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当前我国工业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

　　四、当前我国工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工业总的特点是大而不强。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技术后进国、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2007年我国工业平均增加值率是26.45%，同期美国为44.85%、英国为33.04%、日本为33.94%、德国为28.51%。这大体反映了我国工业结构和综合竞争力的水平。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大、产业集中度低、过度竞争，企业协作协同机制弱;技术研发、国际营销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内资大企业作为凝聚行业的骨干。外资对很多行业虎视眈眈。

　　国内工业结构，偏重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工业产值中，原材料约占一半，在制成品中消费品占一半。这反映了偏重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宏观需求状态。另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多数高端产品没有供给能力、受制于外国(或外资)。

　　(2)出口加工业被压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我国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工业品占总出口额的90%多)，出口总值的58%(电子通讯的90%)由外资完成，出口的50%是贴牌组装加工(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业除用电用水之外，和国内工业的关联性很小。

　　出口工业品主要是纺织、轻工、电子通讯，机电产品以及部分原材料。2000年以来，出口额中装备类产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到50%，但高端设备和零部件占进口的比重也达到50%左右。

　　沿海出口加工业已“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跨国公司掌控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研发设计、高端加工、营销(订单、运输、金融保险)、客户服务(如工业装置、民机运行的远程监控维护)，即“微笑曲线”，中国厂商处于底部简单加工环节。贴牌产品出厂售价仅占总价值链的10%强。由于30多年“招商引资、借船出海”、“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心理，致使本国企业品牌建设、跨国营销的能力没有形成，反养成甘当世界“车间”的心态。

　　(3)多数行业缺自主核心技术。我国工业的低水平规模扩张已近极限，不少人错误地以为“中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实际上我们远未走出工业化追赶阶段。我国工业增长主要是平面式的规模扩张，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差、自主技术欠缺。关键核心技术依存度超50%(2002年为87%)，先进技术和装备反复引进、被动追赶，消化不力。工业界估计，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约为10年-15年。

　　纺织业与国外的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纤维加工量占国际贸易的30%，但高端纤维和高级面料基本靠进口，纺、织、染、整各工序设备大部分靠进口。大量出口坯布染整后再进口，每米倒贴0.4美元以上。该行业早已市场化(国企不足10%，民企50%)，政府基本不管，但至今没有自己的品牌，看不到技术创新，只有残酷的杀价竞争。显然，市场化经济显然不是“企业家”成长的充分条件。

　　装备制造业中的高端产品仍然受制于人。中低档产能(浅层次加工)过剩，大部分核心技术(整机设计和系统集成、材料、控制、高端元器件、基础零部件等)属于“瓶颈”，掌握在外资(外国)手中。高端、关键设备大部分靠进口，国内能解决的装备也大量进口。国产装备国内市场满足度不到60%。

　　高铁的发展世界瞩目，但轴承、轴、轮毂、刹车系统等重要部件靠进口。汽车作为支柱产业，轿车年产1000多万辆，合资外国品牌占80%的整车市场和60%的零部件市场(汽车电子、发动机等高端零部件占90%)。工程机械业在过去10年里高速增长，中资占一半以上，但多数是中低档产品，进口零部件费用占出口额的40%。机床生产仍然落后。高档机床国产占有率不足5%，中档以上机床的数控系统、功能部件(伺服机构、刀具量具等)的自配率不足20%。整机成本的40%用于进口零部件。机械零部件的质量有待提高。国产齿轮、轴承的寿命仅为国外的1/4、液压件不过关，主要原因是材料技术不过关。国内钢产量7亿吨，但每年仍需进口4000-7000万吨高级钢材。

　　相当部分高端设备国内不能生产;工业自动控制装置硬件(如传感器)和基础软件以及航空发动机，船舶的导航仪器仪表……基本靠进口。电子高技术加工设备被西方卡脖子。

　　大型成套设备(石化、冶金)的系统集成与工程技术能力薄弱，缺乏总承包企业。重大建设项目基本依赖外国工程承包公司(工程整体设计、工艺技术)，国内装备制造厂只能以合作生产方式分包少量单体装置，还是打工的角色。

　　高技术领域得到的附加值很低。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其高端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进口额仅次于进口原油(1800亿美元)的费用。国内500多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的销售总额，仅为美国高通一家的50%、电子百强利润的总和相当于苹果的41.4%。国家对高技术行业的支持，只是给补贴、引资或引进技术，对组织核心技术的攻关难见成果。

　　(4)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使我国民收入大量外流。我们须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用于向外国厂商支付专利费;DVD、电视、优盘、光盘、刻录机、数码相机、摩托车等均被外企敲诈专利费。进口一箱英特尔芯片的价值等于一列车钢材。我国工业销售利润率仅5%、联想利润率仅1.4%，而英特尔不景气时利润率也高达30%。我国轻纺产品充斥全球，和各发展中国家低水平竞争，贸易条件逐渐恶化。

　　技术创新能力滞后，不能不检讨产业技术政策的问题。

　　一是为“入世”而放弃“限制进口、引进消化国产化”政策，大幅度降低高端工业品的进口税率。在获得低技术产品出口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国内高端制造业。

　　二是不顾国情和一刀切的科技体制改革，将原各工业部属数百家科研院所全部改为企业。原部属院所固然有“大锅饭”弊病，落后于西方，但毕竟是各行业应用技术研发骨干。把他们“推向市场”赚小钱，导致基础科研荒废、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技术服务功能消亡。

　　“企业是创新主体”的必要条件是：政策环境、企业规模、可用资金、企业战略、技术队伍与持续的科研积累。一些重要共性技术(如模拟仿真设计、先进材料、基础软件、流程加工工艺等)，必须由多种学科队伍合作、长期研究，持续的资金投入和技术积累才能见成果。西方巨型跨国公司居行业垄断地位，有实力搞基础-应用科研。我国企业除少数例外，一般不具备如此实力。由权威机构组织行业级的共性技术研发推广，是工业自主技术进步必需的机制。院所改制后失去持续技术积累条件，在外资强势竞争下，只能被迫合资或被动引进。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的只占13%(大中型企业3/4没有研发活动)，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1.5%(发达国家大企业5%、高科技企业10%)。国家发明专利，大部分由国外机构注册。

　　五、自主推进产业升级是发展战略转型的核心

　　中共十八大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要)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要“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从依靠引资引进、平面扩张，到依靠自主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是发展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涉及各方面政策的调整(外经、市场、产业、科教)。这必然引发不同观念的冲突和利益集团(主要是国外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的抵制。西方指责我国搞“经济民族主义”、支持“国企垄断搞不公平竞争”等，迫使我国放弃自主创新、方便外资在华进一步扩张渗透。

　　在指导思想层面，我们期望取得一些基本的共识。

　　第一，独立自主的工业现代化，是经济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2020年GDP翻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战略目标，核心任务是在保持工业自主发展的前提下，自主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工业发展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工业结构优化和竞争力-附加值的提高，是提高人均收入的根本。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三产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都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当前国际贸易形势恶化、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持续20年的“吃比较优势饭、靠出口和基建房地产拉动”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产业升级任务紧迫。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从根本上转变沿袭许久的片面的“放权让利”、“世界工厂”这类体制和发展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