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看“发展”、“稳定”框架的局限

　　政府依法处理，为什么会失去人心?——政府的认识与处置的框架

　　纵观整个罢工事件，政府部门依法处置，但结果却是从工人们开始对政府部门抱有期望，到最后失去信任。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把整个处置过程简单回顾如下：

　　对裕元罢工事件，人社部通过新闻发布会正式表态，认为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向企业发出了《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责令企业依法整改。

　　裕元厂承认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同意从5月起按照规定缴纳职工的社保费，并考虑到工人的收入在当地较低，每月发放230元生活补贴(不计入工资，也不作为缴纳社保的基数)。对以前欠缴的社保费用同意补缴，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由工人补缴。

　　对此工人仍然不满。因为按照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后，每人每月要承担个人缴纳的400-500元。即使增加230元补贴，工人的实际现金收入仍少于过去，进而提出要求加薪30%，这样在缴纳了个人部分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之后，平均月收入能达到当地平均收入3000元左右。同时，认为欠缴社保和公积金责任在企业和政府监管不力，个人补缴部分大部分工人承担不起，应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有的工人还提出要求买断工龄走人。

　　对于工人的要求，东莞市的政府部门分别依法对工人提出了不予支持的答复。从内容上看，政府部门的答复都是依法有据的。

　　在政府部门答复后，裕元工厂也作出了答复：

　　补缴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应由个人承担;

　　不支持员工以未足缴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经济补偿;

　　企业补缴部分不打入个人账户;

　　底薪每年增加30%没有法律依据;

　　每月支付员工230元生活补贴，但不纳入底薪;

　　愿意就管理粗暴、不尊重员工、伙食差纳入整改;

　　愿意与工人选出代表沟通协商;

　　完善高温津贴发放;

　　希望尽快复工，共创双赢。

　　但工人们对裕元的答复仍不满意。从工人群聊的内容来看，这种不满既有对长期受资方压迫的问题未得到政府正面回应的原因，也有受情绪化的支配，没有组织化和较为完整的策略，从而使工人们很难掌握罢工中收放之间的关系。随后，在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下，裕元于4月26日实现了复工。尽管对复工工人之间有不同的认识，但共同的情绪是被迫的，不满的，不仅对资方，也对政府充满着不信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次罢工是因为资方长期以来对员工的压迫，形成积怨的总爆发，开始工人只是想将一下裕元厂的军，出一口气，增加一些待遇，但资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个别台干甚至说“大陆人就是贱”，激起工人的强烈义愤。

　　因巴西世界杯在即，运动鞋厂处于订单的旺季，此时的罢工无疑给裕元厂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在社保问题上明显理亏，所以提出了增加230元生活补贴和补缴社保费用。但在一些台湾媒体的报道中，裕元厂方仍把社保缴费的问题归于大陆政策多变和工人为了多拿收入自动放弃社保，对自己的责任并未检讨。在罢工过程中裕元曾悬赏5000-50000元奖励举报阻止复工的人，被工人们发现。正是在这种劳资对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罢工规模越来越大。

　　为什么政府依法处置，反而会引起工人们的反感呢?问题在于政府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架与工人们存在很大的差异。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是地方党委政府守土有责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责任。发展的框架造就了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资本立场，这也是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资方违法监管不力的原因所在。而罢工作为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的处置依照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框架。今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之后，地方政府对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有所重视，加强了通过依法维权来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对资方违法行为的整改要求，对补缴社保与住房公积金缴费工厂与个人缴纳部分的分别承担，都是有法可依。从维稳和依法治国的框架来看，东莞政府的处置是符合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原因在于，现行的发展模式已造就了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发展和维稳的框架遮蔽了这种阶级矛盾，从而使地方党委和政府找不到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的立足点。

　　这次裕元罢工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的劳资矛盾。无形之中，工人们的思维与话语已上升到阶级矛盾的层面，并潜在地认为在我们国家，政府应该站在工人一边，希望政府能认识这种劳资矛盾，能够理解工人的立场，帮助建立工人们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建立劳资两利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罢工工人们既有具体的提高待遇和维护社保的权益诉求，也带有超出具体权益诉求，基于阶级矛盾对建立一种新的劳资关系的期待。正因如此，在罢工之初工人们对政府抱有期待。

　　而地方政府就事论事地依法处理罢工事件，实际上在维权背后掩盖了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用维稳抹杀了工人们追求更为合理的劳资关系的正当性。在罢工被认为是不稳定事件的情况下，一旦动用强力部门，采取强制性措施，必然会与坚持罢工的工人发生冲突。这种做法，很自然就被工人们看作政府和地方工会不是站在工人一方，而是站在资方一边，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就难以避免。

　　相比之下，台湾15家劳工团体4月23日声援裕元工人罢工，提出的诉求是： “对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裕元补足所有资方应付金额，品牌商补足所有工人应付金额;”“裕元与品牌商应与工人选出来的代表协商，妥善解决各项劳动争议。”香港劳工界八团体给裕元各代工品牌的公开信，更旗帜鲜明地指出Nike、Adidas、Timberland等这些裕元为之代工的国际品牌公司更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它们是整个国际生产链上拿得最大利润的一群，而处于整个生产链尽头的各国工人就是其奴隶，也是唯一受害者。”因此工人应补缴的社保费用部分应由裕元和所有向裕元下单的品牌买家共同承担。

　　要求国际品牌商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合理合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1993年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大火，导致47名女工死亡和87人受伤，经香港及各国劳工团体多年抗争，多个国际品牌买家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2013年孟加拉达卡发生整座厂方倒塌，导致三楼制衣厂千名女工死亡，2400多人受伤，经国际及各国消费者权益组织和劳工团体抗争，多个国际品牌最终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意识到所面临的是阶级矛盾，而不是简单的维稳，更多地考虑工人的立场，就有可能意识到自己对资方在监管不力上有责，争取取得工人们的谅解，就能和地方工会一起向国际品牌公司为工人争取补偿的权益，即使结果不能完全实现，也能够赢得工人们的信任，有利于营造劳资两利的环境，在政治上体现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和人民政府的本质。但是，现有的发展模式造成政府和工会早已没有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认识框架，缺乏仍把工人看作是党的执政基础、国家主人的立场，在发展中只把工人看作是保证发展的一个生产要素，在罢工中只把工人作为维权和维稳的对象，在立场上脱离了工人群众，以至于尽管是依法处置，但仍被工人认为站在资本一方。这次罢工所造成的后果，劳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妥善解决，但工人们却确立起在劳资冲突中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不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作为一个已经形成的，受到资本剥削与压迫的工人阶级，目前体制内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充分有效的参与渠道，使他们可以通过体制内的参与来改善自身的处境，体制外的抗争成为唯一的出路。这个过程必定会促使他们从朦胧、情绪性的意识向自觉的阶级意识发展，从发泄性、经济性的抗争走向带有更具政治意涵的抗争。这种趋势突显出“发展”、“维稳”的政治话语和框架的局限。

　　这次裕元罢工虽已平息，但这次罢工已在劳工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深圳一百多个著名企业的1200名工人今年五一所发出的公开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

　　“人生最黄金的岁月，我们都在深圳度过，除了春节这几天，我们能回家乡品尝天伦，找回做人的快乐。其他日子，我们就像这个城市可以随便更换的零件。这个城市让我们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对法律的信心，纵然它美丽繁华，却充满着不公平。东莞裕元的工友们因为社保的欠费问题提出抗议，其实我们在深圳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们来自深圳不同的工厂，有些是国内模范，享誉国际，代工的品牌也是国际知名，然而，我们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却有很多根本没有购买……。”

　　——来自惠科、宝德、奇利田、龙基、华为、富士康、哥士比、高科、英宝、力嘉等101家工厂的1200名工友

　　如果工人这个群体在深圳这个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性的城市里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心，如果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代替了共同富裕，那意味着什么呢?这次裕元罢工所提出的问题，比工人在社保权益上的维权、比平息一场罢工更为重要。裕元工人的这次罢工，和近年来出现多次规模较大的罢工和劳资冲突，虽然从全局来看，涉及的企业和工人数量还只是一个不大的比例，并不能以此推论全国的劳资关系都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是作为典型案例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它们表明，作为现有的发展模式的产物，阶级矛盾在我国已经发展起来，如何看待和处理当代的劳资关系，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从裕元工人们在罢工期间的QQ群聊，还是深圳1200位工人五一的公开信，都表明他们在开始界定自我认同、自我利益、要维护自我利益所须抗争的对象，以及在抗争中学习形成合作意识。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自我形成，它超越了执政党现在使用的改革、发展、维稳这些话语和框架能够包括的范围。现有的政治体制安排，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治协商制度，都没有能够把这个已经形成的、应该作为党的执政基础、国家主人的阶级包容到体制内，在体制内形成合作主义政治，在形成阶级分化的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社会团结，更不要说巩固工农联盟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裕元罢工平息了，但是作为检验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发展模式，突显出劳资矛盾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它表明在我国阶级矛盾已发展起来，并有可能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对现有的体制、理论、发展模式构成挑战。邓小平曾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而且一出就是大乱子。或许这才是从这次裕元罢工事件中所应引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