了。在这种正确的回答面前，每一个共产党人就不应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而是要在坚决肯定无产阶级“不断革命论”的总任务，总的斗争对象和方法前提下，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得出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的斗争对象和方法来。

我们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是很关注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但是，他们并没有机械的遵守这一原理，他们说：当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消灭剥削阶级的每一个成熟阶段，新的生产方式已经产生出来的时候， “阶级斗争就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了。马恩曾多次说过：“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的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可是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竟然站在“唯生产力论”立场上，提出所谓“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并借此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还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方向。既然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那还要共产党人的根据一定物质条件具备情况下的革命主观能动作用有什么用？恩格斯在晚年曾经对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过这样的批判：“他们总是把我们的唯物史观加以歪曲，把它说成就是经济上的机械论和自动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是根本否定人类和思想的积极作用的”。恩格斯最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

其实，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条件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由工人阶级创造出来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指出：“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这个“社会祸害”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和维护这种生产方式性质的统治方式。所以，共产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同一个物质条件成熟基础上的几个不同革命发展阶段，并不是还要在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内重新长期搞经济才能完成的。

我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过程、总任务比作攀登一座山峰。过去的无产阶级前辈已经攀登到四分之三了。所以过去的理论与实践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必再怀疑它。只是攀登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也就是攀登完四分之三以后，不可能紧接着就找到继续攀登的道路，因而在原地徘徊了先后五十多年，不仅没有前进一点，反而倒退了不少。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总结这先后五十多年的历史教训，从中找到继续攀登这四分之一的正确理论。

在世界上没有产生出第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之前，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也是两个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但都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是从经济制度上彻底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而共产主义革命，是消灭管理方式方面的私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方式，是从政治制度上彻底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实现各级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力，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达到无阶级社会。但是这个过程，只有等到世界上首先产生出第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之后，再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那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紧接着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不是两个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只是一个非常短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阶段。

如果弄清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性，是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划分的；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性，是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划分的以后，我们也就可以划分出处在这些阶段的无产阶级领袖功过的时限了。例如，斯大林同志在1936年之前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阶段。这时他的成绩是主要的，所犯的错误属于前进运动中的错误。而1936年以后，他的成绩就是次要的，错误就是主要的，不可克服的了。因为这时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已经应该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了。可斯大林同志当时又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的错误就是这样犯的。

不少同志会这样说：难道斯大林同志1936年以后的镇压反革命，二战中反法西斯战争和卫国战争也是次要的，错误的吗？

我们一定要分清革命的主次。1936年以后，斯大林同志确实为无产阶级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唯独没有消灭自己手中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已经变成社会唯一公害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因而不能把经营管理方式变成公有制，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挫折和最终失败。请看：假如我们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的理论”要是正确的话，到底哪个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呢？当然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方式。

我们中国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也必须这样划分：1956年至1958年之前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所犯的错误是属于前进运动中的错误，是可以克服的。而1958年之后，也是因为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没有把经营管理方式变成公有制，所以成绩就是次要的，错误就是主要的，而且是不可克服的了。例如，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对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等这些存在于共产党领导中的资产阶级坏作风，不到资产阶级彻底消灭之后它是永远克服不了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时反对这些坏作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是有好处的。但在1958年以后，我们干的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方式的革命，是单纯的搞经济。因此，那些资产阶级坏作风就要急剧的发展蔓延，就克服不了。例如，在1958年执行总路线、大已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同时产生的五种歪风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结果，后来的中国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时期，这些坏作风也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更谈不上是什么坏作风，简直就是普遍的正常作风了。

我们把我国1956年至1958年前后的工作比作打仗：1958年之前我们本来顺利的消灭了那时应该消灭的敌人，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1958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只剩下个别的私有制。但是更凶恶的敌人还存在，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就认为在这里没有别的敌人了。一些人认为：如果还有敌人，就是这少量的私有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少量的私有制不是主要矛盾，从而认为整个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落后的矛盾”。其实“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统治方式的私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等隐藏的敌人真出来了，而我们正在忙着搞经济工作，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请看：这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1958年以后，没有找到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正确对象造成的吗？

以上我们说的无产阶级领袖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们个人造成的，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自身的发展进程造成的。在实际运动中，当革命发展到某一阶段，作为领袖人物适应并顺利的领导了这段革命任务，做出了很大成绩以后。由于这个革命必须向下一阶段发展，而领袖人物却不一定能即时的发现并且跟上，因为要有一个寻找教训的过程；在这个教训没有找到之前，领袖人物的思想或行动还只能停留在原来的旧阶段上，用旧方法去处理新阶段的问题，他就要犯错误。其实谁处在这个教训还没有走完的阶段中，也是一定要犯错误的。正是有了“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客观要求的帮助，我们也把无产阶级领袖的工作按“阶段论”分开。某个无产阶级领袖，他所处的到底应当是哪个阶段？他所应当完成的革命任务倒底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作出正确的评定。因为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领袖都不可能适应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过程。用这种观点看，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虽然在“不断革命论”中给后人正确的规定了总的任务、斗争对象和方法，但从“革命发展阶段论”上，他们的时代，毕竟是写作和宣传革命理论的时代。他们不可能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怎么回事。伟大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同志，他们的时代，毕竟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至于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理论，由于他们谁也不可能经过社会主义教训阶段的全部过程，所以总结这段历史的任务就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而只能由他们的后继者去完成。

我们写的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理论，即使还可能有一些不正确之处，只能当作“抛砖引玉”之用。但是，只要科学社会主义胜利以后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研究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比起那些研究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争取更多的民主，研究“依法治国，廉政建设”。研究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尽快跟世界“接轨”、“挂钩”，如何尽快实现“多党竞选制”等等更有意义。

现在中国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都在脱离实际。不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因而找不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正确办法。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跟历届无产阶级领袖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设想”，特别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一个体系的工作，成为一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时具进”的理论工作。结果所起的作用，是在到处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本来就是错误的基础上，错上加错地论下去，做全盘复辟资本主义的工作。有的则干脆认为共产主义理论是错误的或长远的，只能研究怎样死心塌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

我们希望所有的共产党员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要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旧观念。必须确认；“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和社会主义各国”。然后，坚定的站在这个立场上，努力研究实现它的理论，为彻底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绝不辜负一百多年来世界人民，为了共产主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和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