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公权力私有化”的验证

　　三、文革的必要性检验——政治生活中间的“负外部性”观察

　　从文革时期民间造反派力量兴起的经验事实，可以看出：宏观政治制度和状况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微观政治状况——单位内部的当权派及其选拔的积极分子是什怎么样的人如何行事——对民众的影响则更加直接而具体，这对于自己至关重要。对于文革期间被张茀承选定作为反击对象的郭明正来说被张茀承选为反击对象的学生郭明正遭遇冤狱，这个案例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基层政治生活异化对人们的损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对郭明正来说这是一场无妄之灾，给他个人造成这场灾难的固然有张茀承的需要和省委的纵容，但还离不开他的同班同学提供假证词的贡献。“郭明正因泄泄露左派会议内容成为破坏文革的罪人”，张茀承既然这么定了，他的同班同学张耀先就按照保卫科需要编造郭要杀人的口供，省公安厅就根据张茀承、李喜尔等人的诬陷材料公开逮捕郭明正。在造反派上访团取得副总理谢富治支持之后郭明正被释放出来，但是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省委秘书长李衍绶等人却却公开反对平反，他另一个同班同学董兆花更是在张茀承等人的安排之下通过复制郭的所谓罪证材料去北京上访，试图取得中央支持反对为郭明正平反。郭明正被构陷固然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但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让张茀承、许道琦、李衍绶和徐耕耘等高官，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如何对待法律的，同时也相应地地揭示了张耀先和董兆花这些为虎作伥的小打手——他们时刻准备着着为权势人物制造冤案提供一切需要的东西，在张茀承这样的坏干部之外，张耀先和董兆花这种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也是一个威胁力量。

　　在老田看来，张茀承式的坏干部，和张耀先、董兆花式的马屁精，共同组成一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坏干部+马屁精”同盟的存在和扩张，是毛时代政治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同盟在每一个单位内部都成为群众政治感受恶化的威胁性力量。这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虽然不是一个标准的阶级，但是，在每一个单位内部都制造了“圈内少数人得益”和“圈外多数人受损”的冲突结构。

　　对照一九五〇年代张老师在华北北京电力学校的经历，可以看出共产党基层惊人的变化。当时，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党团员对普通民众生存境遇的影响是极其正面的。在张老师的同学中间，上海同学瞧不起河南同学，认为他们又穷又脏;反过来，河南同学也一样对上海同学抱有敌意，这种隔阂长期存在导致各种不团结和相互排斥，这无疑极大地恶化了人们对同伴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张老师在上级的指示之下，耐心地做双方的工作，帮助河南同学改掉旧的习惯，最终的结果是成功化解了双方的敌视和排斥，做好了双方的团结工作，这无疑同时改善了两部分同学的感受：从自身最贴近的人际环境中间消弭的敌视和排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张茀承和一系总支书记等人把各个班级的党团员骨干召集起来，秘密召开“左派会议”，要他们收集同学的言论，预备在运动中间打一批右派和反革命。而对此持有异议的郭明正则被官员和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联手构陷，于七月十七日被公安厅公开逮捕关押一百多天。对于遭遇冤狱的郭明正而言，当权派是一个威胁性的力量，同学中间“积极要求进步”的张耀先和董兆花等人则象是一个定时炸弹那样的危险，只只要是当权派认为需要，自己身边份那些积极分子就会毫无原则、违反事实提供一切当权派需要的证词，达到陷害自己、满足当权派需要的目的。就这样，五十年代曾经在普通民众中间起建设性作用，帮助消弭敌视和排斥的政治力量(干部+积极分子)，在文革之前业已蜕化成为为了小圈子利益随时打算陷害同伴的威胁性力量，这极大地恶化了人们的政治感受：就象是一个百万富翁破产之后生活陷入困顿那样。有差别的是：一个百万富翁破产是经济处境的恶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找到自己的责任;但是，政治境况的恶化确实是外在于自己无力控制的当权派和党组织变化所引起的，没有自身的个人原因。

　　借用经济学中间的“外部性”概念，来粗略地梳理一下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权力的变化对普通人的影响。在经济学看来，一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会产生影响，这就是外部性，对其他人产生正面或者好的影响，就是正的外部性，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是负的外部性。在没有共产党干部和基层组织介入的情况下，一九五〇年代张老师的同班同学中间上海与河南学生之间的相互敌视和排斥，就是一种负的外部性，张老师在自己上级的指导之下努力解决了这个问题，搞好了同学们之间的团结，这是消弭了负的外部性同时建设了正的外部性，改善了同学们的境遇。而文革初期的郭明正遭遇说明，张茀承和李喜尔指导下的积极分子，恰好是一种威胁性的力量，是一种负的外部性。基层组织的行事准则的变化，不再跟事实挂钩钩，而是服从上级所认定的需要，这种负的外部性更加难以让人接受，换句话说，基层党组织及其选定的积极分子改变了行事准则之后，对于普通民众造成的负的外部性很大，而且这种外部性根据任何政治、法律或者道德准则都是不能接受的。

　　也许需要提请思考的是：很多达官贵人的回忆录也指出一九五〇年代风气很好，一九六〇年代变坏了。这个转变的张老师也感受到了，如何理解这样的转变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也很有帮助。

　　老田认为：供求法则对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是一样有效的，会非常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历史记忆。很多上层人士在自己的回忆中间，对一九五〇年代的肯定程度远高于此后的一九六〇年代，这中间的区别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政策转换”——例如说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带来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奠基于人生亲历的感受主要来自社会流动阶梯的宽松与否的记忆。因为在一九五〇年代，政权处于草创阶段同时工商业处于快速扩张期，大量的上层职位短期内提供给一个小得多的候补群体(这恐怕与一九八〇年代早中期的大学生对整个社会的感受差不多)，许多人感受到很社会公正和兴旺的记忆主要来自对向上爬的公正性和开放性相关的，说实在的，一九五〇年代“健康向上”的记忆，主要与亲眼看到很多人的才华得到重视和提拔的事实是紧密相关的。今天回顾一九五〇年代，甚至可以说当时“过小的才华也得到了过度的重用”——毕竟这是由与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但国家和企业管理(包括技术职位)需求极大的对比关系决定的。

　　相反，那些一九五〇年代得到过度重用的人力资本，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就成为一种霸占并阻碍向上爬机会的因素了。这中间的好坏转换应该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这一次运动除了确立了向上爬的标准，在中间“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量对比关系中之外，——更重视所谓的“政治资本”(而政治资本的考评又是以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小圈子规则”占主导的)，同时最小化“文化资本”的分量，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全面终结了此前向上爬“较高通过率”的供求关系。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过度拔高“政治资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前得到过度提拔群体的“资本拥有量”相匹配的——“文化资本”极度不足同时却却是各种政治积极分子出身。(老田：《毛时代的社会分层与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与李逊商榷》，将刊于《记忆》电子杂志第115期)

　　以此而论：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风气，内在地与供求关系中间“求大于供”联系在一起，而一九六〇年代官场“小圈子”规则盛行并呈现对外的排斥性，则对应着着“供大于求”的客观对比，所以，一九六五年张老师一到武汉水院，就充分感受到了。张茀承式的干部及其代表性，恰好在“供过于求”的时代逐步地成为主流，而张老师一九五〇年代在华北北京电力学校的感受，可能在“求大于供”时期有普遍性。如果这个分析站得住的话，显然，结论就要悲观得多，这意味着着官场的好风气是暂时的偶然现象，而坏风气则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必然现象。而要再造一种让普通民众感到满意的新型政治所要走的道路就更加遥远和漫长，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阻力要比张老师想象的更大。这个分析与一九六八年水院“闯派”和“好派”的激烈争论中间的“十七年红线线论”也有一定关系。

　　张茀承的代表性，意味着着政治异化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在毛时代的单位内部，政治生活的异化和蜕化，恶化了人们的生存感受，激起了广泛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这是文革得到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单位内部造反派的力量大小，通常是与干部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反比的，换句话说，干部及其依靠的积极分子所干的得罪群众的事情越少，群众就越是难于发动起来，造反派就越是难于组织起来和发展壮大。一句话：造反派的力量大小与本单位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制造出来的“负的外部性”成正比。

　　对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毛泽东有着着敏锐和深刻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了：“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388页)这段话中间，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老经验，指出干部往往对本单位群众负有新老两笔“政治债务”，新债务是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镇压群众时期欠下来的，而老债务则是因为长期不民主所积欠下来的债务，对于这两笔债务，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披露。按照同一次讲话的意思，毛泽东实际上不支持群众组织全面讨债，而仅仅只只是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晒晒欠条”而已，目的并不是整个地整垮干部队伍，而是敦促整个干部队伍重视“新老债务”引发的大量“负的外部性”及其可怕后果，以期给干部行为准则中间设置一个威胁：在欠下债务的同时必须考虑其后果，同时借助群众运动的东风，趁机推销“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这样一种“负外部性”最小化的掌权方式。很明显，如果没有群众造反的大形势，官场肯定不会接纳毛泽东推销的新方法。从后来的演变看，即便是有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官场中间愿意听取毛泽东建设性意见的人也不多。

　　四、造反派的派性斗争与分裂问题的深度

　　在政治活动中间，负外部性问题比经济领域更为明显，人们对于政治负外部性的容忍程度更低。文革期间，除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两部分成员之外，其他的重要政治行为人例如造反派组织，也一样受到这个负外部性问题的困扰。一九六六年底造反派在武汉高校中间普遍取得了优势，在随后的“一月夺权”前后，由于缺乏经验，就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各个组织的需要，结果导致分裂。在分裂发生之后，一些人就肆意地攻击别的组织及其头头，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导致分裂的扩大，被军内当权派利用。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之后的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间，为了争夺革委会的席位，同样发生了无原则的争执。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各个派别也一样没有能够找到合作并建立互信的机制，结果，相互之间的不满引发批评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造反派的分裂以及与之紧密相随的派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验证“负外部性”危害的经典案例。

　　对于派别斗争的危害，张老师做了很深刻的反省：“派性斗争没有理性，不讲政策，不顾大局，只只有派别的利害关系，你站在我这边，就是好干部，革命的，站到对立面，则是坏人、反革命，就要打倒;为了派性斗争的需要，抢旗帜，清理阶级队伍，只只清对方的，不清自己队伍中的;大批判中，给院领导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挂牌，在武汉三镇游行;学习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不是用来提高自己、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而是用来对付别人，批判别人，这种贴标签式、手电筒式的学习方法，在派性斗争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痛心啊!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浪费了一年的大好时光，伤害了两派的广大群众，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后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全国情况亦然，由于造反派内部的斗争，很多地方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主席的计划画无法实现。文革失败后，我们有些人说，如果毛主席晚走几年就好了。试问，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计划画三年完成，那么就有七年的巩固时期，那将是什么情况?从这个角度讲，文革久拖不能结束，文革的失败，造反派自己应该负责，也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每一个组织批判都会导致对方的不满，并引发不好的动机猜测，导致一种反批评。就文革的实践经验看，不管这种批评别人的意见是否怀有恶意，在“三结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读为想要排斥别的派别，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发对应的反批评。结果，就在这样的“批评—反批评”的恶性循环中间，派别对立呈现出一种逐步加深的趋势，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派别斗争中间负外部性的自动增长规律”。这个方面的派性在自动增长趋势下，极大地干扰了文革运动的走向，成为最难于解决的问题，作为政治经验丰富的老人，毛老人家指出：“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两派多做自我批评，人家的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说，“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耍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说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派组织最好也是由自己的群众起来造反(，“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明确要求左派和政府都不要去捉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这些主张其实都是着着眼于“负外部性最小化”的考虑，但是当年能够听得进去劝告的造反派领袖不多。

　　每一个组织批判都会导致对方付的不满，并引发不好的动机猜测，导致一种反批评。就文革的实践经验看，不管这种批评别人的意见是否怀有恶意，在“三结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读为想要排斥别的派别，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发对应的反批评。结果，就在这样的“批评——反批评”的恶性循环中间，派别对立呈现出一种逐步加深的趋势，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派别斗争中间负外部性的自动增长规律”。

　　第一次香鲜花派与毒草派的分裂，被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利用，只只是由于陈再道等人处置失当，才导致毒草派中间部分造反派成员回头参加反击“二月逆流”，而重庆的五十四军就一直拖拉着着“革联会”作为反对“砸派”的打手，不需要像武汉那样组织武装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去武力扫平造反派力量。一九六八年水院革委会成立之后“闯派”和“好派”的分裂，一样被樊马义等人利用，最后实际上废除了革委会，把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作为打击对象。

　　毛主席提出“斗私批修”的口号，就文革的实践看，如果造反派头头不能够超越自己的小小私心，不仅做不到批判当权派的修正主义，甚至自身都不能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造反派头头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他们充分认识到派别斗争“负外部性”的严重后果并愿意为此采取积极行动去解决的时候，才能够实现。

　　从这个角度看，武汉“钢工总”头头胡厚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一九六八年的“钢派”和“新派”斗争中间，他提出“钢化江城”的口号，应该说此时他是一个为派别斗争“添砖加瓦”的积极分子。等到当权派通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死整造反派的时候，他迅速意识到必须搞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为此他多次请人上门向新派“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上门道歉，争取他一起参加“反复旧“运动。一九七四年胡厚民甚至提出联合百万雄师的头头一起“批林批孔”，明确地意识到争取保守派群众的必要性。不过此时，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之间的裂痕已经足够深，、难于回头了，毕竟经历过一九六七年夏天“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杀死杀伤数千造反派的历史，经历过军宣队主导下“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很多成员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对造反派的逼供信、制造“五一六反革命”冤案的海量事实。让百万雄师回头与造反派搞好联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欠债数量达到换不起的时候，赖账就往往成为首选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这两段表现一样构成对对造反派欠下这两笔巨大的“政治债务”，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很难跨过去的政治障碍，不用说，这债务”，而这两笔庞大的政治债务一样在造反派中间激起普遍的敌视情绪，这不仅导致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难于回头与造反派进行联合(据百万雄师头头章张迪杰回忆，一九七四年百万雄师一些成员担心省市委屈服于造反派压力否定“两清一批”，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关注此事)，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也普遍地形成绝对不与死敌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合作的“坚定立场”，果不其然，胡厚民这个联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主张被造反派目为“投降派”。

　　拿胡厚民的认识演变过程，与全国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进行对照，上海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年底“赤卫队”瓦解之后就达到他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习达到的认识水平，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直到今天还没有达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就形成的认识。据研究上海文革的李逊先生介绍：一九六六年年底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瓦解之后，工总司曾经开会彻夜辩论要如何对待赤卫队工人，许多造反派头头不愿意接纳保守派，担心这些人参加进来之后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王洪文毫不妥协，在辩论会上拍了桌子，坚决主张接纳保守派成员，他这个主张最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施。因为上海““工总司”没有”不排斥保守派工人，结果各个单位内部造反派组织顺利地吸纳了保守派成员，此后“赤卫队”头头后来几次都想要重新拉队伍都未能奏效，一九六七年之后上海的文革演进中间就再也没有强大的保守派组织出场了，这在全国都算是特例。这与而武汉就不是这样，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汉一些保守派参加百万雄师武力清剿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很多保守派作为“动力”大搞“逼供信”、参与制造“五一六冤案”的事实，甚至一九七四年还想要捍卫“两清一批”的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汉保守派的后续表现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因为缺乏有组织的保守派力量与造反派进行角力，上海的大多数当权派从自己的权力地位着着眼，也只只能“理性地选择”接受当时中央的指示——走上“检讨、亮相、结合”的三步走战略，其中检讨就是承认从前的错误并表示悔改，亮相就是保证以后与造反派合作，在走完这两步之后才获得群众组织的谅解，被重新赋予权力和地位。到一九六七年秋天张春桥在河南传达毛主席重主要讲话精神时提到：“上海部、局长一级干部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第329页)上海作为当权派反复诅咒的“文革重灾区”，在解放干部方面反而又多又快。

　　王洪文在文革的实践中间，利用一九六六年年底有利于造反派的大形势，整合赤卫队，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避免群众组织分裂的战略性课题，也这从改变了此后根本上改变上海的文革的走向。此后工总司还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工总司内部耿金章二兵团的派性问题、一九六七年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派性问题，(后面两次派别斗争的解决只只是战术性课题)，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团结，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应该是王个人在文革实践中间的最大贡献。据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介绍，周总理在一九七三年8月23日在政治局召集的省市区和中直负责人会议上传达，说毛主席在九大、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多次提出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并具体提到王洪文同志。”。(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494页)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王洪文作为文革前工厂保卫干事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头头，除了解决了如何实现群众组织的团结这个战略性课题上的贡献之外，没有太多别的贡献或者资历。

　　根据杨道远的看法，在造反派组织的骨干成员中间，真正的左派不一定达到10%的比例，而毛主席也说“左派历来是少数”。根据毛主席这个较高的“左派”标准，实际上近似于卢梭的“大立法者”——这种人创设新的制度和理论并能够完成推动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整合，这样的左派高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左派领袖”标准。就文革的实践而言，真正的左派领袖需要完成三个关键的课题：一是把民间的批判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并在各种复杂条件形势下避免分裂或者弥合分裂;二是把这股有组织的力量引导到新制度的建设道路中间发挥作用，同时对旧制度的各种影响进行有效的批判;三是还要避免这样一股批判力量自身的蜕化变质趋势，成为新制度的永久性支撑撑力量。这意味着着需要建设一个真正的代表多数人利益而且永不变色的“反对党”。只只有同时解决了这三大课题之后，才能真正化解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担忧——“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从王洪文、胡厚民和蒯大富的对比中间可以看到，能够做到在最有利的时机整合民众的力量，避免分裂，阻断“负外部性”持续上升的趋势，全国只只有上海做到了，这在文革当中是个别的情况。而像武汉那样，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阵营内部分裂成为两派则是普遍现象，而保守派则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造反派争取的视野之外。而这种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总是被当权派利用，拉一派打击另外一派，通过这种手法加深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相互仇视，这种分裂和相互仇视其实就是负外部性所塑造出来的个人感受。到了一九七四年胡厚民虽然认识有很大进步，但是，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弥合造反派与保守派裂痕的可能性了，这是因为保守派作为当权派打手对造反派的伤害已经铭心刻骨了，反过来，百万雄师也“自主自觉”地认识到如果守不住造反派是坏人的底线线，他们自己就要成为坏人了，所以在一年内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捍卫“两清一批”的成果。换句话说，上海之所以能够避免赤卫队重新拉队伍，关键在于双方冲突不多、矛盾没有尖锐化的早期就实现了整合，是在“负外部性”积累较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良好的整合;像武汉那样经过百万雄师“武力围剿”和充当“动力”大搞逼供信之后，负外部性之大，业已从根本上塑造了两派众多骨干基本定型的看法，这个时候再提议双方的整合，在内外部所遭遇的阻力已经达到了无法克服的地步，这其实就是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遇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