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公权力私有化”的验证

　　毛主席说文革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完成：“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毛泽东：在《伟大的历史档》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载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编《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年卷)，1968年，第311页)仅仅从如何把群众凝结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避免分裂和内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王洪文和胡厚民的对比中间可以看出：造反派要在恰当的时候完成内部的整合，造反派头头要能够抓住一闪即逝的时机完成与保守派群众的团结，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从胡厚民政治意识的逐步成长看，一个造反派头头要超越自己的派别获得全局性的政治意识，要经过了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胡厚民从清队中间得出结论——必须完成造反派内部的团结，从很多保守派成员甘当“动力”积极参加对造反派的“逼供信”情形中间认识到保守派也需要团结好，就这样，胡厚民逐步超越自己，眼光界逐步放宽，从一个“钢工总”头头上升到造反派整体的代表，从造反派的代表上升到全体群众的领袖，他用了差不多八年的时间从亲身经历的当权派残酷镇压中间体会到群众力量团结和整合的重要性。可以看出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如同一九七四年那个政治水平的胡厚民那样的领袖在全国群众运动中间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群众群组组织的分裂和内耗问题就很难解决。文革很难一次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造反派方面而言，群众组领袖的成长速进度远远落后于运动的进程，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即便在群众运动的起始阶段，就有大批领袖人物达到年胡厚民一九七四年的政治水平，也只只能解决文革的第一个课题：使把群众组织成为一股有组织的批判力量。但是，如何把这样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塑造为新制度的建设力量和捍卫力量，仍然处于空白。实际上，上海“工总司”在成立革委会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着第二个问题，甚至如果群众组织长期存在下去还会面临着着群众组织“常规组织政党化”之后的第三个课题——自身的蜕化变质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其党魁的“变修”问题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在毛泽东眼里苏共变修和中共内部的走资派问题，也是一样性质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文革第一个课题——完成群众力量的整合以及批判当权派的倒行逆施都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第二个课题则是目的——就是要把群众的有组织力量作为新制度的支撑撑来起作用，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困难和阻力更大。造反派在文革期间的错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经验不足找不到解决解决争论和分歧的协调渠道，这在一月夺权后的分裂中间表现得特别明显;二是造反派要解决的课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结构性难题，需要突破的阻力和障碍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大胆想象。换句说话：造反派是在自己的“政治学徒工”阶段就面临着“老师傅”也感到棘手的政治难题。

　　在此之外，每一个人都很难超越自己的人际网络的影响，这往往是人们形成认识和采取行动的重要影响因子，杨道远在四十年后回顾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时，很感概地说：当时要不争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不对的;而张老师在回忆录中间提到丁家显和一大批老造反组成的“高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同时也是每一个具体历史和政治进程中间的个人，所难于超越的客观环境。

　　一九六八年水院“闯派”“好派”争论中间，闯派提出“二代红就是二代机”的观点，而“好派”力持“十七年红线线主导论”，内在的分歧在于“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其基层政治生活规则是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事后回顾，老田倾向于认为：执政之后党组织和基层政治生活的异化是结构性的，确实需要彻底改造。当年“闯派”的问题是：在没有建立两派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就提出战略性问课题，结果在是战术性层面加深派性猜疑和分裂，实际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过来，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风气助长人们产生一个幻想：共产党组织似乎可以超越社会分化的规律只只需要定期清除灰尘就能够恢复好的作风。但社会分化的规律却却在顽强地起作用：从一九五〇年代至今，权力精英的蜕化变质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即便是有了文革这样的巨大冲击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正是因为如此，文革才采取支持有组织的群众去批判干部，让体制外的缺乏经验的“学徒工”批判体制内的有经验的“老师傅”，这个选择一家内在地断定——体制内的“老师傅们”绝对不可能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惟其如此，才有那个“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决心，支持建立体制外的群众有组织的批判力量虽然带来“乱”的代价，却为治疗的体制内癌症提供了一线希望。

　　在我写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很重要》一文中间，做过一点假设：

　　为了最小化派性斗争和冲突，借鉴私营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的“职能三分法”，也许可以考虑这样的设计：造反派是全体民众中间对当权派最具批判意识的群体，就由造反派主导监事会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训练职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组成董事会性质的“革委会”;而业务权力则交由有经验的经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组织制度等与管理人力资本相关的考评组织只只能附设于经理班子考核体系中间;多数干部可以恢复工作，但要接受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稽核。文革实践中间对于董事会和经理班子这样的常规权力角色当时很少讨论，监督权的扩大在文革期间被广泛意识到，毛泽东当时已经设想过“夺权主要夺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这意味着着从当权派手上剥离出监督权和其他政治性权力，周总理在外交部进行过试点，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在文革的背景下，实际上也是以造反派为模板的想象力;而造反派中间很多人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监事会的常规视野，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着重建共产党组织的新标准，前造反派李宪源曾经写过文章提出“教育党”概念。

　　不过，文革实验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深度，即便是实现了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有成就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义”，是因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识分子随着着政党扩大而逐步掌握组织内部的专职管理权力，结果造成“寡头统治铁律”;这样的党组织在面对强势国家机器的镇压前景时，就会转而背叛组织成立的宗旨和纲领，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论证一种“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目的都是告诉德国政权：资本主义自己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不是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地要放弃有组织的斗争，最后出现一种怪异现象：底层的工人要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例如罢工，党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过于激烈的反抗，说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这种种都无非是希求一种“安全”：最后组织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纲领和宗旨变成是可以牺牲的东西了。(参阅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

　　结合文革的实践，“教育党”概念意味着着由社会群体中间最具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的造反派群体，接掌监督当权派行使职权的职能，同时，还由这一部分人组成的监事会机构接管群众的政治训练职能，并且就政治训练成绩、对当权派的监督实践中间再造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设立党员选拔和训练标准——让每一个新党员都善于跟群众打交道同时能够对上保持批判意识。这意味着着“党建工作”转交给“监事会”性质的机构来执行，这样，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党团员多数是“驯服工具”的现实。在这样的政党制度中间，可以一党执政，但是，要彻底党政脱钩钩：甚至可以由党组织机构推荐官员任职，但是，只只要任职就自动与党脱钩钩从而成为党组织批判性的审视对象。在今天中国人力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让普通劳动者接受政治训练的时间多于生产时间，这样的训练力度有可能在党组织内部建设各个层级的多套“影子内阁”，影子内阁可以由下台干部和积极分子等成分组成，这样的监督力量就很接近于专业水平。从文革的实践出发，这样的党组织建设可以超越西方选票民主的根本性问题——“消极无能的大众”，这是《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间最为沮丧的关节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有能力的精英民众”，变无根的民主为有根的民主。仅仅在这一点上，文革的实践超越了传统政党的限制，这个超越能够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间，肯定可以给落实“人民制宪权”以更大的空间，但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是否足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还不是书斋中间能够想象或者演算出来的。

　　文革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要解决那些问题，其实与人类在当权派“管治之下”的最后解放这个命题等价。看起来是要走一小步，其实，与最后一步也相差不远，制度建设所要超越的各种传统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胆的想象，为什么造反派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如此严酷的镇压?这只只是这个沉重传统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如此，战略和策略、权宜之计和长远之路都很难分开，以此而论，文革走过的路程离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还十分遥远。但是，正确地提出问题，看清楚问题在社会现实中间所处的位置及其环境的各种纠葛，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不是吗?有很多人对于文革期间的各种混乱、无序以及恶性政治竞争的无原则性，啧有烦言，其实，正是这些混乱和人的私心，以及由私心推动的各种坏表现，才真正地构成现实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和纠结，只只有把这所有的问题和困难都考虑到了，设想推进新制度才算是建立在真正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如果遇到困难推进不下去，显然是因为现实中间还存在没有克客服的困难和障碍，这比凌空蹈虚地设计新制度要靠谱得多。

　　五、党阀与学阀相结合及其意识形态后果

　　据说，刘少奇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并对此怀有信心，但是，到目前为止，文革史仍然是权贵和马屁文人用颠倒黑白的谎言写成的，《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中间把这两群人蔑称为“党阀”和“学阀”。针对这样今天主流的文革史现状，假如刘本人真的像宣传所言对历史评价怀有信心的话，今天的人们结合事实来解读，恐怕会认为这是对党阀加学阀的信心，而不是对人民有什么信心。

　　官学两界通过编造谣言来书写文革史的努力，一开始就面临着着知情者过多而且难于封口的困境。从前有个说法：说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灵魂的照妖镜，今天低调一点，至少可以说，文革是一个精英阶层丑恶灵魂的放大镜，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精英阶层的斑斑劣迹，这个放大镜至今仍然在起作用。这个放大镜就“假架设”在数以亿记的文革知情者和官学两界伪史编撰者之间。除了捏造历史事实之外，为了让他们的谎言显得很有学问，还放肆地修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发展生产力”、“效率优先”，结果就像文革曾经预言的那样：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官学两界的主要理论手法。复辟势力的主要手法必然是“修正主义”，这是一个他们回避不了的表演特征。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间，人们能够轻易识别：到底有没有《五一六通知》附件所说的“党阀”和“学阀”，有没有《十六条》所说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醒人们注意“反对修正主义”。无论文革最后的成败如何，但是，文革的必要性始终是与是否存在修正主义和复辟势力来检验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修正主义和复辟势力，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反过来，文革就有其必要性。

　　一九八〇年代邓小平组织人马论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说公有制社会里头不存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官场里头绝对没有走资派，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打总一句话就是：在公有制社会里面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没有独立于劳动阶级的特殊利益，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复辟力量。而

　　对照文革的指导性档文件“十六条”就不是这样看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句子中间潜在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复辟势力及其活动领域，指出由：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两个群体构成了公有制社会的复辟势力，而这两个群体所掌控的意识形态以及教育和文艺等领域，都潜在地发展着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趋势。

　　就文革的政治实践而言，文革是不是有必要性，关键还不在于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最终还是要由文革的对象自身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来回答和检验。在文革的实践中间，由从前的劳动者(工人、农民)和受教育者(青年学生)组成的有组织批判力量，对复辟势力的两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揭露，正是在这种批判和揭露过程中间，复辟势力采取了相应的系列政治行动，正是通过这系列政治行动检验出复辟势力自身的属性，经过文革之后，老百姓发现这帮子当权派果然不是好人。换句话说，只只有通过被看做文革对象的“复辟势力”自身的政治实践，才能够从根本上检验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让人们看到这两群人与修正主义和复辟势力的关系，进而得出文革是否必要的结论。这样的检验过程，其实比通常的理论论证和思想方法，能够更为有力地揭示出人世间的真理。

　　文革期间的小学语文课本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就湖北文革前后的历史演变而言：文革初期省市委领着着各单位党委把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夏天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武力屠杀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军队干部结合党政干部和保守派以“逼供信”手段制造五一六冤案、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全国镇压群众和干部上千万人，这些行为如果不算“法西斯”又能算什么?改革三十多年来，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不是吃二遍苦是什么?如果说当初那个预言有什么不足的话，显然那个预言大大低估了统治阶级排斥线，只是预计到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会受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没有预计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小资白领”也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极端弱势地位;没有预计到中国新形成的统治阶级没有局限于仅仅排斥底层的工人农民，而，今天的统治阶级是把排斥线线大大提高，囊括了到社会结构的中上层。从文革之后的社会转型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催生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新同盟，这个新同盟不再是文革当中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而是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同盟，他们主导了彻底否定文革并推动了改革。这样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按照文革的语言内涵和逻辑确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与这个复辟过程紧密相关的是：三十多年来一个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组成的庞大统治阶级被再造出来并盘踞于整个社会之上。

　　在一定程度上，文革与后来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加深了新形成的统治阶级的自我辩护的难度。权力和财富在少数人向少数人手上积聚的同时，其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外观更为清晰地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无法掩盖。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产生过如此强大、掌握如此巨大权力资本和思想武器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权力对于整个社会的渗透至深，但是得到的民众认同度却却极低，以至于如此强大的统治阶级自己都开始担心“仇官”“仇富”心态了，甚至。据说已经有高官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担心翻盘发生社会革命导致整体翻盘。

　　就较长的历史阶段而言，文革是一个历史的加速器，把许多变化高度浓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面，许许多多的亲历者能够身临其境去体验和体会，并得出自身的认识。张老师的一生，经历过一九四九年革命后的社会转型，又经历过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一百八十度转折，从个人的经验和体会当中，对很多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命题有着着深刻体认——例如所谓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兼容性问题，这是一份结合经验实际的理性认识，比那些坐在学院里头生造的高妙理论更靠谱。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