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当前我国工业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

　　第二，为贯彻这一关系长远和全局的战略转变，有必要对当前的一些流行意见加以澄清。

　　有人把贫富分化、大众消费水平低归罪为“国企垄断”，提出“扩大内需首先要破除国企垄断”，这明显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

　　用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系统”刺激消费的主张，首先要考量其可行性。当前我国的社保体系特点是各地方财政自行负担、城乡分开。我国还有7亿人在农村，东西部经济水平差异大，建立全国统一社保体系首先涉及中央-地方和各地方利益的协调、提高财政汲取能力、克服地方-城乡壁垒等复杂问题。即使实现全国社保统一，也要量力而行。勉强拔高社保水平，将耗尽国家的发展后劲。欧洲高福利的前车之鉴不远。

　　有人多次提议“变卖国企资产充实社保基金”。这是分光吃尽全民积累的家底和加速私有化“一石二鸟”的“对策”。这将导致损毁国力根基，实际上最符合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利益。缓解贫富差距的正途，是对高收入和大额财产征收累进税，提高财政在GDP的份额，提高二次分配水平，这在西方也是天经地义。

　　有人强调加快城镇化以维持投资水平、拉动三产、保持经济增速。但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及其派生的商贸运输等实业的发展(美国GDP中三产比重大，是因为他们的三产包括大量技术专利收费、占据国际高技术生产服务市场)。仅靠零售餐饮之类低档三产无法吸纳非农就业。另外，城镇建设的前提是实业支持的地方财政，超前发展则呆坏账无法消化。就目前地方债务和银行资产结构看，城镇化不宜再强调。

　　关于产业组织结构，很多人强调要支持“小微企业”以扩大就业，背后的潜台词是丢下大型国企、重点扶持私人小企业。但工业的特点就是大中小企业共生，大企业能够带动几十上百家配套企业。国际巨头在中国以大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骨干大企业一旦垮台，众多小企业也站不住。中国的众多私人小企业在技术积累、队伍、信誉方面均不足，指望他们挑起中国工业的“大梁”是不可能的，还是要以既有的本国工业体系为依托，以大带小。

　　第三，需要明确和统一的经济发展战略。

　　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赶超必须克服两大基本障碍：(1)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差距，即模仿学习-形成能力-产业化的节奏，必须不低于发达国家;(2)市场障碍，即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有市场优势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拿出更具竞争力(性价比)的产品赢得市场。前者涉及经济的综合效率和国家动员力，后者涉及国家对民族工业-市场环境的支持政策。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必须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及企业本身)之间、微观竞争-综合协同之间、开放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产业优先顺序，科技政策、价格与市场政策，乃至组织技术研发、企业规模、资源动员等微观政策。

　　当代后发展国家，凡是成功实现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其基本经验都包括：自主型技术立国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加政府指导、“官产学研用”协作的创新体制、强力支持创新-进口替代和适度产业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市场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体系。

　　我们有必要系统考虑工业化战略，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

　　(1)推进产业升级、发展战略转型，是需要长期努力的历史过程。这不仅是培养几个“高技术战略产业”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升工业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尚在进行时，产业结构呈多层次状态，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升级的政策不可能全国步调一致。关键是要从指导思想的调整开始，启动工作重点的调整。

　　(2)围绕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这一战略目标，建立相应的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创新效率的体制机制。从科研(基础-应用-产品开发)-产业化(产业政策)-占领市场(市场鼓励/保护政策)全过程着眼，撤除各环节之间的隔离障碍，从体制和政策上调动各领域、各层次的能力和优势，综合发挥政策和市场作用，形成协同效应。要审视并调整现有政策中不符合这一战略目标的部分。

　　(3)改革开放要为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目标服务。根据国家工业现代化目标，重新考虑企业体制和政企关系的安排。国有企业改革要谨防私有化。国企产权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要重视发挥骨干国企的战略作用。目前占经济总量20%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导力量。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竞争，我们的国有企业是贯彻国家意志、抵御西方冲击侵蚀的中流砥柱。国企所坚守的命脉产业(国计民生)和战略产业(军工-高端装备-国家安全)是国家独立主权的根基，是未来科技-产业升级的根据地。对国内外某些机构不负责的“私有化”建议，要坚决顶回去。

　　现国企系统负责人中普遍存在的责任感缺失、短期行为、官场钻营、腐败等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治理监督、强化组织纪律和教育逐步改善，但不应该以此为由忽视国企存在的战略意义。国资委对所属企业的管理和考核目标，也应转向国企承担的战略任务上来。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无条件减少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没有统一的尺度。任何国家都不遗余力地支持本国战略性产业(如美国对军工企业、跨国电子通讯企业的大力资助并赋予间谍任务)。后进追赶型国家如果照搬西方教条、放弃产业政策和对重点企业的支持和保护，等于自废武功。对20年来工业改革进行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很多失误，恰恰是在市场化潮流中，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干预不够有力或干预方向和手段有误。

　　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不宜提“开放倒逼改革”，开放要有底线和“度”。开放的根本宗旨是吸收国外资源为我所用、增强自身能力(而不是“融入”西方体系)，开放的底线是确保民族工业的独立自主性。在全球化环境下，后进国家的追赶型战略，必须制定合理适度的产业，借鉴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尤其是福利国家建设方面积累的一些有效的运作机制和经验教训，但是应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消化、吸收，防止脱离中国国情简单移植。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将其对基本价值的理解作为衡量政治现实的标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双重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坚持以权利与义务为核心原则的社会公正。“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程度对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但市场公正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市场公正转化为社会公正，取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程度。当然，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的社会互助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对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性的否定，也是一种超越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