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失败或许比成功更有意义

原标题：一个铁杆毛派评估“重庆”

李宪源

此文是2011年9月应某“重庆模式讨论会”之约撰写的专题论文，因受征文字数限定仅摘要发表，全文从未公诸于众。值此“王立军事件”或把中国再次推向历史“十字路口”之际，本以为可以忽略遗忘的这篇旧文，其政治针对性和历史时效性，是否远远超出了作者自身评估和想象？——有待广大读者来评判。

“重庆模式”争议之大，不在于目前做了什么，而在于这一模式带头人的内心深处，有无重走毛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

在某些左翼人士看来，不提“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之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庆模式”，不过是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作自我调整的“再版”。恢复“为人民服务”立党宗旨和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种种说法，不过是为推行 “换汤不换药”的“改良主义”做掩饰。而较为“主流”的左翼看法，则更愿意把“重庆模式”，看作中国回归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重要迹象和现实展示；欢欣鼓舞之情，胜不自禁。跟上述左翼主流期待和评价相吻合，中国右翼精英则把重庆的“唱红打黑”，认定为“文革极左思潮死灰复燃”的现实表现和动向。忧心之忡忡，几近五内如焚。而要确定这些感觉是否符合实情，零打碎敲不行，而必需用“普遍联系”方式来审视。

近两年来，中国最具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有两个。一个在东北，某位以“必先做大蛋糕”为名大搞“化公为私”的资方代表，因推动“两极分化”太过积极冒进，一命呜呼被通钢工人怒不可遏的乱拳击毙。另一个，则是随后出现的“重庆模式”。通钢事件的爆发，凸显依靠“（少数人）先富”路线“全力做大蛋糕”的主流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毛、邓生前均十分担忧会发生的阶级矛盾在中国空前激化之状，作为宣称没有任何私利而永远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连同其奉行的特色理论，受到严峻挑战与考验。继“唱红打黑”之后，薄熙来《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主题报告，显示“重庆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试图对上述挑战考验作出回应。用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的话来说，“重庆模式”能否通过采用一整套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方案，“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高地”，乃是一件能否继续确保“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的头等大事。也许只有紧扣这样的着眼点，人们才能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解读。

回顾追溯“重庆模式”的酝酿过程和启动轨迹，其实从一开始，就更接近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人士构筑的理论框架；其核心就是颇具折中调和色彩的“毛邓衔接论”。按照这轮说法，毛泽东路线和邓小平路线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对立冲突，而只是适应了中共建国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需要。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和高效强劲的党国一致动员体制。邓小平路线则是毛泽东路线在最新历史条件下的自然延伸和必要创新。中华民族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要片面褒贬两者中的一方，而是充分发挥两者各自优势，纠正避免两者各自缺陷局限，做好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合题”。

人们并不知道薄熙来多大程度上受“毛邓衔接论”的思想影响。但经常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嘴边，又从不吝惜对邓小平路线的赞美颂扬，却无疑是薄熙来一大发言风格。在其强调“共富”的那个《报告》中，被右翼媒体宣传认定“毛左思想”严重的薄熙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既不是一如既往地再次援引了毛主席的话，也不是高达十一次之多地提到邓小平，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和动人肺腑的罕见语调，把“邓小平理论”中一向被主流刻意掩盖的“另类观点”，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强调——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在资产阶级不仅早已产生、且对国家事务越来越多发言权的情况下，重提邓小平这类鲜为人知的重要说法，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思考揣测。但不管是什么思考结果，却都必须面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这些年来，“邓小平理论”从来就不是这样被阐发和运用的。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中国右翼精英联盟手里，这个“理论”一向被作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为“先富”者们肆无忌惮地扩张自身利益和疯狂剥夺“后富者”的利益，提供勿容丝毫挑战置疑的权威依据。而薄熙来的这份报告，却一下把“邓小平理论”这门“大炮”的炮口，转向了一直使用同一门大炮瞄准亿万“屁民”狂轰滥炸的“专业炮手”们。面对这一明显违反“主流常规”的逆向炮轰，以“做大蛋糕”为名顽固坚持私有化导向之“先富路线”的“先富”精英们，将会怎么应对？是持续保持难堪尴尬的沉默？还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继续强词夺理？这或将是本年度中国公共事务中，最为微妙、又最引人入胜的一个看点。

基于本人的“极左”思维习惯与本性，我对“毛邓衔接论”一向持保留态度、并甚专门写过相关质疑文章。而这一次，看到薄熙来借邓大设计师一连串具有不容挑战置疑之权威性断言，那么酣畅淋漓、无遮无拦地放炮，“先富”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能言善辩、从不认输的钢牙铁嘴，一下哑然失声几同一堆废铜烂铁……。就冲这一点，就不得不佩服一下“衔接论”发明者的政治智慧。

但在部分左翼人士眼里，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的“毛邓衔接论”，单靠薄熙来《报告》强调“共同富裕”这个联结点，却抱有极大疑虑。他们担心：真按这种“和稀泥”色彩强烈的框架去操作，利益微调，“小打小闹”，是否真能有效扭转“两极分化”既成大局？薄熙来面临最大难题，是怎么可能在不触动资本统治占有超强优势和控制支配力的前提下，为不断“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i]的工人农民，争得符合社会主义本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份额？重庆所实施的“共同富裕”模式，又怎样才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木不治本”的例行做法，划清“是延安还是西安”的基本界限？

而在我看来，回答上述悬念的答案，其实并不掌握在薄熙来的手里，也不掌握在状如散沙的大多数工农大众手里，而掌握在人数虽少、组织性超强和能量空前的“先富阶级”手里。一切要看他们是否真能节制贪婪，让脑瓜“充满道德血液”，跟热切盼望公平合理重新确定“蛋糕份额”的“待富大众”真诚和谐相处？还是重走当年国民政府杀人不眨眼的“戡乱救国”血腥路子？

中国“先富阶级”迄今为止对“重庆模式”的所言所行，特别是对薄熙来报告阐述的共富理念和立党宗旨，如果不是采取不择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态度，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对文革急风暴雨式群众运动心有余悸却又不失安邦定国之志的中共“红二代”们，或许还真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文革道路”的新路子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前景，或许真会因此增添前所未有崭新篇章！

反之，薄熙来那套跟“文革做法”显然相去甚远的思路，他那种力求“不偏不倚、贫富双赢”的探索，以及他那套迟早会迫使“先富”向“后富”作出必要利益让步的重新“划分蛋糕”方案，如果被栽上“重走文革极左老路”或其它罪名惨遭挫败，那就只能证明：在阶级矛盾与冲突已经相当厉害的中国，摒弃毛主席群众运动路线和阶级斗争方式，试图以“重庆模式”切实有效扭转“贫富两极分化”的“特色”之路，其实并不存在。

任何了解熟悉“维新改良”与“革命造反”彼消此长内在转换关系的有识之士，都不难明白“重庆模式”如果被扼杀否定，对不堪承受“住房、教育、医疗和腐败”“四座大山”之重的中国劳动大众，以及对一手制造这些“大山”的倒行逆施者们，将各自意味怎样的结果。

或许因为薄熙来一再声明“唱红打黑”跟文革没有任何关联，重庆推进“共同富裕”的做法也明显缺少“毛式革命”的迹象，某些左翼人士责难攻讦“重庆模式”的劲头，跟右翼的讨伐围攻相比，似乎毫不逊色。这些人非常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词句，去对照抽查每一个令人生疑的情况。但对于怎么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去现实中创造必要历史条件，以及在何种历史条件下才能有效地推动革命，却从来提不出、或不屑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来。

中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不仅已经形成了组织严备的完整阶级，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而且通过投靠国际资本势力，建立了里应外合的行动机制。而中国渴望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状态。面对中外资本主义势力比毛时代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现状，薄熙来要把“体制外”民间左派“消灭私有制”和肯定文革的主张，作为“体制内”的公开号召和行动纲领，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其“体制内”政治权力。这样的选择，谁高兴呢？极其害怕薄熙来借“共同富裕”为名、行恢复社会主义之实的中国精英走资联盟，一定会非常地满意和高兴。

所幸，薄熙来没有这样笨。

按薄熙来目前政治局委员身份和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组织原则办，在党中央没有做出相应决议之前，采取可以作出各种解读的“模糊”政治姿态，固然难免招致部分左翼人士的反感，却也能削弱右翼势力疯狂反扑的程度。世上本无两全之策；正确的做法与选择，是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

但党内推动客观公正重新评价文革历史意义的暗流，似乎已经涌动。跟薄熙来一样 “入常”呼声很高的另一位中共“地方大员”，曾在跟上海交大学生交流时明确指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对照中国已经出现新生资产阶级和大量工人农民沦为社会底层之不争事实，这段旗帜鲜明肯定文革初衷的话，处在旁观地位的俞正声可以大胆讲，在风口浪尖的薄熙来，显然就不能这么讲。在所有党内高官中，即使俞正声的说法离左派最近，他却同时又说：“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毛主席）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问题是，这种貌似兼顾左右立场和感情的表述，结合薄熙来所作的“共同富裕”探索，如果反映了中共“红二代”力求寻找一条“超越性”道路的真实冲动，真能成功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文革）错误道路”的光明大道来么？在某些“左派人士”眼里，这种不明不白的“政治模糊性”，无疑带有机会主义的味道。但在我看来，这比他们所期待的“政治明确性”，或许自有其特定的阶段合理性。如果把“重庆模式”的崛起，当作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无法跳越的特定历史过程来看待，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国内外“资本全球化”整体局势，一开头就把重庆搞成一个“水至清则无鱼”的“真宗社会主义样板”，或许就连“开头”的机会，也都没有了。

说实在话，本作者倒宁可希望看到“重庆模式”被搞成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样板”，一个为秦晖、萧功秦等自由亲美派人士向往鼓吹多年而不得的“好资本主义”鲜活标本。这样的话，一旦它被中国“先富”精英联盟成功扼杀，壮烈牺牲的，就不是愿意耐心等待更多人觉醒觉悟的中国毛派社会主义者，而只是“毛邓衔接论”中想跟“毛路线”接头而终于没能接上头而自行宣告彻底失败的“邓理论”。当“红二代”想用改良方式增加“中特主义”合法性和凝聚力的重大实验，不幸寿终正寝之时，新的历史一页必将展开帷幕！作为历史“开拓者”载入史册、又以“垫脚石”收尾的令人惋惜的薄熙来，不管其内心深处到底怎样想，“重庆模式”的兴衰存亡，将从不同角度雄辩证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之类被媒体刻意封杀的假言假语，其准确度和历史生命力，确实大大超过了那些被大肆宣传的真言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