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心动魄的津门“镇反”运动
【阿早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仅将此文中的一小段铭记于此，作为对邓腐党伪共的警告！
“沉默了许久的人们终于发出了正义的呐喊，随着一排排枪声，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特务们纷纷陈尸荒野。欠有血债而尚未归案的反革命分子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四处奔逃躲藏。但他们哪里逃得了，哪里藏得住？“】
马
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但是，一批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却时刻梦想着复辟，盼望着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里应外合，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一八”指示。这一指示敲响了反革命分子的丧钟，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此展开，天津市的“镇反”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粉碎“国庆爆炸”阴谋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有计划地遗留下一批反革命分子，特别是1948年下半年，沈阳、锦州、长春、热河、保定、济南、唐山等地已解放，这些城市中的一批特务分子也潜逃至津城，使天津的情况更为复杂。
从1949年1月15日至2月25日，依据我地下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全市集中进行了40天的搜捕工作。l月18日，捕获了伪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19日捕获了党通局专员兼中华日报社社长齐协民；20日捕获了党通局天津通讯处处长张伯鲁和党通局第五工作站站长王伯伦；21日捕获了党通局专员王连珂；2月17日捕获了保密局天津副站长、警察局第四分局局长张培英等人。“三大系统”在津的特务组织及主要成员多被查获，并缴获数十部电台及一批武器弹药。在搜捕敌特的同时，进行了反动党团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对在规定期限内自首登记者，给予从宽处理，对拒不登记或仍有活动的则坚决镇压。
“三•一八”指示后，天津立即行动起来，市公安机关全线出击，通过侦查破案和群众举报，先后摧毁了“冀热绥反共青年救国军平津指挥部”、“中央军统反共抗苏救国军”及“三青团直辖铁血除奸天津分团”等79个特务反革命组织，逮捕人犯429名；取缔了封建脚行和反动会道门，逮捕了恶霸、脚行头和反动道首36名。经军管会军法处判决，处决了34名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天津头号恶霸、号称“北方杜月笙”的青帮头子袁文会，有阴谋制造国庆爆炸案的特务乔振东、王明五，还有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副站长张培英。
9月的天津，到处披红挂绿，全市人民沉浸在一片热烈的节日气氛之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佳节，它蕴含着多少血的记录。胜利的欢乐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就在这美好的时刻即将到来之际，特务乔振东等却正密谋着制造一起重大爆炸案。
3月15日，在山泉涌饭庄一间灯光昏暗的雅座套间内，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特务乔振东与北京站行动组特务王明五秘密接头。王交给乔一张字条，上写：“山先生、李先生，近来买卖不行吧。不用担心，这边的人已谈妥一批货，因时候不到，还不宜出手。不过，货在我手，准有你们的，价款另议。现在，可由山先生出面张罗一些伙计。七月上旬，二位先生同来我处看货。兄崔锋。1950年2月，香港。”
信是由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处驻香港的华北负责人崔锋发给他二人的，信中的“山先生”和“李先生’指的就是王明五和乔振东。得到指令后，乔振东四处活动，广泛搜集人民政权的各种情报，王明五则联络了在天津潜伏的特务宋世元、杜文宝，发展对共产党不满的敌对分子，组织起了“华北反共救国军”。
7月15日，王明五与乔振东到香港拜见了他的主子崔锋。在香港，乔接受了新式爆破技术的特殊训练，王则受命回津后立即准备硫化钾，并协助乔共同完成爆炸任务。爆炸地点定为火车东站和北站、第三发电厂、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美祺影院、新华戏院等8处，爆炸时间是9月30日或10月3日。
9月21日，乔、王二人携带活动经费1400元港币秘密返津，同来的还有受遣的北京方面的6名特务。9月24日，王在世界商场与宋世元接头，并把一个金壳“英格”手表送给宋，密令他到罗斯福路116号聚和化学原料行订购60磅硫化钾。
9月27日晚，宋将购妥的60磅硫化钾亲手交给了王，王遂连夜赶赴西楼大桥路24号，将一封密信交给杜文宝，令他马上送到乔的手中，上写：“李兄，货已购妥，如不慎，见信可于旧历十七日早八点到上次见面地方一谈为盼。因老地方太远无暇前往，勿误为盼。山。”信中的见面地点指的是“中心公园”。
他们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进行的，可哪里知道，他们的罪恶行动早在我公安人员的视线之中了。根据聚和化学原料行的举报，我公安人员迅速展开侦查，并将特务经常出没的地点严密监控起来。在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后，市公安局下令：“立即将乔振东、王明五一伙反革命分子缉拿归案！”
9月28日8时许，在中心公园，当王明五与乔振东正在交接硫化钾、密谋次日的爆炸方案时，公安人员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两名特务束手就擒，当场缴获了60磅硫化钾，并从乔的身上搜出两封暗语信。公安人员连续出击，于上午11时又将宋世元抓获。一起“国庆爆炸”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宽大无边”与“双十”指示
在镇压的同时，依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政府对确已坦白悔过并有立功表现的反革命分子撤销了管制，恢复了公民权。对于国民党的下层工作人员、反动政府的公务人员、大批的旧军队人员，则强调实行宽大政策，既往不咎，不予法办，全部安排工作。这样做虽在稳定人心、恢复社会秩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让一些反革命分子钻了空子。他们坐在审讯室里一下子变得“老实”了，对审讯人员唯唯诺诺，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下决心、立保证，请求政府宽大。有些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干部变得心软了，许多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也开始骄傲了，一种“宽大无边”、“宁轻勿重”的倾向开始滋生蔓延。一些罪大恶极的被从轻判处，一些由群众检举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送到法院后竟然被无罪释放。
正是由于“右”倾麻痹思想和片面强调宽大的错误，客观上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獗。已暴露身份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假自首、假坦白、假立功的方法，以求其合法存在；有的“积极”地向我政府人员靠近，拉关系，以图求得掩护，伺机进行活动；有的伪装进步，钻入我内部，长期潜伏，等待时机，以进行重点破坏、暗杀活动。纠察队员马刚、供给部看库员王万利及苏侨李文夫妇，均在这一时期被敌特分子暗杀，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特务张若飞居然打入了市总工会，窃取了重要岗位，幸亏公安机关发现得早，才没有使我党蒙受更大的损失。有的破坏交通、通信设施和工厂设备，如棉纺一厂的机器轮带、毛织厂的机器零件就多次被割断、砸毁；有的散发传单，制造谣言，煽动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仇恨情绪。更有一些反革命分子专给党的领导和干部投递恐吓信，甚至连黄敬市长也收到了恐吓信。棉纺一厂收到一封署名为“中国铁血除奸团A字三号” 的恐吓信，内称：“中国国民党是不怕牺牲的，只要你们不把我们杀完……希望你们留神一点。”一位保卫干部收到的信上写到：“听说你昨天开会，宣布镇压我们的行动，你那是做梦，告诉你，扯标语的就是我，最后向你挑战，希望你早日侦查到我！”特务分子已猖狂到了极点，竟然公开向我党和政府展开挑战。
看着昔日的坏人一个个被放了出来，对检举他们的群众进行公开报复和迫害，群众的心凉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开始滋生出来，有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讲宽大”，也有人说“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做主不好”。
为了纠正“镇反”运动中的“右”倾错误，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做出了具体部署。
中央的“双十”指示是“镇反”运动的转折点。毛主席的“稳、准、狠”是向反革命分子发出的战斗宣言，天津市政府的“杀、捕、管”标准，贯彻于天津“镇反”运动的始终，特别是在“镇反”的第一阶段，发挥出了巨大威力。
罪恶多端的敌特分子被处决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天津市委、市政府在以后的两个月内，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活动。10月25日至12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