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元鞋厂罢工反映了什么问题?

　　——从新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看“发展”、“稳定”框架的局限

　　今年4月5日到26日，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代工生产商台湾宝成公司在东莞高埗镇投资的裕元鞋厂，工人因厂方未依法足额缴纳五险一金，进行了历时20天，规模最大时达5万人的罢工。这是近年来工人群体性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劳与资、政府与劳资之间的关系。罢工虽已经平息，但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矛盾的发展以及与现行“发展”和“维稳”框架下的矛盾值得关注。

　　近年来劳资纠纷突出，2013年全国较大规模的有几十件。此次裕元罢工的直接导因是厂方长期以来对工人五险一金缴费不足，但从罢工期间工人们的QQ群聊、媒体的报道和工人“小邱”工友对一位裕元工友的访谈，以及近年来深圳、东莞等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中可以看出，引起罢工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回过头来看这次罢工，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1、从裕元罢工来看，当前劳资矛盾和我国的工人阶级处于什么状态?

　　2、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维稳的框架下依法处置这次罢工事件，但却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

　　现有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与工人的阶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商业已转变为以资本为主导、通过市场来组织，以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生产方式。到2013年3月底，我国登记注册的1374.88万户企业中，私营企业1096.67万户，占近80%，私营企业已成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同时，工人的主体已由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组成，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迫使他们加入城市的产业大军。在市场上作为劳动力要素转变为企业的雇佣工人。他们都带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进入企业，在生活的压力下，成为大机器和流水线上一个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工，虽超时劳动，但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难以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的“打工者”。即使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与一线工人之间在分配上的差距已拉得十分大，而且工人作为雇佣劳动，新的阶级意识也正在形成。

　　裕元罢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劳资矛盾的反应。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以后，很多企业从事跨国品牌公司产业链末端的代工业。因受跨国品牌公司和代工企业的双重剥削，在这类企业中劳资矛盾尤为突出。在整个国际分工的生产链中，品牌公司靠技术和品牌垄断了利润的大头。代工企业本身也受跨国企业的压迫，所获利润有限。对代工企业来说，只要能减少成本就能增加利润。为获取利润，它们往往采用血汗工资制，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根据美国麻省大学私企社会欠账课题组的报告，长期以来，中国的私企依靠低廉而规训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却没有对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做出应有的补偿，也没有把工资提高到生存工资的水平。这种转嫁给劳动者的潜在成本，既是对劳动者的社会欠账，也是私企超额利润的来源。2003-2009年中国的私企社会欠账总额估算达到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9%，占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这部分利润，私企与国企的利润率大致相当。事实上，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打工者这个群体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大约70万的矽肺工人、巨额的社会欠资，以及因家庭分离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今天中国的繁荣，不仅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句话说，我国的发展，是在劳资关系形成，资方把潜在的成本转移给工人的条件下所取得的。

　　按照宪法，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国家的主人。而在现实生活中，打工者却成为弱势群体，在生产方式中仅作为劳动力要素。即便是国家法律规定他们应有的权益，很多内容只停留在纸面上。他们以罢工这种激烈的行动所要争取的，只是法定权益的维护，以及在劳动中的尊严。之所以采用罢工的方式，是因为在体制内他们没有政治参与和得到利益保护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主体是打工者，2013年总量已达26894万，其中31.2%从事制造业，22.4%从事建筑业，80后新生代打工者占46.6%。这支为谋生进城打工的打工者，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裕元罢工事件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个群体。

　　这一代工人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他们已没有父辈的那种基于翻身感对党的热爱，绝大多数也没有经历国企改革所承受的利益受损和失落。农村有限的土地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讨生活，同时也是用自己的打工经历来重新认识这个社会、政府、企业和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说，他们追求的是：

　　“我们只想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

　　然而，多年打工的经历却使他们从满怀希望与热情，走向失望：

　　“我在高埗呆了十五年，一直在裕元，说实话，对裕元厂，对高埗镇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裕元厂就像我的家，对很多工人来说，这是一种很真诚朴素的感情，曾经我们身为裕元人而倍感自豪。”“可是，裕元，高埗，你们拿什么来让我爱?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在这里了，可是当他们老无所依，难道他们真的只能活在新闻联播里?”

　　究竟什么原因会导致工人们的失望呢?可以从工人们的劳动环境来寻找原因：

　　对于在流水线上作业的正式工人，必须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机械性的动作，承受着极高的工作强度和生产压力，每一班持续工作10-12小时，工人成为流水线的附着物，有的还必须在高温、有毒的条件下生产。有的企业虽有食堂，但工人吃不吃都得缴伙食费，伙食差，有的企业还对工人吃饭规定了很短的时间。有的企业工人一天规定只能上两次厕所，还必须要有人顶班才行。在私企中，为完成生产任务往往采用非常严苛的管理方式，管理层对工人辱骂、羞辱、惩罚是家常便饭，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工人不仅出卖劳动力，而且出卖尊严。

　　参与罢工的工人们持有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热爱党，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希望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罢工期间，BBC来采访，工人一方面觉得这下有救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给祖国丢了脸。正是这样一个工人，在打工经历中强烈地感觉到：“可是，如果当经济持续发展而工人不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局面。”在企业内受到的长期的剥削、压迫与屈辱，使他们走上了与资方抗争的道路。

　　裕元这次罢工虽以企业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为由，但却是多年在工厂内所受的压迫、侮辱和利益受损在情绪上的总爆发。选择社保缴费问题是因为最具法律正当性，资方难以否认，地方政府也难以用维稳来压制。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工人们最大的动力是出于长期累积的对资方的强烈不满。罢工并没有理论指导，不是有领导、组织化的行动，也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策略，具有情绪化的特点。工人们对社会上维权组织的介入是警惕的，意识到其背后有敏感的支持力量。虽然在这次罢工中劳工维权组织“春风服务部”有所介入，但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这是一次工人自主性的行动，并非由外部维权组织策划和操纵。外部势力的介入作用也很有限，罢工本身而带有强烈的发泄性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工人虽然从生产关系上来看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不具备作为阶级的集体意识。按照阶级意识的定义：第一，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明确把自己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第二，利益意识，对自身的阶级利益有明确的认知，意识到自己与其他阶级在利益上的差别;第三，合作意识，对本阶级共同行动的目标和一致行动的策略、能力等具有明确的认知;第四，冲突意识，对维护本阶级相关的权益免受损害而集体抗争的对象具有明确的认知。过去，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由共产党代表，由政府的政策规定。而这一代从农村走入城市的工人，还只是装在企业这个麻袋中的马铃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只是为个人利益打拼的个体，有的还怀揣着有了钱自己开厂开店当老板的梦想。对在工厂里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许多人只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来应对，个别的甚至以自杀来表达自己所受的屈辱，对大多数人来说，对现状只能忍和接受，很难形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形成这样一次5万人规模、历时20天的罢工，非常不易。

　　从罢工基本诉求来看，主要是经济性的：要求增加工资，目前2700的月薪太少，低于周边的企业;要求工厂补缴应缴的社保基金;社保基金补缴中由个人承担部分，工人们一下子拿不出这样一笔钱，认为责任在企业和政府，要求由企业和政府承担;要求废止对工人侮辱性的管理方式。工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不想通过罢工搞垮企业，而是希望通过罢工教训一下厂方，争取“劳资两利”的局面。

　　作为打工者，本身对政府的信任度十分有限。所处在这个办事要付钱和找人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是最没有社会资本和金钱资本的一群。他们的经历很容易把政府与“腐败”联系起来，并没有在直接的体验中确立政府是为他们服务的观念。这种情况符合现阶段党风和干群关系的实际情况。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一开始对于政府和工会组织仍寄予希望，因为五险一金问题厂方明显违法。但是，政府和工会对罢工的处置反而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被认为是资方的保护者，从而劳资矛盾进一步被引申为劳方与政府的矛盾。这正是这次罢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罢工结束以后，工人们认为：

　　“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强力打压，甚至警察封住厂门不让员工出来，到车间强迫工人复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况影响，产生悲观、畏惧和失败情绪，觉得反正搞不赢了，捞了230元，见好就收，无奈复工。”

　　“大家虽然复工了，但心里都憋着一股怨气。今天大家心里都特别难受，感到很屈辱。表面看来，罢工已平息，但矛盾仍然存在，问题没解决，员工怨气很大。尤其是对政府强势介入打压员工非常不满。所有人都感觉到愤怒，尤其是被强迫劳动!”

　　“这次罢工只是在强势打压下被迫复工的，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本来只是单纯的劳资纠纷，却由于政府的强势打压，导致更多人对政府和资方的不满。可说，这次罢工事件是三败俱伤，员工被打压，资方需付出几十亿的补偿和罚款/滞纳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这次罢工也使许多工人觉醒。这次罢工的前期，员工还企望政府协调，当工会介入后镇压加剧，员工看清了政府的真正面目，他们就是资方的打手和走狗。之前那种对官方包括总工会、甚至对警察的幻想，现在都破灭了，这种觉悟会让下次斗争更有力量，至少思想上不再那么软弱。可以说，只是明火被扑灭了，仍有暗藏的火种，下次遇到诱因，可能会更加爆发!而且经过这次的洗礼，下次的罢工，肯定会更有组织性和战斗力!”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需要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的立场与对劳资矛盾的思维与处置框架。

　　现行的发展模式与政府的立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把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牢牢地固定在发展经济上。在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引入稀缺的资本来发展地方经济。在苏北某县的中心大街上挂着这样横幅，反映了这个时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千中心，万中心，经济建设是中心，

　　千重点，万重点，工业经济是重点，

　　千条线，万条线，招商选资是主线。

　　全员发动抓招商，积蓄后劲谋跨越。

　　在属地化管理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负有对所辖地域和常住人口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而财力资源主要靠本地财力的增长，这又取决于招商引资。这样，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绩考核、承担其他社会文化职责的关键所在，也因此决定了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体现在招商引资中对投资企业在税收政策和土地出让价格上的优惠、在环境污染上的迁就、在执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变通”。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激烈，更加剧了这种行为。由此造成了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和劳工合法利益的严重受损，成为这种发展模式沉重的社会成本。

　　2012年两岸三地高校对富士康的调查报告表明，这个在内地17个省市有投资的跨国公司电子产品的代工企业，雇佣了100万劳工。各地政府不仅在投资上给予相当的优惠，而且不惜动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财政作为补贴来为富士康招工，仅河南一个省为富士康2万名招工所使用的公共财力就达1600万。政府还采用行政权力把职校在校生派往富士康以实习为名顶班， 2010年竟达10万之多，这些学生只在学校学习了一年，大约1/4未满18周岁，从事的是与普工同样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平均工作时间为9.7小时，每天要装配3600个苹果手机零件。由于用这些学生不用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并由职校教师协助管理，工资要低于正式工人，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而学校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奖励。在私企中，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工人不受尊重，不能按照规定取得报酬和缴付社保基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都与地方政府与对企业违规用工的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甚至放纵的态度有关。

　　对于企业为工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应负的社会责任，政府往往网开一面，允许以各种名义为工人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国家统计局《2013年打工者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打工者缴纳养老保险的只占15.7%、工伤保险28.5%、医疗保险、17.6%、失业保险9.1%和生育保险6.6%。有的即使缴纳了，但并未缴足，或拖长工人的实习期少缴，或没有按照实际收入缴，只按最低工资缴纳。

　　可以看到，现行发展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力增收作为第一位，由此在工业化和劳资关系展开的过程中，立场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而不是在劳工一边，成为我国私人企业能以采用损害劳工权益来获利的重要政治条件。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国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要求越来越明确，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为逻辑与偏向资本的立场并没有变，通过牺牲征地农民、工人的权益和环境来维持相对有利于资本的投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劳资矛盾发展到今天，政府负有重要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下的背景、我国所采取的发展模式、资方的逐利性和地方政府的立场与行为，决定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我国劳资这对阶级矛盾从产生、发展到展开，引起冲突的因素在不断累积，发生冲突只是时间问题。

(编辑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