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

2014-6-25 23:55|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3995| 评论: 14|原作者: 恽仁祥

摘要: 毛主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严谨作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对我们认真研究文革，同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决不能学某些人，轻率地研究和对待马列毛主义和历史问题，甚至胡乱提出一些伪科学的口号如“正能量一说”。

这一比较，可以很形象而生动地让我们看到精神“食粮”的重大意义。

仅举以上几例，就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较集中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说他把马列主义推上了新的顶峰，也有人说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是当之无愧的。

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革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其不足的一面。对此，同样应认真总结，对无产阶级革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一伙走资派叛徒集团和反文革余孽，自毛主席去世以后，以吃奶的力气在搜寻文革的问题。由于他们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总结不出文革真正的教训。他们所谓的 “文革的教训”，恰恰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作岀的最大贡献。例如他们否定党内有走资派……。可他们这30多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党内确实有走资派。又如，他们利用毛主席总结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叶剑英就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就凭这一条，文革就“罪该万死”。但遗憾的是，文革期“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如前查明，是包括叶剑英本人在内的走资派叛徒集团，反文革余孽，为了破坏文革、败坏党的威信而干的，他们表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鬼把戏，无损毛主席和文革半根毫毛。这类西洋镜一穿帮，反教育了人们，拥护文革的人急剧上升。这也让人们更认识到反面教员的作用。

我在出版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中，总结了四条重要教训：

1、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很多同志都能熟背：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而且花了不少精力解决这个问题。恕我直言，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既完整又深刻，但实践操作上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毛主席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尤其是鞍钢宪法等等培养接班人的措施是非常英明、成功的。我这里指的失败仅是对毛主席晚年一再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基本是失败的，符合事实。为什么失败？很值得总结。因为这个问题的失败，同毛主席去世尸骨未寒，叛徒集团武装右派政变，篡夺了政权，而高速复辟变修，密切相关。我认为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是：

1）把接班人看作是选一个人的问题

不管是刘少奇、林彪还是华国锋，在人们心目中，所谓接班人，就是选一个人，等毛主席百年后当主席。看看这三个人，无一例外，当上接班人后，都背叛了无产阶级、都结党营私、积极搞非组织抢班夺权反党阴谋活动。另外，选这三个人，除林彪外，其余两位被选为接班人，大多平民百姓都感到惊讶，用土话说：“半夜出了个陈妖精”。另外，为树这些接班人，还都无例外地打击了一些对接班人持异议或反对态度的老同志。结果是三个接班人都走上邪路而垮了，但为此被打击的老同志，有不少并没有真正平反，甚至没有平反。

在此，顺便谈谈对王洪文的看法。“文革”期，林彪岀了问题以后，王洪文一下成了接班人。我认为选这个人接班有些太仓促。当然，也有同志说不如邓选的好。这不好比，我们讲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选的修正主义接班人，没有可比性。王洪文在被捕后的被招安的投降表现，足以证明他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江青在同这个世界临别时对王洪文在狱中的评价也说他下跪求降了。关于华国锋，从目前所有见到的资料，没有见到毛主席把他定为接班人。

没有把接班人的问题，看作是中央一个完整的领导班子统盘解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关于老干部终身制

没有这30年沉痛教训，对老干部终身制问题还认识不了有多大问题。我发现和注意观察研究这个问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的。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每天仅开两小时会，原因就是老同志太多，精力够不上。当时最突出是朱老总，不仅几个人用轮椅把他抬上主席台，几个健壮人把他抬到座位上；尤其当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宣读到最后一段时，总理想提高嗓门讲下去，结果不仅没有提高，反声音低了下去，明鲜力不从心了。这时朱老总竟宣布：现在宣布散……。坐在一旁的吴德同志反映特快，要紧把朱老总扶着坐好，才把那个“散”字后面的“会”字没有讲出来，没有造成打断总理作报告。现在很清楚，当时总理己病重在身，朱老总、毛主席都不例外。这三个国家三方面的一把手，都病到了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正是这种状况下，为几个野心家积极地从事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大大创造了有孔可占的有利条件。

尤其是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个80岁左右的军队“老革命”，依仗终身制，以老卖老，大搞非组织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最终造成右派武装政变，使无产阶级几十年革命建成的社会主义江山，毁于一旦。人们普遍惊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如果不搞终身制，毛主席、周总理都健在时，就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央集体领导班子，并有严格的互相监督的制度和体制，放手让他们干。毛主席、周总理等兼个名义职务，在重大方针问题上指点指点，起个传帮带的作用。因为不搞终身制，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个野心家手中无权了，他们篡党夺权就很难得逞。

2、军权旁落

毛主席总结的“枪杆子出政权”；我看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都要抓枪杆子。“文革”期间，只要毛主席健在，枪杆子绝对能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文革”中不管遇到什么乱子，就因为枪杆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不管是青海问题、还是武汉问题、尤其是林立果搞武装政变等等，翻不出大浪，都能很快平息。但是林彪问题以后，不久毛主席的健康每况日下，自然法则已使他再不能指挥自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而这十分关键的时刻，毛主席把军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反对“文革”的叶剑英。另外，林彪事件中起了异心的汪东兴，毛主席不仅没有对汪东兴采取任何措施，还让他仍掌握着中央警卫师的大权。毛主席从病危到去世，叶、汪的合伙，说白了，在北京城里，就没有他们干不成的事。从前面介绍叶剑英自己说在毛主席病重时就打算绑架江青等，没有敢动手是：一是怕有风险，尤其在这前1975年的较量，邓小平也感慨没想到毛主席病重还有那么大的力量，而惨败了；其次叶剑英自述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已病重而不岀兵等诸葛亮死后再说，很形象地勾勒了叶剑英急着等毛主席去世后再篡权，才万无一失。在战争年代，没见叶剑英有何了不起战功，但玩权术是有两下的。有个重大历史问题很值得研究：长征路上，叶揭露张国焘偷袭毛主席和中央的阴谋问题。据所见公开资料，可以说至今未见有第二个人证明有这回事；当时四方面军核心成员徐向前同志也从未证实有此事，而明显有否定这件事的言谈。另外，张国涛虽叛逃国外，当他得知毛主席去世时，而感叹共产党的前景将不好了。如果叶的揭发是虚构的，则骗取了“大事不糊涂”的赞誉，把军权交给了叶，其后果就更清晰了。林彪问题以后，毛主席的军权旁落；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三支两军”，和各级三结合的革委会，相当数量是军队干部当了一把手。可以说文革后期的主要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军队手里。所以毛主席也说：军队支左，实际上把“文革”交给了军队，而支的也不都是左派。到毛主席病重时，毛主席终于发现：他死后，几个老帅要造反，要岀军中赫鲁晓夫。但已晚矣！

另外，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机构，从实而言，极大部分的领导班子，上从中央政治局，下到一个生产大队、工厂车间。中、年青干部基本上是摆式，有职无权。大家拜读一下陈永贵同志晚年的回忆，这个问题就看得清清楚楚。

处于这种局面，走资派武装政变就很容易。而且借用人民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善玩权术的阴谋家，随便编几段谣言，都能把你骗得跟了团团转。所以，中国的走资派武装政变后，能欺骗那么多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跟着高呼“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放着鞭炮庆祝资本主义复辟，就不难理解。

3、正确对待左派的问题

“文革”中最奇特的现象是：喊了几年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在“文革”期，许多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和批示等等，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但“文革”从始至终，没有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当作走资派批斗的人可不少。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邓小平的问题，批了十来年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而1975年四届人大会议传达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邓小平）人才难得。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怎么一下变成了“人才难得”？没有人解释这个问题。到1975年底，又成了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文革” 期，对走资派又批又恋恋不舍。从良好的角度理解：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但从这30年走资派篡权复辟造成党变修、国变色的后果，应当说“文革”中对走资派的处理，心慈手软，犯了右倾错误。我们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是：大部分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但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他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思想教育能改造人，但不是万能。我在“文革”前不了解邓小平，但他篡权后，除认识他不学习、理论水平很低，很霸道，真认识不了他有什么“人才难得”。

同样“文革”期间，从中央主席到各级干部，都异口同声要支持左派。但“文革”期间大凡被称为左派的，相当的数量是反复被整的对象。而且整起来毫不手软。全国最有名的是写了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同志，可能被整得不轻（他这些年发表的某些文章观点本人不认同）。但后来毛主席自己也一再担心出军内赫鲁晓夫。何况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还有林彪、叶剑英。又如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未见任何证据，就被说成“5.16”后台，也整下去了。关于杨成武同志，打倒他的理由：当时传达林彪的讲话说因为杨成武是少数，……。谁听了也不好理解，少数就该打倒？回过头来看由左派组成的中央文革，一再进行清洗，到最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了。至于“文革”期间一些左派“小官”、群众组织的左派头头的遭遇就更不用说了。右派武装政变成功后，左派更成了走资派恨之入骨的反攻倒算的重点，所谓清查“三种人”，实质是一次全国性支一派镇压一派的大迫害、大清洗左派的资产阶级复辟运动，左派从各级领导班子被一扫而光，不少左派同志为“文革”甚至献出了生命。

对走资派宽大处理，而左派遭一而再的从严处理；甚至是无故被处理，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但其中少数人因蒙冤而转不过弯，反成了反毛、反“文革”的成员。对这少数人，是不是左派？值得研究。这少数人的出现，让我们从实践中认识了毛主席提出研究《水浒传》的重大意义。对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即便蒙冤，也不能动摇自己的信仰和革命意志。谁还比毛主席蒙的冤更多吗？

4、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党的建设涉及面很广，在此仅谈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也仅谈发展新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看到的材料中，看到毛主席谈了发展党员问题，解放后不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入了党。但最近花精力找这段话，怎么也没找到，我也忘了在哪本书中看到的了。

解放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比战争年代遇到的问题复杂多了。即便在战争年代，虽然入党要冒生命危险，但照样有投机分子入了党，一伙走资派就是活标本。解放后，问题就更复杂。党员成分的复杂化，也是右派篡权、复辟变修，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你只要对当前某些掌权人作些分析，他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也曾是“革命”热血青年，甚至喊万岁比谁都响亮，也曾举着手高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并被培养他们“成才”的母校一再引以为荣。但为什么其中有的也成了反马列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叛徒、卖国、走资泒、反动官僚、腐败分子？而让人民群众称谓：100个当官的，抓他99个，还有一个可能是漏网的。尽管这句话讲过了点头，但腐败官员很普遍，这是事实。为什么红旗下出来的，有这么多党员腐败官僚？虽主要是叛徒集团篡权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选拔、培养的产物。但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毛主席在世时入党的，这就不能不认真总结一下解放后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而决不应学叛徒集团文过饰非。

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崇扬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许多旧小说、戏剧等等赤裸裸宣扬“十年寒窗”，升官报私仇。解放后，这些封建流毒没有肃清，又加上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的毒害，以及解放后过多宣扬党员光荣，而宣扬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够。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社会，有些人就是为了光荣、做官而入党的。讲句讽刺话，这样的人要求入党时，你让他围了党员或党员领导转、甚至让他在党员裤裆下钻他都干，一旦入了党就盛气凌人，这就是常说的这伙人有韬光养晦的 “天才”。你只要看看那些変了质的解放牌“党员”，而成了共产党叛徒、走资泒、反动官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卖国贼的，是不是这样。而且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其中又以老子是不愿改造的走资派和四类分子不愿改造的子女占不小的比例。让这伙人混进了党内，一旦他们掌了权，不反党、反马列毛、反社会主义才是怪事。这就是旧戏剧等宣传的当官报仇论。

但应当肯定，不管是老党员还是解放牌党员，其中多数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另外，虽然领导集团变修了、叛变了。但广大党员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有些老同志，只想到自己没变修，而否定党变修的现实。其实，这些同志对毛主席一再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没有真正的认识。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权后，苏共变修了，开头绝大部分党的干部和党员也没有变修，但决定着党的命运的领导集团变修了，制定的政策、路线也就变修了，成了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随着进一步变修，党员的成分等等都随着修正主义路线急剧变修。不承认这些事实，决不是马列主义者。

至于近30年靠走路子、掏钱买了入党的，这类问题就只能说腐败透了。就更不是共产党了。

补充讲一点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对亲者严，对疏者宽”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但确实又存在严过了头和宽过了头的问题。仅举两例：例一是，1974年批林批孔时，叶剑英向毛主席表面是作“检讨”实为告黑状，说江青批评他走后门。毛主席不分青红皂白批评江青同志：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这一批示，发至全党。大张了叶剑英的威风，灭了江青同志的志气，从此走后门合法化，搞得群众有意见也不敢讲。例二是批评江青同志不能团结人。主要指叶、聂几个元帅。但事实己证明，那几个老帅能同江青团结吗？毛主席甚至不惜作了最大的谦让，现在事实证明，那两个老帅除邓小平能同他们合污外，他们同谁也团结不了。这些问题看似很小，但造成的后果严重。另外，文革初期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但在实践中最后改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上述关于文革存在的四点教训，在互联网和《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公开发表两年多以来，无一人提出非议。

关于“文革”中一些问题，虽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我认为对全局有影响的，主要是上述四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当毛主席一去世，有利走资派能顺利武装政变成功，背叛无产阶级而高速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消极的因素，而看不到光明。我曾讲：文革是毛主席提出，并经中央一致赞同通过，毛主席和中央发动和领导，取得了伟大胜利。可以说，只要毛主席健在，将永远是胜利的，这已被事实证明，推翻不了的结论。所以有人说文革失败了，不符史实。但毛主席去世后，党内走资派背叛了马列毛、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社会主义，这只能看作中国第二次文革的萌芽和前奏。在这个问题上，要用毛主席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论加以认识，才不迷失方向。

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次试验，出现一些不足之处是难免的。即便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还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只要我们不忘记：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我们就不会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感到大惊小怪。何况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起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政权取得全国胜利，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经验和教训？！只要主义正，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

最后介绍林一章同志在“大地微微网”发表的《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一文，毛主席是如何一字之改、一词之改、一句之改、一篇之改？现仅举其中一例：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

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独立成篇，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时候，毛主席作了重要的修改，其中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这样改定的：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严谨作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对我们认真研究文革，同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决不能学某些人，轻率地研究和对待马列毛主义和历史问题，甚至胡乱提出一些伪科学的口号如“正能量一说”，更不能搞反马克思主义的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口号，“开国际玩笑”，制造混乱。也不能信口雌黄，胡乱捡一句话就当作行动方针，如当前大吹特吹的“梦”。“梦”在我们江南地区是个贬义词，例如某人乱说了、或胡说了，旁人就会说是不是在说梦话、或者说还没睡醒吧？这就说明必须谨慎从事。中国历来有一种歪风：少数人在领导人面前唯唯诺诺，抬轿子吹喇叭，哪怕领导放个屁，他们也能据典论经地吹成“创新理论”。我常说中国历来不缺汉奸，更不缺李莲英式的奴才。同样，总有一些人官帽一戴，就爱吹不爱批。这股歪风，严重阻碍了实事求是研究问题。最后介绍的毛主席修改文章的严谨作风，为我们实事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研究文革，很有现实意义。

以上对文革的一些看法，难免有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恽仁祥

201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