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毛泽东—兼答陈永苗《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兼答陈永苗《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的一个著名典故，自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题为《愚公移山》闭幕词之后，这个典故在中国逐渐变的家喻户晓，“愚公移山”从此也成为表现中国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的精神特质的典型用语。

　　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实正是毛泽东的一种自况，愚公移山也是对毛泽东一生经历的一种真切描摹。因为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样，不断地进行着“移山”工程——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

　　公平地说，大部分的“移山”工程，毛泽东干的都很成功，年龄稍长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等都曾经被成功地移除过(它们现在的卷土重来则是另一回事)，但最后一次“移山”工程，我指的是文革，他却干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后，伴随着一次懦弱的政变，文革成了一场惨败。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毛泽东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想通过文革移走的“山”指的是谁?文革为什么会失败?

　　毛泽东是追求彻底民主的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问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个“窑洞对”的故事，近年来被引用的比率相当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执政党履行历史承诺，也有人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在我看来，毛泽东对这个承诺是相当认真的，并且始终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发动以“大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进行“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负责”。今天，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官僚阶层——的长期妖魔化，政治运动似乎成了“疯狂”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历史的真实是：“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这可以解释新中国前三十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1970年代末，一恢复高考制度，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觉得自己面前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的缺位，对社会下层的学子来说，向上提升的机会是充分开放的)。

　　从逻辑上说，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与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精英对精英的监督变得不再可能，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大众对精英进行监督的渠道，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否定政治运动，实际上就等于拒绝任何监督。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宣布“20年内不搞政治运动”，同时又明确拒绝全盘西化，不搞三权分立，演变到了今天，已经到了“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的地步，岂非偶然?

　　如果说，在文革前进行的政治运动，还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因此常常被当权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顺势用来排除异己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毛泽东显然想纠正这种错误，转而号召“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20日)。而官僚对这一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是心知肚明的，在“二月逆流”，就有当权派官僚借陈丕显来京问题向这一口号发难：“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当然，当权派的“辩证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也心知肚明。

　　令人费解的是，主流知识精英在否定“政治运动”这一点上和官僚保持了高度一致，完全不愿意承认政治运动有任何民主性，这和他们在口头上经常表现出来的对民主的热爱颇不相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我想和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也同时成了大众的监督对象，失去往日的优越地位，和官僚成了难兄难弟(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关。看来，民主并不是主流知识精英所真正热爱的，他们能够主导、领导的“民主”才是他们真正热爱的。

　　毛泽东的努力，也得到了“窑洞对”另一方黄炎培的认同。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盛赞国家的建设成就。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当其时也，黄已逾74岁，和毛有着不同一般的私交，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奉承而故作谀词。

　　关于民主，毛泽东还有一段比“窑洞对”更为透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根据“批注与谈话”的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对民主的解释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了。从这段批注和谈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文革时他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的端倪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态。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说，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

　　愚公毛泽东的难题

　　那么，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一般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来概括，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概括其实忽略了一个当时最强有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或者叫“党—国精英”)。这个阶层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副产品”——由于中国革命被迫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各级官僚，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斗争经验丰富，具有捍卫政权的强烈意志，并且垄断着包括党、政、军、人、财、物在内的全部资源。

　　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礼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精英集团，已经荡然无存——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在敲锣打鼓地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已经被“赎买”;西方势力已经退出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处于被改造的状态——唯一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就是官僚阶层。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官僚俨然庞然大物，没有天敌：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示拥护，知识分子也很恭顺。

　　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后一座。对他来说，麻烦的是，这个官僚阶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亲手缔造的，并在他的带领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但现在又成了他领导中国走向民主的最大障碍。如果毛泽东能够成功找到解构官僚权力的办法，或者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官僚阶层构成有效制衡，则中国不难从此走上民主的坦途，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之，如果听任官僚控制一切，中国革命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已经获得的革命果实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丧失。

　　当然，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为止，这个官僚阶层基本还是“红色”的，它的革命锐气和理想主义色彩还没有完全褪去，在毛泽东的严厉监督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它还没有来得及腐败(这一点后来给文革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权利，不能对其进行制约的情况下，“红色”有可能变成“灰色”，甚至有可能变成“黑色”，所以，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实行民主。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官僚阶层还是“红色”的以及还不够腐败这两点，不仅党内干部对文革不理解，甚至党外干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曾亲口向毛泽东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官僚阶层的本质及其演变趋势。

　　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由官僚阶层或“党—国精英”垄断一切权力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必定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其前景，要么是继续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一个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倒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两种可能性，后一种变成现实的几率最大，而且几乎成了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主流学者对此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来作终极解释。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官僚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天敌，在列宁、毛泽东这样对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并有能力抑制他们的领袖去世之后，如果官僚决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会打破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神话、意识形态、教条和制度框架，尤其是使“人人平等”的口号变得虚伪。社会主义的失败，使资本主义显得很“成功”，重建资本主义于是成为“潮流”。至于第一种可能，则除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悲壮实验之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付之阙如，究其原因，也在于官僚们拥有垄断性权力，他们不可能发动一场以自己为对象的革命。

　　实际上，由于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党—国精英”长期保持红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彻底坚持民主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换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