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公权力私有化”的验证

　　二、公权力私有化的扩张趋势——张茀承在官场中间的代表性

　　一个官员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下级，如何执行政策和法律，这对于其权力范围内的政治状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文革的各个时期，当权派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和法律，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张茀承等人在省委许道琦和工作组的支持下把群众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军队支左之后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镇压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派进学校之后很短时期就进行“大换血”，目的都就是为了服务于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级党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帮”被抓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其关于文革的作为都是系统地违反政策和党纪的。总而言之，从文革前后的政治实践看，当权派普遍地不执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权力，这就意味着着：对文革演变过程的解释也必须在政策和法律的视野之外去寻找原因。

　　非常遗憾的是，好干部往往成为官场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风恶劣的坏干部拥有代表性。张茀承的代表性往往体现为一个逆向选择过程：从官场中间逐步地淘汰好干部，坏干部的比例就越来越大，水院官场就有这样的长期趋势。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场行为看，张茀承恰好就是那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在张老师的记忆中间：“张茀承的权术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机会，条件成熟时，果断出击;需要忍耐时，他一定会隐藏起来;需要表现伤心的时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编造谎言时，他就大胆地编，达到目的为止。他对人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他可以为亲信包庇掩饰错误;他对上报喜不报忧，说假话，对下压制不同意见，制裁反对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张茀承的这种种作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公权力私有化”——把执行政策和法律实现管理的公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独立王国)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扩张和权力为小圈子服务的私欲。而独立王国的建设成就越大，权力得到制约和挑战的机会就越小，就这样，权力的第一步腐化为第二部腐化开辟出新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释文革为什么按照那个样子搞法，以及为什么会搞成那个样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没有办法解释，恰好，张茀承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员及其利用权力的方式，更能够贴切地解释文革前后的状况，也就是说，不是政策设计、指导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员的“公权力私有化”愿望有着着更高程度的解释力。张老师精辟地指出：“根据我在文革中与这些人的接触，我觉得他们是一些风派人物，没有原则，没有信仰，跟着着权力、利益走。这种人在洋人入侵时，会不会成为汉奸就很难说;但当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拥护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说清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的许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对一些干部、教职工、学生痛下杀手的原因，就要讲清楚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准则，以及这个利益集团对内对外的矛盾与斗争，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又是如何构建他们的独立王国的。不管他们内部为了权力而斗争，矛盾有多大，但他们始终执行着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

　　为了实现党同伐异的目标，张茀承在“生活作风错误”问题上包庇常树荫，同时处分并拱走李贞儒：“常树荫犯过生活作风的错误，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有过一个非婚生子。此事发生后，张茀承包庇常树荫，既不准知情人讲出来，也不进行组织处理。由此，常树荫对张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以常树荫掌权后就不一定了)，成为张茀承的得力助手，进而成为张茀承的接班人。”优先提拔那些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让他们感到来自上级个人庇护的好处，这等同于是一笔投资，可以指望在未来货到回报——看涨的预期收益，张茀承保护坏干部显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预期收益，正是在这种预期收益的激励之下，张茀承必须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许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压制住内部的不满。反过来，如果违纪行为人有可能威胁到预期收益时，那就需要反过来按规则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贞儒与办公室打字员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露，兼任院纪委书记的高进珊要立案调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树荫则千方百计要保李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让李贞儒死不承认，以为这样就无法作结论。这一招没有奏效，……高进珊这边依靠省纪委，由省纪委找李贞儒谈话，李贞儒最后承认了。学校给了李贞儒个党内处分，接着着把他调到长沙铁道学院。”

　　还有一个颜国良，也得到张茀承和常树荫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这个人的文革经历和升官图是很有意思的：“颜国良作为水院‘红教工’组织的一号头头……，在抓‘五一六’时，他是最早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发了我院‘五一六’的组织系统，揭发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组织领导者，除了反军乱军外，还整理了周总理的材料，给他看过，他还提出过修改意见等等。之后，他与造反派划清界限，碰面时假装没看见。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成为造反派头头，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参加各类会议，包括派头头的会议。他向我检讨错误，表示决心跟着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依然十分积极。‘四人帮’被抓后，他反戈一击，我们又成了陌生人，还是见面装作看不见。对于这样的风派人物，张茀承、常树荫看中了什么?他们看中的，就是颜国良的随风倒，看中的就是要从颜国良嘴里讲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颜国良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们的需要，肆意编造所谓的‘证据’。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里，让他入党，给他提干，调他到教务处，后又升任处长，之后又推荐他担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的副院长，这就是他们对颜国良的奖赏。”

　　司马迁曾经说过“不知其人，视其友。”这就是说，你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就看看他与什么人友善就知道了，张茀承、常树荫等人打击谁、提拔谁，鲜明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和为人处世准则。在另外一个方面，什么人得到官场重视和提拔，不仅体现了“谁应该得到奖赏谁应该得到惩罚”的社会准则，间接地成为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指针。

　　在文革期间，选拔谁来执行政策至关重要，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校之后，第一批进校的宋国英大体上执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进两派联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马义代替。樊马义本人不仅作风粗暴，而且怀有对知识分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狭隘心理，结果很好地实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务。第一批工宣队成员多数是造反派工人，进入学校之后也能够执行政策做一些两派团结的工作，但一样被换成保守派成员，在樊马义的领导下，在水院师生中间采取“逼供信”手段罗织口供，打了四百多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师生总人数8%)。不仅仅像张茀承那样为了巩固个人权力需要仔细地选人当权，就算是要实现当权派镇压造反派这个共同目的也需要采取换人政策，看起来，当权派都能够娴熟地找到合适的人，去做他们认为合适的事。

　　虽然张老师本人受到张茀承长期的报复和打击，但他仍然客观地肯定：“就三代掌门人的廉洁程度、工作能力来说，张茀承是无可挑剔的，客观地说，三代掌门人一代不如一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转型和官场蜕化程度相关，在文革结束近四十年来，应该说，公权力私有化的趋势是有增无减，与这个趋势相匹配的官员个人，其私心私欲的扩张也是同步上升的。张茀承在毛时代应该算是品德最败坏的干部典型，但是，随着着时间的流逝他反而有资格得到一张“好人卡”，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

　　在官场中间苦心经营权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实现一些私利，但效果并不那么可靠，张茀承晚年的失落还得到张老师过于泛泛滥的同情，“对一个权力欲极强、并用权力随心所欲实现个人愿望的人来说，失去权力意味着着什么?意味着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对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常树荫、高进珊)的一反常态，由热情讨好变为冷漠，由向自己汇报、聆听教诲变为嫌弃，他无法接受，心情不好，……张茀承在被免去顾问职务后不久，身体明显差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到后来，走路要有人扶着着，否则会倒下去，腰快弯成九十度了。”张茀承的凄凉晚景也许是事实，关键是被他那颗拳拳经营“公权力私有化”事业的苦心所放大，客观上的失落被主观感受所放大——毕竟投入了那么多得到却却那么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难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经营“公权力私有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此种风险的实际存在，也许，(也只能说是也许)，张茀承这样的代表性人物还有可能在批判的压力和正面的引导教育之下改邪归正吧，这也许是毛老人家说“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个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面任人唯亲，也肯定会激起部分人的不满，但不会导致普遍的高度不满，毕竟企业是老板自己的;但是，张茀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的经营方法，在整个水院所激发不满和批判，要强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适合这种不满意的公开表述，文革的水院群众对走资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产生并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内在的政治动力就在于：人们对于“公权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很更低。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并有那么大的声势，恰好是与民众厌恶、憎恨并且在合适的气候下对“公权力私有化”发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结束后，张茀承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负责制”正当化了，同时还在强化管理手段运用——“更多由上级掌控下级命运”——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间，预先地消弭了绝大部分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改革年代官员对内管治权力的巨大提升，是一个长期趋势，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内部监督的可能。这两者可能是导致三十多年来各种监督制度建设成效不彰的原因所在。这个变化可以解释为：“内部监督”力量即使没有被取消，那也随着着官员权力的集中趋势而被极大地弱化了，而而在外部监督上，倒是有党委纪检、行政监察、经济审计、司法反贪等等则是一种“外部监督”，三十多年来的干部监督，近似于取消毛时代的内部监督同时强化外部监督。机构的建立，但是外部监督的强化并没有能够遏制住干部队伍的整体腐化堕落的趋势。今天的中央领导层始终怀有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良好愿望，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三十多年来官场私心私欲泛泛滥扩张的趋势，大大地压倒了三十多年来一系列的监督制度建设成就，哪怕就算是以后继续是出台再多的好政策反腐政策，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无疑问。如果拒绝像文革那样借用群众的有组织的批判力量，那么，仅仅局限于外部监督机制的鼓捣，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也许需要追问一下：一味地地着着眼于外部监督强化相对于被取消的内部监督，其有效性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