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也是西藏最复杂最艰苦的时期，是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用脑子最多，对西藏指示最多，不仅马列主义与西藏实际结合好，也是毛泽东思想大发展和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时期。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中将发言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座谈会”6月27日在北京举行，50多名在京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

　　以下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我军进入西藏的前线指挥员阴法唐中将的发言：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今日，华文交促会，在这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三周年座谈会，并邀我参加，我非常高兴。首先对这个庆祝活动表示热烈祝贺并对华文交促会表示衷心感谢!

　　总书记习近平同志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庆祝党的生日，就是要回顾过去，瞻望将来。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就是最辉煌的业绩。本来还有一个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祖国西南边陲的伟大业绩，但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有很多误传，更不要说中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了。

　　从内部说，也很难怪，和西藏闭塞，透明度差，宣传不够等也有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10月13日，毛主席是把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任务开始是交给西南的。11月23日，毛主席看到二野正进行紧张的大西南战役，而西北早已没有战争，又听说青海去西藏道路平坦好走，班禅及在甘肃，青海的西藏人都在西北的范围，所以改为西北执行第一任务，第二任务为西南局，进去后由西南管理。

　　这时中央对入藏任务虽然下达了，但并没有要求那么急，直到1949年底，毛主席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思想。

　　1950年1月2日，毛主席看到彭德怀同志的报告3天后，即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刘、贺。将进军西藏的任务又赋予西南局。为了引起重视，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又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各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设。

　　刘伯承、邓小平看到这个电报后，对毛主席解放西藏的迫切心情和决策已心领神会，西南局立即研究贯彻执行这一重要指示的意见，拟定了以二野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并于1月7日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于1月10日致电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表示完全同意该计划。

　　1月18日，刘、邓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十八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新、滇各派一支部队作向心进兵的部署。中央于1月24日表示同意。进军西藏成为党的既定方针后，就是以什么方式进军西藏了。中央期望和平解决。只派人直接去拉萨谈判就有四次，特别是最后一批，甘孜白利寺第五世格达活佛走到昌都，英国人出点子，既不让他去拉萨，也不准他回去，以至把他害死，西藏完全关闭了和谈大门。我党忍无可忍，不得不以战促和，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我军消灭藏军大部分主力(包括起义和投诚)共5700多人，解放了昌都地区全部和那曲，林芝地区的部分地区，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妄想阻止解放军进藏的美梦，打开了和谈的大门，奠定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基础。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不安，一片混乱，是走是和争论不休，直至达赖到达西藏南方边境亚东后，才正式决定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来京谈判。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1951年4月底开始谈判至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此后，进藏解放军就成了和平进军。部队刚到拉萨不久，以十八军为基础成立的西藏军区成立前后，以代理摄政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操纵支持组织的伪人民会议，包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中共西藏工委驻地，并要向中央代表请愿。他们实际上是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想把解放军赶走饿跑。鲁康娃还猖狂地对张国华说“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根据毛主席指示，要我们公开地在政治上采取攻势，责备他们的无理，但实际上采取让步的策略，坚持撤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但不查办，并不在改编藏军不成立军政委员会。

　　这样，我们没进西藏前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我们进藏，进去了又想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处理了伪人民会议事件，就算站住了，但因供应问题末解决好，仍是末站稳，直至1954年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才算站稳了脚跟。又由于达赖、班禅联袂进京，西藏出现了好形势。

　　当时我们过高估计了形势，即过于乐观，就准备进行改革的准备，大宣传、从内地大调干部和吸收本地干部，积极发展党员团员。因此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昌都地区出现局部叛乱。

　　在此情况下，毛主席提出“六年不改”的方针，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改不改，还要看那时的情况，就是改革，也要和平改革。这样就稳了下来，但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幻想永远不改，甚至要搞独立，并终于在我们和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合作共事八年后，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西藏全面的武装叛乱。在他们撕毁“十七条协议”后，中央自然不能再执行六年不改的方针，在达赖外逃叛，乱武装向我们党政机关和西藏军区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即于1959年3月20开始平叛，中央决定“边平叛边改革”，国务院于3月28日撤销西藏地方政府，由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西藏包括上层爱国人士在内的人民看了8年，比了8年，想了8年，感到还是中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解放军好，从此就支持，支援、参加平叛，并积极要求和拥护改革。从解放军来说，除西藏驻军以外，成都军区部队、兰州军区部队都有的紧急调入西藏参加平叛。在中共英明领导，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直接领导指挥下，全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支持下，共用三年就彻底平息了西藏的叛乱，同时和地方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全区的民主改革。推翻了僧侣贵族政教合一的统治，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农奴、奴隶翻身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

　　在此形势下，我们又犯了错误，就是急于搞社会主义改造，办农牧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又带来了不稳，有的农牧民认为，刚刚分到手的东西又要归集体，思想想不通。中央发现后，又来个紧急刹车，决定五年不办社，连试点也不搞，办了的也退回去，并确定了稳定发展方针，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五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不仅要彻底完成民主改革，还要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经济，这样以来，生产大发展，生活显著提高，出现了西藏解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也称黄金时代。

　　在此基础上，1965年西藏正式成立了自治区。

　　综观以上，从解放军进藏到西藏自治区成立16年中，包括前8年和后8年，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推翻了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反动统治，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祖国大陆完全解放，西藏完成了民主革命，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段也是西藏最复杂最艰苦的时期，是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用脑子最多，对西藏指示最多，不仅马列主义与西藏实际结合好，也是毛泽东思想大发展和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时期，党的战略战术、改革策略特别精彩的时期，从而带来了伟大辉煌的成就。这就为西藏今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称得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典范。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纪念和继承和发扬。

　　本文由讲话者本人整理而成，题目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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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阴法唐】

　　阴法唐(1922-)，山东肥城市桃园镇张里庄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政治活动家、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2年生，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张里庄人。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

　　主持西藏工作期间，成功的抵制了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对西藏的渗透和破坏 ，维护了西藏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1938年7月，阴法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肥城县保安队，该部队10月改编为范筑先的十七支队，11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活动于泰安、肥城等县。曾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总支书记。1940年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后改为冀鲁豫边区二分区)组织干事，1941年任濮县大队政委、中共濮县县委委员。在一次反扫荡中，曾以不到一个中队的兵力，英勇抗击日军汽车部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1945年任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深入农村，动员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对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豫军区(后改为第二野战军)先后任第一纵队58团政治处主任，59团(后改为五兵团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政委、团长兼政委。参加过陇海战役、鲁西南战役、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大西南等战役。其间，比较大和激烈的战斗有山东荷泽地区的东明战斗，陇海战役中的吕庄战斗，大别山高山铺战斗，淮北汝南战斗，淮海战役中的小马庄战斗，大西南战役中的追歼宗希濂的战斗等。在吕庄攻歼国民党一八一师的战斗中英勇负伤。[1]

　　1950年，接受进军西藏、解放和建设西藏的任务。时任52师副政委的阴法唐，和师参谋长李明为指挥的右路军，经过15天“千里大迂回”的行军，到达指定位置。同年10月初发起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取得了昌都战役的伟大胜利，为政治上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之后，历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西藏江孜军分区政委，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后改为地委)书记、西藏工委委员。1959年任某平叛部队第一政委，参与和指挥了平息西藏叛乱的战斗。[2]

　　1962年印度向西藏蚕食挑衅时，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任对印反击作战前线指挥部政委。反击战胜利后，为毛主席接见的5名对印反击作战人员之一。1963年任西藏大军区政治部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因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进行坚决地斗争，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71年调出西藏，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落实政策后又恢复主任职务。1975年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78年底任该军区副政委。

　　1980年，由于达赖派西藏参观团煽动“西藏独立”等原因，西藏出现不稳定现象。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第二次进藏，被中央任命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同时被军委任命为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在此期间还被选为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第三届政协主席。

　　第二次进藏后，立即加强对达赖集团的斗争，稳定了局势。并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种政策等，使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西藏很快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继而，着重抓了民族团结和经济工作，改革开放和治穷致富。在大批汉族干部(包括内地去的其他民族干部)内调，达赖集团捣乱和其他干扰情况下，西藏出现了国防巩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虽然从1981年至1983年连续3 年自然灾害，1984年农牧民人均收入仍从1979年的100多元提高到310多元，从全国的28位跃到第20位，实现了大幅度增长。

　　1985年7月调出西藏，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从1978年起，连续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巴友好小组成员。

　　自1982年起，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阴法唐离休后，从1998年到2001年，每年都要重返西藏考察工作，仍情系西藏，关注着西藏的经济建设。

　　1938年初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343旅组织干事，冀鲁豫军区县大队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第二野战军团长兼团政委、师副政委。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和进军西藏。

　　1950年，时任第二野战军18军52师副政委的阴法唐随部第一批进军西藏。1952年后，历任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书记兼西藏军共分区政委，西藏军区、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政委，1980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西藏自治区第三届政协主席。198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委，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