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华：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民主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认真研究和吸取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合理内核——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意义重大。

（一）官僚主义者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地提出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依靠工农大众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武装的革命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三大敌人推翻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专制统治。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伟大功绩。

    同样，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正确地提出了革命的对象——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毛泽东第二个伟大功绩。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陈正人蹲点报告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笔者）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曲庆彪“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第230页北京出版社1996年8月）毛主席还注意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经济领域出现的政府官员贪污盗窃、收受贿赂，以及出现的高薪“精神贵族”密切相关。（同上第233页）

     当时也确实出现了官僚集团欺压工人和农民的众多事件。解放仅几年，一场”三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但也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但毛泽东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混同起来扩大了“文革”的打击面是个失误。实际上，私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是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出现的过快、过粗、形式过于单一、人民生活不方便，以及把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当作私有制来消灭（直到今天也还没解决）的问题的纠正。但我们不应当苛求毛泽东主席有我们今天的认识。当年，毛泽东能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已经够伟大的了。

    从老人家身后几十年的今天看来，就更加证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正确性。由于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官员的权力不受公民及公民代表权力机关的制约，官僚权贵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党史专家、国史专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副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的梁柱教授这样认定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仆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网易博客文稿）这说明，中国确实出现了官僚特权阶层。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是防止国家官员腐败异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主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的理论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内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为此文写的序言中都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是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毛泽东通过苏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认识到，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就是国家官员腐败异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他认识到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剥削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发展。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一封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685页）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是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阶级。（同上第4卷第547页）列宁也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列宁虽然提出了对严重的官僚主义者绳之以法，但列宁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是防止国家官员腐败异化为剥削阶级，更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者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却对苏联生成官僚特权阶级有清醒的认识。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说了下面一段话“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还说士兵委员会的建制保证了党没有脱离群众。“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但忽视了士兵委员会。但当时恰恰是士兵委员会，保证了我们党不脱离群众。”“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大型专题历史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这都是苏联党政一体的官僚垄断国有企业、垄断权力、不允许人民群众选举和监督的专制体制造成的。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