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炎黄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毛主席散发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为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进：“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等人——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更有一个过程，不能随便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

　　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说：“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粮食成熟时轰麻雀的传统，包括扎稻草人，要妇女儿童帮忙“护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联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样自顾自轰麻雀就没意义了——不管麻雀吃这块地还是吃那块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要轰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轰、哪块地的粮食都不让受损失才有意义。所以组织“全民轰麻雀”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科学界除了“反对意见”之外，也不乏赞同意见，诸如，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

　　【阮铭在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则调至中宣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则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革委员会主任等职。

　　这期间阮铭以极左面目出现，迫害知识分子。曾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钱伟长、马琦等右派知识分子，并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文革初期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周扬。卡玛·亨顿的电影《天安门》里有当年阮铭身佩大红袖标，主持万人批斗大会的特写镜头。】

　　【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中共元老王震撤销为止，阮铭曾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过。

　　1983年，阮铭被开除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一说是他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迫害知识分子。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

　　【1988年，阮铭离开中国，滞留不归，先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访问研究。

　　阮铭也积极参与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是总部位于纽约市的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人权”的理事会成员。】

　　【2002年，阮铭在台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阮铭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被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极力主张台独，多次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主张废除国统会。阮铭说，“台湾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也不要上国民党的当，什么九二共识，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2011年5月14日参与成立“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并担任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