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众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概括来说，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
这一权利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综观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被发明出来并合法化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最底层的大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话语权，他们因此拥有了反抗官僚压迫，监督精英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这种权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人权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并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今天，我们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凡是热爱互联网并且体会到互联网好处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宪法》，是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主流精英视为圣物《“五月花号”公约》。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许多批判和指控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大众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所谓“逼供信”)就成了大众监督精英时的一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些冤假错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权力的人，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官僚集团，使得巨量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成为一种必然。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大家可以去考虑。
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
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总人口中居于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不用申请，也不用注册，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大众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在今天，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极力推崇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啬地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的时代，这种矛盾的态度是令人费解的，也让人们怀疑他们追求自由的诚意。
文革的群众组织，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并成为大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创造条件。
三是创立了草根民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则负责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大众的新鲜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大众，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总之，文革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文革的失败，除了说明民主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愚公毛泽东为什么失败?
文革之所以失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关于大民主的实验，威胁了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本能的或有意识的反扑。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汉“七二0事件”：受官僚支持的群众组织和一部分部队，在明知毛泽东坐镇的武汉的情况下，仍然绑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毛泽东被迫紧急离开武汉转往上海，用当事人王力的话说，毛泽东蒙受了他成为党的领袖以后的空前耻辱。在一定意义上说，“七二0事件”对文革历史的影响，堪比“西安事变”。它使毛泽东意识到，文革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为避免迫在眼前的内战危机和全国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着手对文革的进程作出重大调整。
但“七二0事件”仍然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所希望唤起的“上帝”——即工人阶级——其实对毛泽东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在文革中，学生红卫兵只是一股突击力量，并不能决定整个文革的胜负，农民则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成了文革的对象，而知识分子也对文革持反对态度，因此文革的胜负就取决工人阶级的态度。毛泽东曾经发出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对工人阶级寄予厚望。表面上看起来，工人阶级也热烈地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各种群众造反组织，积极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并组织了“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文革的意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在“起来”之后，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争无法自拔，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使受到重创的官僚能够以整顿派性为名东山再起，即使在毛泽东明确发出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最高指示”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在文革激烈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在官僚无法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群众的情况下，受到官僚支持的“保皇派”，在客观上扮演了官僚近卫军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在“七二0事件”中冲锋在前，逼走毛泽东的“百万雄师”，其基本成员正是工人。
在文革中，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政治不成熟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是文革前“17年”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社会声望很好，福利待遇也优于许多其他社会阶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你能想象西方的中产阶级会成为西方体制的革命力量吗?
但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他们不能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占领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团结的、革命的力量制衡乃至取代官僚，则他们现有的地位和利益会在一种名叫“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失败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成熟，并不为过。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三千万工人的“饭碗”，作为一种改制的代价，被轻易地“付出”了，工人阶级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总之，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败，已经并且将继续付出惨重代价，究竟伊于胡底现在还很难说，但历史女神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工人阶级第二次“领导一切”的机会，则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实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第一，敢于向不可能挑战，挖山不止，永不放弃;第二，感动“上帝”，“上帝”(即毛泽东所指的人民)的倾情加入，这才是“移山”成功的关键一环。
在“七二0事件”后，李讷及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曾听到毛泽东常吟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开始李讷还以为毛泽东是在感叹被审查的王、关、戚等人，后来才意识到毛泽东是在感叹他自己——很可能，“愚公”毛泽东意识到，在这次“移山”工程中，他无法彻底感动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复，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无法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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