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首先是从蒋易澄出生后开始的。广播室“一个钉子一个眼”，播音时间是固定的，迟到一分钟，全矿都知道了。李桂珍只能给领导打报告，离开广播室，去办公室当打字员。到女儿3岁，该送幼儿园了，可矿区的老师怕铀辐射，走得没剩下几个。没办法，李桂珍办了停薪留职，陪女儿去市里上幼儿园。那时她才26岁。
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顿时有些捉襟见肘。年轻的李桂珍也不习惯当闲人，她在公园旁租了间房子开饭馆，铺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独创的清蒸鸽子这道菜在当地颇受欢迎。可好几次中午忙完生意，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
李桂珍“像疯人一样”冲出饭馆满世界找。她问路旁卖冰激凌的：“大妈你有没有看见我家姑娘?”问街边卖烧烤的：“大姐，有没有看见我姑娘?”谁也没看见。正哭得稀里哗啦，饭馆里的小工追出来：“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后面睡着了。”
担心孩子有一天真会丢，李桂珍把饭馆关了。
“得到这样就必须放弃那样。”20多年后，李桂珍说得轻描淡写。她刚在厨房里忙乎完，做的是黄焖鸡，曾经的招牌菜之一，鸡肉又嫩又入味。如果饭馆继续开下去，她应该是个好厨师。
“女人嘛。”她用这3个字结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儿7个月大时她参加成人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孩子吃着奶，丈夫又老出差，考虑几天，她最终没有去学校报到。
“我没有办法，自己放弃了嘛。如果那时把文凭读出来，我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就不会走下岗这条路了。”李桂珍的声音低沉下来。
这件事蒋易澄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准备论文时，她在厂志里找到了印证：“着重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培训……送大专院校系统培训10人。”蒋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个箭头，用蓝色荧光笔在空白处写道：“妈妈成人高考的遗憾。”
可她一度对这件事有些反感。母亲说多了，她有时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别讲了，烦得很!”
“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嘛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为没有文凭被别人看不起、被各种‘卡’，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写毕业论文的这两年多里，蒋易澄学会了宽容与倾听。她采访自己的家人，听他们一遍一遍讲过去的事情，尽管很多讲述与她的论文没什么关系。在退休人员安置点采访完，她给那些独居的老人拍照，之后专程送过去。
“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倾听，另一方面，甚至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讲，诉说了以后又怎么样，现实状况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干脆选择不说。”她的声音有些低落，“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能诉说，也挺好的。虽然我听得太多了，不觉得稀奇，但是总有人不知道吧，总有人会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
毕业论文是女儿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访。当问到下岗这件事，蒋易澄踩到“禁区”了。
“你写这个东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种(深挖)，不要影响你的前途，过都过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个马蜂窝了。真的!”李桂珍嘱咐女儿。
1999年，李桂珍下岗。有数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全国下岗工人高达2818万。
刚上初中的蒋易澄并不清楚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忙着写东西，看资料，经常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才听说，母亲和其他一些职工在联名上访。
早在李桂珍下岗前，“七矿”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由于铀矿山资源枯竭，“军转民”的小项目效益不高，企业一直亏损。厂里领导鼓励职工自谋出路，蒋易澄的父亲是技校毕业，有文凭，找了个机会调到市里给领导开车了。
李桂珍没有这种机会。她接到单位电话，回去开了3天“动员会”。领导在台上说，“七矿”转过年就要破产关闭，职工能调走的调走，接近退休年龄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买断工龄，能拿到四五万元的“退职费”。李桂珍选择“买断”，然后用退职费在市里开了间杂货铺。
可实际上“七矿”坚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产，没有响应动员“买断”的员工照常领工资，挨到企业破产时接近提前退休年龄，直接回家领退休工资了。李桂珍醒悟过来，企业“减负”，自己被“就地解决”了。“就像一个圈套”，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和同事写联名信上访。
在蒋易澄的观察中，这件事对母亲是个巨大的伤害，也促成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母亲意识到曾经那么赏识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统也有欺骗、唬弄自己的时候，为它作了那么多奉献，也应该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母亲也意识到，曾经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大树’，总还是有枯萎、倾倒的时候，不能不早一些丰满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来。”她在论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识觉醒”的代价是：丈夫被单位领导叫去谈话，家里的小卖铺被定为“黑据点”，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单”。她不想连累家里人，“干脆离婚，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这个公道讨回来!”
蒋易澄的爸爸当然不同意。“倔成什么呢，呵呵。”接受女儿采访时，他只是一笑而过。可李桂珍在论文里看到这句话时哭了。丈夫当时安慰她：“你就在家呆着，我有吃的，也不会饿到你。”她觉得自己当年没看错人。
母亲争取利益这件事，蒋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时间她经历的思想上的压力。她要顾虑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让她妥协，她会挺痛苦的。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一想确实，哎呀……”她突然停住，说不下去了。
争取权益失败，杂货铺也开不下去，李桂珍成为彻底的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淘汰了”，广场舞也懒得去跳，每天就窝在家里沙发上，给婆婆绣十字绣，给女儿织毛衣。在重复的一针又一针里，脾气变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发火;路上遇到熟人问她最近在忙什么，“这不是在家待着嘛”，她三言两语带过，不再像过去那么热情。
“就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李桂珍皱着眉头说，“我有一身的劲，但没地方使，做这样也不成功，做那样也不成功，对自己失去自信，觉得无能，走到哪个地方都矮人一截，觉得不如人，干脆就不要与外界接触，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岗的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的一个同事得了抑郁症，一个天天在家打麻将，夫妻一起下岗的离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学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儿懂事。李桂珍下岗后，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还要自己攒下钱缴养老保险。“有几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个星期才用7块钱啊，你说我和我姑娘咋过来的?我跟你说，就是天天蒸馒头，熬点粥，烧一个汤，就可以吃一顿了。”中学生过生日流行请来请去，要好的女孩子们凑钱买礼物，这种活动蒋易澄很少参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过的。
“哎呀，我们还是亏欠闺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蒋爸爸突然这么对妻子说。
“她爸也是相当难过啊。”李桂珍叹了口气。
“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
蒋易澄考上研究生后，李桂珍觉得不能再这么在家里待着了。一方面家里经济有点紧张，另一方面，“我女儿读到这个文化层次了，我如果不求上进，对她是一种负面影响”。
回归社会的第一步是重新回到广场跳舞，增加自信心。这并不难，李桂珍本来就是单位里的文体骨干，在一群身材走形的中年妇女和颤颤巍巍的老大妈中间，她的动作很标准。
第二步是找份工作，这让李桂珍有点心理障碍。“一是岁数大了，二没有文凭，三又没什么技术，后来想想，管他呢，叫我干什么我都行。”她每天骑着车上街转悠，看见一家刚开业的床上用品店贴在门口的招聘启事，底薪1500元还有提成。
李桂珍决定去试试。她用床单折成开屏的孔雀，用被罩给橱窗里的模特裹出各式各样的裙子，加上过去积累的人脉，开业那几天她一个人就卖出20多万元。可到了发工资时，承诺的5%提成变成500元奖金，李桂珍觉得自己受骗了，“你不能5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她一气之下辞职。
第一次再就业的尝试受挫。“从表面上我这个人很乐观，但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李桂珍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当地一所中学有公益岗位面向“4050”人员招聘，当宿舍管理员。她应聘成功，可干了半个月就有点受不了。她在工厂都没怎么干过体力活儿，如今拖地拖得手直翻筋，膝盖都不会打弯了。
李桂珍有点打退堂鼓。她回家跟丈夫倾诉，可丈夫听着听着忍不住想“吼”她：“咋会一天就是在抱怨!”周末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宿舍楼，她只能打电话跟女儿“吐槽”。
“不要太去计较利益，遵循自己的内心。”在外地读书的蒋易澄在电话里安慰母亲，“做什么都会遇到问题，会有不同的烦恼，现在你这种心态做什么都会烦恼。”她分析着，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被子后面饿得睡着、需要妈妈照顾的小女孩了。
听了女儿的建议，李桂珍决定坚持下去，“管他呢，做事情力气出了还会有，也不会累死，就做呗。”她翻开自己的手掌，几条凸起的青筋趴在手背上，“我以前细皮嫩肉的，现在老茧都出来了。人一辈子不会一帆风顺，我鼓励我家女儿，你多读书，现在苦就是为了比父辈母辈过得好嘛。”
母亲的期待对于蒋易澄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她自己觉得很挫败，所以会把那种东西转移到我的身上，要求特别高，想让你无时不刻地好、好、好。他们怕你吃亏，怕你考虑不周全，我做什么老是觉得受束缚，变得跟他们一样要考虑很多东西，放不开，很累。”蒋易澄说。
她也曾因此发过脾气，但现在想明白了。“每每回想起来，才深刻发觉自己很是愧对母亲，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绪不好的来由，不理解她的担忧、焦虑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时候甚至厌烦她对我过分依赖和给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历程是这样地短暂又漫长，不懂得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没有固定工作又没有养老保障的那种失落和焦虑。还好，借由这次毕业论文的机会，让我提早体会、省悟。”在论文后记中，蒋易澄这样写道。
探寻母亲的“自我”，也是在不断拷问自己的“自我”
随着论文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过蒋易澄预想的范围，探寻母亲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断拷问她的“自我”。她要跟着母亲上班、买菜、劳动、做家务、聚会，有时也会不耐烦。
放假回家时，蒋易澄常去学校帮母亲做大扫除。她拖洗走廊地板，擦大厅的玻璃窗，戴上塑胶手套捡草坪上的空瓶子。休息时，母亲让她帮忙出了期黑板报，蒋易澄随手画了几朵向日葵和一个拿着书的小男孩，母亲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欢迎同学们归校，欢迎新生入住，你们到家了!”
李桂珍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工作。她让女儿上网查如何管理初中宿舍、如何搞好宿舍文化的资料，然后把这些摘抄在笔记本上。蒋易澄翻过那本笔记，里面还有母亲之前在床上用品店参加家纺培训的笔记。她发现母亲一直在默默地补充知识。
李桂珍的管理方法很见效。她跟那些总是板着脸的宿舍管理员不一样，检查卫生时看到哪个寝室做得不好，她自己动手打扫干净，然后写张小纸条放在床上：“帅哥，你们下次就像宿管这样去做。”她熟悉这栋宿舍楼里每一张脸，坐在一楼管理室的推拉窗后面，她大嗓门提醒那些飞奔的男孩：你的衣领没翻出来;你的鞋带开了;站住，你不是这个宿舍的。
男孩子很喜欢这个宿管阿姨，他们把喝完的饮料瓶子堆在教室后面，晚上下自习后带回来给她。老师说，他们还把李桂珍写进了作文里，“你是怎么把他们豁住的啊?”
蒋易澄也要把母亲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但她要写的不是一篇几百字的作文，而是毕业论文。这让她有点矛盾。
“要不断把我妈牵涉进来，但是我又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毕竟要给老师、同学看的，甚至以后上网了，大家都可以去看，感觉会把自己的家庭故事暴露出来，心里面还是有所顾忌。”动笔前，蒋易澄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在别人看来，她妈妈只是一个宿管员，拿出来说会不会……但是我很早就对这些东西不在意了。我不会觉得我妈妈下岗在家没工作，我就丢脸。如果同学问起我妈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在家，当家庭主妇。”说这话时旁边恰好有人经过，她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小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复了自信，“我觉得我妈挺优秀的，不是拿不出手，大学时我妈经常给我织毛衣寄来，别人特别羡慕。”
对于蒋易澄来说，这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给我太多思考的层次，关于人生，关于婚姻，关于个人的命运，以前特别无知，不会思考这些东西，一下子觉得是个成长仪式。”
有一次，蒋易澄独自回“七矿”采访。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雾气浓，什么都看不清楚，路上没什么人，周围安静极了，只听见雨点落在地上的声音。她坐在小卖铺门前躲雨，几只小鸡在她脚边来来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时间静止了。
正对着的地方曾经是广播室和电影棚，母亲就在里面播音。“矿广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广播现在开始，下面转播中央新闻……”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乡镇都能听到。等到了晚上，电影棚会放露天电影，人们带着小凳子和饭菜聚在这里。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电影棚和广播室早已夷为平地，厂里曾经最时髦的灯光球场也变成烂水塘。
“突然觉得，原来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要去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确实很无奈，但有些东西你根本改变不了，只能往前走。”这个25岁的姑娘说。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