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秦晓——发起组织西纠老舍投湖自尽，改开后集官学商为一身并擎“普世价值”大旗据《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83044284.html )，秦晓在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 而据《联动覆灭记》(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11/264468.html )分析： 【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老舍之死)。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联动”、“西纠”基本情况如下： 【“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 【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 【1967年1月，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接下来举行了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其中，纠打老舍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就属于西纠。(http://xzj.2000y.com/mb/1/readnews.asp?newsid=172759 ) 据浩然在《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中回忆， 【1966年8月23 日，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8/249924.html ) 1966年8月25 日老舍投湖自尽。 西纠当年的红卫兵很多是小孩，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一部分人坐了牢，受了教育，未来还是能走上正轨。因此，当年的西纠在后来有了分化。但像秦晓这类人则越走越远。 改革开放后，秦晓等高干子弟近水楼台先改开，率先出国留学经商。秦晓成为超级央企招商局集团的主席后，集官学商三重身份与一身，民间称之为超级大买办。后又开办私营博源基金会。让秦晓成为公众焦点的事件是，秦晓一手造成的“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前者是以超低价卖出，造成四百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后者是以超高价买进，同样造成数十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二者都是教科书般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而造成如此天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后，秦晓高调亮相主流媒体，擎起“普世价值”的大旗。(《恒旭：既得利益者秦晓凶猛“普”来，党中央并左翼和群众应着力应对》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2/207182.html) 五，杜导正——当年拼命闹“极左”，如今拼命诬赖毛泽东据《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杜导正》(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 ，其中爆出了杜导正早年的很多“极左”行径。 草菅人命： 【“在五台山北麓的游击区，有人认为某个人给日本人送情报，当时也没调查、没手续，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做了决定：把这个人干掉。有时布告还是我写：×××，通日，给日本人送情报，予以处决。我们派了3个游击队员，带了两条枪、浆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门口，大喊：‘×××，你出来’。等人一出门，叭叭就是两枪。然后把布告一贴，就跑了。”】 【“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我们坐在上边，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叫董东的同志，他就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对他说，你这是压制群众运动，压制群众的革命性。”】 反右、文革、整人 【“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 【“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人物周刊：“反右”时，你如何渡过? 杜导正：当时有人糊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我还记得：“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顶不住了，赶快去划。我划了4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块，后来变成15块，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 【“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 【“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大跃进”中大闹“极左” 【人物周刊：“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呢? 杜导正：那更不用说了，我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大家喜欢放卫星，广东老没有卫星放，我当时是新华社广东分社长，省委就商量我们怎么放个卫星。听说广东连县一亩生产了6.4万斤，那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写的新闻，他在6.4万斤后面加个括号，写‘这是23亩田地产的水稻堆在一块的’。我把稿子给省委书记秘书长张根生看，他一看就说，这怎么能写上呢，‘23亩’这个不能写上。后来就抹掉报上去了。】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 改革开放后拼命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
【“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 【“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 杜导正后来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多年来，《炎黄春秋》一直在极其卖力的做着反对公有制、鼓吹私有制和曲解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等勾当。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各路学者和媒体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炎黄系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右派大本营。 据杜导正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炎黄春秋》社长亲自上阵，直接污蔑毛泽东同志“建国之后有大过”： 【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 【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 【(毛泽东)“打击不同意见”，“闹人民公社，锅碗瓢盆一概归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 六，炎黄系骨干胡绩伟——“大跃进”中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又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胡绩伟先是在58年“大跃进”中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又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先是拼命“左”，然后拼命右。 . 七，郑必坚——“两个凡是”发明人，后来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赵紫阳的御用写手郑必坚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 《半月谈》杂志的创办者、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的喻权域在2008年5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一文披露了两个凡是出台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 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八九风波”之后由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当副总编辑的张云声同志，亲口对我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喻权域对此感慨道：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龚育之作为“两个凡是”的发明者之一，不仅没有像华国锋那样被边缘化，反而在改革开放年代节节高升到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的位置。龚育之2007年6月去世，生前是中国著名反共刊物《炎黄春秋》的重要支持者，其晚年文章甚至遗稿都尽量发在了《炎黄春秋》，被《炎黄春秋》列为核心作者。 而郑必坚比龚育之更辉煌。 胡耀邦赵紫阳的御用写手 据《光明日报》网站（http://www.gmw.cn/02sz/2008-04/01/content_790861.htm）、《中国高层文胆》一书对郑必坚的介绍，之前“极左”的郑必坚，反而得到胡耀邦、赵ziyang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先锋、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的提拔重用：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 看郑必坚的言行，发明“两个凡是”是其重大的愚蠢的败笔，这给社会主义带来惨重灾难。但是，奇怪的是，郑必坚不仅没受到整肃，反而得到胡耀邦、赵ziyang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先锋、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的提拔重用，从此，郑必坚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两个凡是”那样的严重漏洞。像吴敬琏、茅于轼们赤裸裸地坚持新自由主义不同，郑必坚的发言相对滴水不漏，但却往往意味深长。（《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1/12/248978.html）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郑必坚之后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可谓不倒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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