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中首先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在该书中仅仅出现一次，但它却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开始萌发。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没有“昙花一现”，相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思想界流传，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73年，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再次提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就是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种图式”来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积累问题。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出版了《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在这部著作中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深入分析和系统论证，并由此成为一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因此，深入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辨析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构成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时绕不过去的课题。

　　一、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理论解答。无论是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无论是存在主义消极低沉的情绪，还是解构主义高深莫测的个性，离开了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即从现代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现代资本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或历史背景。

　　从根本上说，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为从组织化生产转向弹性化生产。在70年代以前，以福特主义为基础的组织化生产是西方社会的主体结构，这种福特主义体制在70年代发展到了自身的极限。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暴露出西方社会过量的生产力与资本市场的不匹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使得西方国家生产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以及阿拉伯国家一度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来寻找节约能源的出路，这就导致了资本空间布局的改变，形成了一种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调节系统。这种调节系统依靠的就是“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哈维，第191页)，即所谓的“弹性生产”，并使“灵活积累”成为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机制。同时，随着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的普及化，电子网络成为资本世界市场构成的主要技术构架。复杂的电信系统即时连接全球的金融系统，线上管理令资本得以跨越国界，横跨全世界而运作;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活动促成零件的标准化，使最终产品能够以弹性生产的方式定制，并以国际组装组织起来。“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其特点是新的技术、社会及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凯尔纳、贝斯特，第337-338页)生产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导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进行反省。

　　生产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知识与技术成为西方社会的主体结构，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财产)而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贝尔，第92页)，这就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概括为：“社会生产力已成为工业的，但这是各种政治制度的共同情况;社会生产关系已成为官僚主义的，所有权在其中的地位缩小了。”(同上)这一方面使企业以至整个社会的官僚科层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新的阶层(特别是技术和白领行业)上升到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阶级的结构和性质，这是其一。其二，全球资本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进入资本市场之中，形成了多重剥削关系;社会物质基础的差异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工人”并不是处于同一社会层面上，什么是工人阶级因此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其三，消费社会的兴起使社会主体不再锁定在阶级这个“普遍主体”上，而是弥散在学生、少数族群、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以至同性恋者、失业者等边缘人群上，这些人反对组织化生产的压抑甚至通过吸毒来对抗现实。从表面上看，消费社会是一种充分体现个性的社会，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以通过被编码的意象来实现对大众全面控制的社会。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产生了许多反抗消费社会的边缘人群。阶级结构和性质的变化、多重剥削关系的形成以及边缘人群的产生，加上种族问题和女性主义的兴起，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

　　阶级构成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社会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随着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全面化，社会斗争也分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进行了。“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凯尔纳、贝斯特，第64-65页)例如，生态主义运动斗争的对象是生产方式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划问题;学生运动反对的是对个性的压抑和学生地位的边缘化，追求的是“总体的人”;对于黑人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种族隔离;在女性主义看来，资本统治是一种男性统治，反对资本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等等。这样，过去以阶级斗争为唯一目标的策略被分散了，阶级主体也被分散了，即分散为不同领域中的斗争群体。因此，如何将这些斗争联合起来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域。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少数族群的、民族的以及性征上的少数人的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制度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展到更加宽广的范围”。“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像的最后基础”。(Laclau and Mouffe，1985，p.1、2)

　　历史情境的变化必然导致思想语境的变迁。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思想语境。

　　资本主义进入组织化生产体系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按照卢卡奇的观点，随着泰勒制的普及化，资本主义的“物化”从社会结构渗透到心理结构，使人从身体到心灵全面“物化”;与这种物化同时发生并以此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这种物化体现为思想领域的“二律背反”，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可能解决这一“二律背反”，只有无产阶级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阶级意识，才能真正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的“二律背反”。(参见卢卡奇，第143-228页)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关系批判理论发展为生产结构批判理论，并把它与主体性、同一性和总体性理论结合起来甚至融为一体。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延伸到文化领域，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既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深层文化根源，又结合大众文化的兴起揭示出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人的存在的所有领域，并通过大众文化使人们自觉地服从于工具理性的统治。在他们看来，这是主体自觉走向理性操控与支配，以主动的态度完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操控的“总体性”。(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成为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批判的对象。

　　在阿多诺看来，“矛盾是同一性掩盖下的非同一性”，因此，“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否定的辩证法就是通过解释、批判现实来否定、废除现实。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不仅是哲学批判，而且是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种批判极为强调“异质性和独特性”，反对“屈从于世界的抽象同一性”，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这一“物化世界”是被资本同一性逻辑整合起来的“被管理的世界”，意识到在这个“奴役一切的同一性原则之下，任何不进入同一性的东西、任何在手段领域逃避计划的合理性的东西都成为同一性带给非同一物的灾难而进行的可怕的报复”，意识到“同一性，作为总体性，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这是通过将非同一的间接性提升为绝对的存在概念的等级而实现的”。(Adorno，p.120)因此，当阿多诺强调否定的辩证法、强调“松散星丛”的联接作用时，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以主体-客体辩证法为中心的总体性理论，“碎片”的意义被展示出来了。阿多诺从根本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同一性、总体性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法的否定，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并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同时发生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理性所建构的主体性、同一性、总体性，代之以非主体、非中心、碎片，并力图通过对现代性的重新审视来实现对西方文化的重新编码。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或者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不仅“合法化”了，而且被定于一尊，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权威，“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即忘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性。所以，“最稳妥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办法，就是把它看作是在一个已经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时代里去历史性思考现实的一种努力。”(Jameson，1991，p.Ⅸ)正是在这种“历史性思考”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为日渐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一剂药方——“向同一性开战”。后现代主义重在“向同一性开战”、“对总体性发动战争”，它推崇异质成分，拒斥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同时，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王岳川、尚水编，第76页)，而所谓的元叙事，就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大革命式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总体性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解放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就是致力于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批判，致力于对同一性的消解，以增强对差异性的敏感，促成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

　　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另类”思维方式，并一度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导思潮。如果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主体性、实践活动、阶级斗争、革命策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人的自由解放等重大理论都具有同一性或总体性，都属于“元叙事”或“宏大叙事”，都是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式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控制与支配，体现了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一句话，在后现代主义看来，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

　　可见，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拉克劳和墨菲指出：“通过把我们定位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我们不仅澄清了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尊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尊严只能来自对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承认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我们的思想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常在常新。”(Laclau and Mouffe，1987，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