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文革余孽，指的是那些在文革期间乃至整个毛时代大搞政治投机、迎合上级的政治需要、表现极左、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这个群体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依旧本性不改，大搞政治投机，他们拒不反思在毛时代犯过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全都扣在毛的头上。他们迎合某些西化派的政治需要，大搞极右，勾结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共产党，反毛反共，宣传普世价值、宪政、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的利益。

　　这些文革余孽，文革时极左搞乱文革，改革后极右搞乱改革：如赵紫阳、左方、吴敬琏、杜导正、胡绩伟、李锐、杨锦麟、秦晓……这帮人要么盘踞南方系、炎黄系、中青系等媒体，要么被这些媒体供上神坛，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由此可见，南方系、炎黄系、中青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作家丁玲在改革开放后曾说：“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文艺报：丁玲并未远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03-11/51560.html )真正的文革余孽并没有被清除。

　　与搞政治投机的南方系、炎黄系相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左派的代表人物，如邓力群、马宾、魏巍、李成瑞等，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现实，却始终坚守人民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文革理论，这些人在文革中恰恰都是偏右的，都是被打压的。

　　可见真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始终以人民利益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绝不会搞政治投机，也不会从事于国于民有害的事情；文革余孽则站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信仰者的对立面，左的吃香就搞极左，右的吃香就搞极右，人民的利益从来只是他们用来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幌子而已。

　　六十年是一个整体，对照一下这些人在改革前后两个30年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正是因为存在大量这样的投机分子，我们的新中国才有着这么多的历史阴暗面。

　　一、《南周》老主编左方：改革前搞抄家是极左，改革后接轨民国成极右

　　《南方周末》的老主编左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左方是《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是南方系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的许多南方系骨干均由其培养而成。　

　　《南方周末》老主编左方，在文革期间是个极左造反派。他自己称，“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整个思想都是造反派的思想”。

　　文革开始时，左方在南方日报任职，已经33岁了。有人说他文革期间“狂热”，但从左方自己披露的信息来看，我们却看不出任何“狂热”的迹象。左方在文革当中的一切“极左”行为，都是深思熟虑、甚至缜密调研之后的结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时，《南方日报》研究要不要转载。左方当时吃不透中央的精神，于是向部门“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部门接受了这个意见。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极高政治敏感性、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人物，在不久后，“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左方“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退到后边去了”，如此强烈的政治信号，对于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以察觉的事情。于是左方“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 他要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实现巴黎公社原则”。

　　第二个例子是，江青指示搞“全国新闻界造反派的组织”，“各个省传媒两派都跑到北京去申请参加”。因为通过了就是“造反派”，所以左方很看重这个事情，做了细密的调研。左方“在北京的同学很多”，探得了口风，“了解清楚资格审查小组的审查标准，他们的审查的标准是三条，一条是封报纸，第二条是反工作队，第三条是反本单位的走资派。”左方了解清楚之后，就申请参加江青的那个造反派组织。由于事先知根知底，左方申请加入江青的造反派组织的过程顺风顺水，“我们不仅被接纳了，还吸纳为这个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1]

　　可见，左方在文革期间搞抄家、夺权、极左，都是综合各方政治信息做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绝非头脑发热的结果。

　　文革之后，左方开始“反江青”。但毕竟之前是造反派，于是“坐了七年的冷板凳”。

　　这个时候，左方对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并得出了一个指导他下半生行动方向的结论：“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左方得出这个重大结论之后，与报社筹办了《南方周末》，定位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口号是冠冕堂皇的口号。但是，“开放”什么?“启蒙”什么呢?左方提到，“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

　　当然，《南方周末》后来不满足于只宣传港台明星，开始转向社会关注。此时，左方有的是关注港台明星的经验，对于社会关注的经验甚少，左方开始向各方取经，其中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叫做黄文俞的人。黄文俞告诉左方，要借鉴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的办报经验，借鉴“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的经验，跟解放前“公开接轨”。黄文俞明确告诉左方，“你不要想要创一条什么新路，你倒回去就行了嘛。我说倒到哪去?他说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在于，要强调“传媒的商品属性”。左方称受黄文俞的影响，他办报的追求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结束”、“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的“时代结论”指导下，在与“是上世纪30年代”“公开接轨”（其实就是和国民党接轨）的办报理念指导下，左方操刀的《南方周末》，开始转向关注社会与时政，渐渐参与政治，走向了极右之路。

　　复辟资本主义、复辟民国、结束共产主义运动，左方和《南方周末》的极右之路，恰如其在文革期间的极左之路，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之路，是罔顾民族安危、百姓利益的文革余孽的典型做法。《南方周末》，从而也是一份文革余孽办的报纸，是货真价实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1]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21653785.html

　　[2]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http://jiaren.org/2009/01/21/zuofang-nfzm/2/

　　二、极右总司令赵紫阳：改革前极左，改革后极右

　　赵紫阳是南方系、炎黄系心目中的偶像型人物，南方系、炎黄系常年来为赵紫阳大唱赞歌，实质是勾结美国，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道。然而，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力推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赶共产党下台、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代表人物赵紫阳，在改革前是个极左人物，在大跃进期间不顾百姓死活，搞浮夸风，制造了“千斤县”的假典型。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广东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为了表示自己能干，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赵紫阳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到了1959年，赵紫阳吹牛出现了漏洞， 因为既然广东这么高产，那么小岗村还要吃返销粮， 支援兄弟一点总没有问题。可是广东的粮食是吹出来，怎么办，赵紫阳还是有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 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毛泽东被赵紫阳误导，于1959年2月22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大跃进智斗毛泽东，赵紫阳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0/12/157583.html）

　　三，吴敬琏改革前是拼命“左”，改革后拼命右

　　吴敬琏在五六十年代经济研究所中的不干净行为

　　据百度百科

　　当时年轻的吴敬琏在经济研究所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都有很不干净的行为，很多当事人的证言都可以证实。曾做过吴敬琏九年助理的柳红，在她的一封公开信中直接质问吴敬琏的历史问题：

　　(柳红：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2012652446_2.html)

　　吴敬琏的这些行为，给他的同事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据柳红的调查：

　　吴敬琏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行为

　　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后，吴敬琏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谁能想得到，而今吴敬琏居然被塑造成改革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和擎旗者，摇身一变成了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

　　中国共识网刊文（《赵燕侠：变脸“泰斗”——吴敬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4268453.html）称吴敬琏是个变色龙：

　　吴敬琏被渲染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学者良心”，而他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担任，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更深知在西方这完全是违法的，但他安之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