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最近新华社报纸发专电：“定格”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周家庄。让人们对仍然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周家庄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其实我早在2010年就实地考察过这个“人民公社”。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表过《探访“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当然没有新华社的报纸影响面大了。今天将此文章找出来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的改革处于转折时期，三十年前中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改成一家一户经营。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叫改革而是复辟，中国几千年都是一家一户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正象当年流行的一句话：“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三十年所谓的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农村的改革是失败的，农村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比不上集体经济，安徽的小岗村比不过河南的南街村。我老家是鲁西北平原，与河南、河北交界，是典型的华北农村，主要是种田为主。前不久回一趟老家，农村的破破烂烂，街不象街，路不象路，农村的房子80%还是三十年以前的老房子，农村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在村里走一走，碰到的都是老、弱、病、残、幼。给人的印象是破落、衰败、荒凉而没有生机。

　　现在农村实行土地流转，如果将土地流转到一些大户手里，不过十年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再一次出现，一边是贫农，一边是大地主。到那时中国的农村会再一次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走集体道路是中国农村不二的选择。只有象周家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等那样走集体道路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在网上得知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被称作是“最后一个人民公社”，那里的社员还在实行记工分、分口粮、集体耕种，按劳分配。实行集体经济和将地分给各家各户到底有什么优劣?这个人民公社为什么能存活40多年?他还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当地的人有什么想法，周围的人有什么看法?带着种种疑问，我想亲自去探个究竟。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于是，我决定利用元旦假期，对这个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探访。

　　在车载GPS上设定好河北晋州市周家庄后，我和爱人一起，沿京石高速行驶，12点多从北京出发，经过3个半小时的急驶，于下午3点半到达晋州市。

　　对周家庄的初步印象

　　经过一路的颠颇，这时肚子有些饿了，路过晋州市一个大市场时，发现路边有个做烧饼夹里脊肉的地摊，于是我们决定先下车先吃点东西，随便了解一下周家庄的情况。小摊摊主是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我们一边等她给我们做烧饼，一边和她聊起来：“请问周家庄离这多远?”

　　“不远了，往东两、三里地就到了。”她见我挎着相机，问我：“你们是从哪来的?是记者?”我笑了笑回答她：“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听说你们这里的周家庄还是实行当年人民公社的做法，就想到这里来参观一下。你是周家庄里吗?”

　　“不是，我是别的村里，离他们村二十多里地呢。”

　　她一边给我们热着烧饼一边给我们继续介绍：“周家庄是我们这里的典型，那村挺富，没有穷人，大家一起致富。”她还建议我们：“你们去参观一下好的村，也去参观一下不好的村。”

　　我问：“你们村不好吗?”

　　“不好，我们村是个大村，有三千多口人呢，将地分下去了，村里富的特别富，大部分是当官的，穷的又特别穷。”

　　她用手指了指：“那位卖‘麻辣烫’的女同志就是周家庄的，你们可以向她了解一下。”

　　于是我走近那位卖“麻辣烫”的女同志：“你是周家庄的?”

　　正在忙着招呼两个客人吃饭的她转身向我笑了笑答到：“是啊，你们是做什么的?”

　　我告诉她我们的来历后问她：“听说你们村还保留着过去人民公社的做法?”

　　“是啊，地还是集体的，还实行记工分，年底再分红。”

　　“那你为什么出来做生意了?”

　　她说：“可以在生产队里干活，也可以出去做生意，过去凡出去工作的人，一年还要向村里交一千多元钱，村里保留福利，听说今年不用交了。”

　　“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出来工作了吗?”

　　“也不多，村里有工厂，大部分在村里工厂上班。”

　　“在村里上班一年能分多少钱?”

　　“1万多元钱吧。”

　　“那地里的活谁来干?”

　　“也不是都在工厂里干，村里一些年龄大的人做地里活。地里都是机械化了也用不了多少人。”

　　这时，我们的烧饼已经做好了，简单地吃了点，怕天黑了到村里不方便，就离开这里开车直奔周家庄而去。

　　刚到路口，就见路边挂着红布横幅“周家庄乡人民欢迎您”。

　　我们开车进了村子，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村里很整洁，街道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堆乱放的杂物，房子看起来有些旧了，担一排排的很整齐。各家院子的大小都一样，大都是二、三层的小楼房。在这里看不到别的农村常见的鸡飞狗跳，能看得出村子的管理非常到位。

　　我们将车停在路边，照了几张像。路边有个小卖部，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站在门口，我走过去和她攀谈起来。

　　“大妈，这是你们家的小卖部吗?”

　　“是啊，你们是从哪来的?”

　　我告诉她我们的来历后问她：“别的地方都将地分下去了，你们村还保留着过去的做法，你认为这样好吗?”

　　她的回答却出呼我的意料：“不好。”

　　我问：“为什么不好?”

　　她说：“地分给个人多好啊，种完自己的地就可以干别的了。”老人说不出别的理由，只是坚持认为地分了好。我们正说着，一位年龄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同志也凑过来，我问他：“你认为是现在的做法好，还是分了地好?”

　　没想到他也和那位老太太持一样的观点，还是将地分下去好。并怀疑这种做法能坚持多久?

　　这令我一点也没想到，已经坚持了四十多年集体经济的做法了，竟有村民怀疑现在还能坚持多久?

　　我问他：“象你这种想法的人在你们这里占多少?”他没回答具体数字，只是告诉我：“普通老百姓都是我的这种想法，当官的就不想分。”

　　“别的村里人都认为你们这里的做法好啊!”

　　他说：“那是他们不真正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你认为将地分下去好，你真正地了解已经将地分下去的地方的情况吗?你认为将地分下去就一定比这里好吗?”

　　他说：“凡是我感觉将地分下去比现在好。”

　　从他和那位老太太的谈话中似乎带着一些情绪，一种不满的情绪。

　　我想找更多的人了解一下，离开这里，我们继续向村里开去。

　　周家庄乡政府到了，大门口两边挂着好几块牌子：中共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党委，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政府，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晋州市周家庄乡人民代表大会等。

　　大门开着，没有站岗的，也没有门卫。

　　我们径直走进院里，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有四、五排平房，看样子有一些年头了。我举起相机照了几张像，这时一位大约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很客气地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我过去告诉他，我们是从北京来参观的。他没有流露出一点反对或不欢迎的意思。见状，我就和他聊起来，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告诉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是社员的身份，他还告诉我连这里的书记和乡长也是社员身份。我告诉了他我们在村头了解的情况后问他：“你认为你们现在的做法好，还是象别的地方将地分下去好?”

　　小伙子一点也没隐满地说：“我认为现在的做法好!”

　　他给我举例说：“就拿今年下的那场大雪来说吧，那场大雪是我们这里几十年不遇的。别的村没有人组织打扫，好长时间外面的车进不去，本村的车出不来。而我们村里因为是集体所有制，当天就组织村民将街道上的积雪打扫了，车辆出村、进村都很方便。”

　　当然这一个例子还不能完全证明这种集体所有制的方法就好，我还想和他深谈一下，可是因为天已经太晚了，也不想太耽误对方的时间，就主动告别。临走时，小伙子对我们说：“明天你们可以找乡政府的王海涛同志了解，他会给你们作详细介绍的。这里东边还有个人民公社大食堂，你们也可以去那里吃饭哩。”

　　离开周家庄乡政府，我们驱车又返回晋州市在商务宾馆住下，准备明天再做深入地了解。听说周家庄有十个生产队，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村叫周家庄村，另外还有几个村，我们准备都去看一下，然后再到这个乡以外的村做个了解。是不是存在着象钱钟书说的那样：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还好，我们住的这家宾馆能上网，我又在网上查阅了一下周家庄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因没有得以核实不一定完全准确，只是作参考)。

　　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一直没有改变。说到周家庄能保留现有的体制，不能不说到原公社党委书记雷金河。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下，他在征求全公社群众意见时，除一两户以外，其他社员都不愿意分地到户。雷金河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曾三次进北京向当年的老领导陈述乡亲们的意见，但中央领导并没有给予明确地答复，只是让他再“观察一下”。后来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才最终“换汤不换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揭秘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如何得以保存和发展)。

　　周家庄乡从乡长、副乡长、武装部长等，都是没有工资的农民身份，分红收入只比平均水平一万五六略高一点(也有部分上级派来的拿工资的国家干部)。

　　周家庄的村镇建设有一个统一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乡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0.298亩，建筑整齐划一。

　　全乡有9个企业，吸收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的人数约1400多人，乡里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村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2005年周家庄乡的农业收入是2121万元，而一家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2549万元，除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2.6元，工人平均收入为1万余元。

　　周家庄虽然实行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到了年底进行分红，也允许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不参加集体劳动的人，每年需要向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还要享受公社的各种福利，男的一年交1500元，女的交1000元。不想从事个体经营的，仍然可以回到集体做工。

　　到2006年，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人口的5%左右，2005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8万元，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有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为新一代年轻人打开了生活的空间。同时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通过在网上搜索我发现，关于周家庄的情况，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主流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过，在网上搜索到的内容大部分是网友发的帖子，其内容也几乎出于同一人之手，且大都是2006年以前的内容。这使我有些怀疑，难道有关部门封锁周家庄的消息或是有其他的原因。

　　再访周家庄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我们匆匆吃了点早饭后，又开车第二次走进周家庄。

　　刚进村不久，就见到胶印厂的大门，经得门卫的同意，我们走进厂区。

　　这时从工厂大门旁边的平房里走出一位中年男同志，我们就随机和他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们，他在厂里负责业务。

　　他说厂里有三百名多工人都是本乡的村民，没有外面的人。他们厂主要是承揽石家庄市和晋州市一些出版社的业务。

　　我问他今年厂里效益怎么样?他说和去年差不多。去年他家分红1万多元，今年的分值还没有算出来，估计和去年持平。

　　“你家几口人?去年的收入是多少?”

　　他说：“三口人，一个小孩上中学，去年家里收入三万多元。”

　　我直接向提出：“你认为是走集体道路好，还是将地分下去好?”

　　他说：“当然是现在的做法好了。现在村里土地一小部分人就可以管理了，剩下的大量劳动力就可以从事乡里的工业生产。由于村里土地统一管理、统一安排，无论是播种或是收割都可以实行机械化，既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又提高了劳动效率。”

　　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我们向他提出能否让我们去厂里面参观一下，他建议我们还是去乡里去采访，那里会有人专门接待。

　　离开工厂，我走进村里一个胡同。一位老人正在整理堆放在他家门口的树枝子。

　　打过招呼后，我问他今年高寿，他告诉我六十一了，家里只有他和老伴。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大儿子在乡阀门厂上班，一年收入一万多元，他身后那套房子就是大儿子的。二儿子在张家口打工，不清楚二儿子一年能挣多少钱?

　　我问：“你们村里象你二儿子那样在外面打工的多吗?”

　　老人回答：“不多，大部分都在本乡工厂里上班。”

　　老人的身体还可以，还在参加队里的劳动，一年能分八、九千元。

　　我们正聊着，他老伴也从家里出来了，参加了我们的聊天。当我们问他是将地分下去好还是现在的做法好时，老人说：“各有各的好处。”他老伴接过去说：“将地分下去自由，干完自家的地就可以干别的了。自己愿意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不象现在还得让别人管着，不干就不给工分。”

　　我问：“你们这里老人不是有补助吗?”

　　他告诉我：“要等到六十五岁，过去一个月每人给三十元，现在听说又增加到六十元了。”

　　“两个孩子都孝顺吗?他们每年都给你们钱吗?”

　　老伴抢过去说：“都给钱，两个孩子都挺孝顺。谁家的孩子不孝顺了，村里还管呢。”

　　“村里治安好吗?”

　　“这方面都挺好，村里没有发生过被偷被抢的事。夜里村里还安排站岗、值班的，比别的地方好多了。”

　　经得老人的同意，我们走进老人家里照了几张像。

　　老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房子盖起来十多年了，二百多平米，平时老人住一层的房间，过年过节孩子们回来了，他们住在上面。老人没有象别的农村的农户养一些鸡鸭等，院子里干干净净的。村里给各家都通了免费自来水。

　　离开老人家时，两位老人一直送我们出大门，还欢迎我们有时间再来。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周家庄是走上了共同富裕的路子，村里没有很穷的人家，也没有很富的，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乡里的干部和普通社员收入也没有大有差别。无论是村容村貌、社会治安和村里公共事业建设，做得都比较好。

　　从我这个外人看来，村里也有一些做的不足的地方，一是对村民的宣传教育不够，有些村民至今还认为将地分了好的想法，问他们的理由，只是说分了地自由，其他的理由就说不出来了。一些村民的认识显然带有一些局限性，我感觉这是对村民的思想、宣传教育不够，村民们对外面的情况也不真正地了解，只是他们看到分地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富起来了，就片面地认为分了地好，而对本地走集体道路大家共同富裕的好处认识不足。应该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尽快将全村村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可以采取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方法对村民进行教育;也可以开展村民大讨论，到底是走集体的路子好，还是将地分下去实行私有化好，我相信正确的认识一定会战胜片面的、不正确地认识。实事会教育群众，二是本乡的一些工厂还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式的工厂，科技含量不高，应该注意引进人才或与一些科研或大专院校联姻(对这方面了解不多，不敢妄下结论)。三是对外宣传不够。现在周家庄也正在开展旅游业，这里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大城市很近，应该说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外面的人知道周家庄情况的不多，如果稍加宣传就会给当地的旅游业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听周女士给我们讲，他们之所以要低调行事，是因为老书记雷金河同志曾要求他们少说多做，做好自己的事。一直到现在周家庄的领导都一直奉行低调处事的原则。虽然周家庄是实行集体经济，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名气和知名度就是品牌，如果还是奉行过去的低调行事的做法，不加大自我宣传扩大知名度，就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并没有和当地的领导进行交流。

　　去邻近村庄看看

　　离开周家庄乡，我们又来到距离周家庄仅有五公里的赵村，想到实地做一番调查对比。

　　这个村就在晋州市边，过去属于城关公社，其地理条件应该说比周家庄不差，村里房子大都低矮破旧。

　　村里的管理、村容村貌明显不如周家庄。

　　村里也有二、三户房子盖的好的，明显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这在周围都是一些破旧房子的环境中显得鹤立鸡群。

　　在街上我们遇到一位村民，说明来意后我和他聊起来。他告诉我身后就是他家，在村里属于中等户，一家三口人，分了四亩地。我问他四亩地种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他说靠种地根本都没有多少收入，他给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我们这里一年种两季，一季种麦子，一亩能收800多斤，收完麦子就种玉米，玉米和麦子的收入和价格差不多，除去上地的化肥、浇水、用电、雇人收割等费用外，忙一年能落下三、两千元就不错了。

　　“除种地收入以外你家还有别的收入吗?”

　　“那就靠孩子在外打工挣点钱了。”

　　“你们村是富裕的人家多还是困难的多?”

　　“还是穷人多，你看到没有?”他指着那两户好房子的人家说：“这几户都是有门路，做生意的人，还有的都是有权有势的，过的好，家里有钱，比当年的地主都过得好。住这些破房子的人呢是大多数。现在我们村里是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你认为将地分下去好，还是象周家庄那种集体经济好?”

　　“从现在看当然是人家那种方法好了。”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瞧人家村，大家共同富裕，没有很穷的人家，也没有很富的户，人老了村里还给补助。村里福利也好，村里人都不用去外面打工，年轻的大都在本乡工厂里工作，年龄大一些的和一些女同志在地里干活，不用操心，什么都集体管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到底是哪种方式好，当然需要我们做更深入地调查。我不便在这里过早地下结论。但是，我相信一点，周家庄的做法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路子。

　　有机会我还会去周家庄再做进一步的探访。(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