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人运动形势和前景的基本看法

2014-6-21 22:44|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1000| 评论: 5|原作者: 秋火

摘要: 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斗争，我长久以来都有一个最基本看法：它绝对不算低潮，而是斗争日益激烈，有走向革命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中国工人还缺乏基于工作场所的组织，工会几乎完全没有组织工人的功能，工人的绝大多数斗争都是自发、零散、无组织的。

对工人运动形势和前景的基本看法

秋火

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斗争，我长久以来（应该是从2003年以来）都有一个最基本看法：它绝对不算低潮，而是斗争日益激烈，有走向革命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中国工人还缺乏基于工作场所的组织，工会几乎完全没有组织工人的功能，工人的绝大多数斗争都是自发、零散、无组织的或只有临时形成的互助网络，很少出现明确有形的组织，这意味着中国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工人运动。我们只在广义上使用“中国工人运动”这个词。这种双重特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基本状况。

1、中国工人斗争虽然一年比一年频密，声势越来越大，但至今仍然可以说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工人运动。这一点我已在2013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详加分析了http://t.cn/zHzo8CZ。

一年过去了，情况是否有所变化？其实，2012年开始，从广东开始出现了一个由官方工会、律师和学界努力带动的工人维权运动，但一直到整个2013年，官方都是半心半意地支持这件事；官方试图笼络收编劳工团体，对不服从者予以打压、渗透、破坏，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现在在广东，无论官方、劳工NGO还是少数的左翼个体，都相互保持距离，没有合力形成一个运动。虽然今年以来，有的自由派急于宣布“中国工人运动日趋成熟”，也有官方工会试图扶持起有声势的运动（例如常德沃尔玛维权），最近争取到了释放被捕劳工活动者林东的声援行动也显示了劳工界的团结力量，但工人运动不存在于全国范围，只存在于局部地方。21世纪最初几年，在东北、西南的国企老工业地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工人运动。而今天或许只有广东，才存在非常初步的工人运动。

2、新世纪以来几轮全国工潮的情况
基于一份我所认同的资本主义与工人斗争历史分期（http://t.cn/zWAN327），我把中国的工业领域全面资本主义化以来发生的三轮半全国性的大规模工潮归纳如下：

第一轮：1998-2002年，国企工人反私有化的斗争浪潮；余波发生在2004-06年。
其主要诉求是要求买断工龄、追讨积欠社保等各种历史欠账，大多数是被动防御的反抗斗争（往往在工厂破产了后才起而反抗），陆续地、几乎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的国企和集体企业老工厂。
在斗争中广泛出现了初步的组织。抗争水平和组织水平较高的地方出现在东北黑吉辽、西南川渝和中原部分地区（河南、湖北），尤以1999-2002年辽阳工人运动为高峰。

第二轮：2010年3月-9月，沿海工人争取加薪的斗争浪潮。
其主要诉求是要求加薪与改组工会，是勇猛的主动进攻型斗争，大多采取守在工厂内罢工的相对温和形式，出现了自我组织的萌芽。以南海本田罢工牵头的本田系列工潮，从南到北的东部沿海地区激发了一系列罢工潮。
（参见先锋工人网当年5月的不完全统计http://t.cn/7PRMY。本田系列工潮：一http://t.cn/RvLLVcW、二http://t.cn/RvLLVcH、三http://t.cn/RvLLVcT、四http://t.cn/RvLLfCP；吴季的简报http://t.cn/RvLLfCh）
同时期也发生了国企老工人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例如河南平棉5000多工人长达一个月的集会，不过他们也要求加薪http://t.cn/RvL2Tul），当年6月底大连开发区再度爆发席卷20多家企业、长达一个多月的数万工人大罢工http://t.cn/h4hcUa。

第三轮：2011年10月-2012年春夏，全国范围的私企外资国企工人罢工潮。
其主要诉求是新老工人都要求追讨历史欠账（新工人要求搬厂补偿和其他积欠权益）、纷纷要求加薪，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诉求的广泛深入还是从广度、力度和规模看，都是新世纪以来最大一次罢工潮。从沿海到内地，从私企、外资到大型国企，从新生代工人到国企老工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爆发大规模工人斗争。（参见http://t.cn/zOtawhC）
这段时期较为令人瞩目的斗争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有：百事可乐五个城市工厂近千员工联合罢工、持续一个多月的深圳冠星表链厂上千人罢工、持续近一个月的深圳海量4千工人大罢工、震惊中外持续长达三个月的广东陆丰乌坎1万3千村民有组织抗争运动、在乌坎运动激发下的四川连续两场数千到上万人规模的大型国企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堵路运动、陕西汉中钢铁5千工人大罢工、湖北宜昌葛洲坝上万退休工人散步要求提高工资、山东济南轻骑摩托4千工人罢工一周、云南曲靖市一汽红塔汽车厂3千工人大罢工、重庆南部某区持续两三个月的数千到上万人散步事件等。
这一轮罢工潮由于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公开分裂，一度引起过各方高度关注，但并没有激发政治变动。

第“3.5”轮：2012年秋天或2013年开始，沿海工人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与要求加薪的斗争齐头并进。至今未完。
其主要诉求就是争取搬厂补偿、要求加薪。实际上，第三轮中已经有了工人追讨历史欠账、要求加薪的斗争的继续发展，这一轮可以视为这个潮流的继续深化发展，其间可能正在酝酿着某种质变。在2012年9-11月，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争取搬厂补偿的斗争；同年8-9月，福建、山东多地爆发农电工（劳务派遣工）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高峰。但追讨搬厂补偿斗争的明显增多，是从2013年春夏开始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及一切沿海地带都爆发了此类斗争，并伴随着要求加薪的罢工越来越多（见我的不完全统计http://t.cn/zH2OjUp）。
具有质变性的发展意味着把搬厂补偿与加薪要求合并提出，并具有更强的组织性。2013年深圳先进微电子厂5千工人持续22天的大罢工正是如此（http://t.cn/RvLGqYz）。这可能是2010年以来新一代工人罢工潮中组织得最好的一例。但迄今为止仍然很少斗争互助网络能延续下来，由此来看普遍的质变仍然没有发生。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几轮罢工潮之间，小规模的工人斗争都没有停息过（别忘了中国是世界上罢工最密集的地方之一），也有一些大的工潮。例如在21世纪初第一轮全国工潮到2010年第二轮全国工潮之间，有过几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局部工人斗争高涨：2005年9月大连开发区几十个工厂的数万人连环罢工潮，2007年深圳各大港口及部分工业区的工人大规模加薪运动，2009年华北、东北国企工人反私有化斗争高涨。在2010年第二轮与2011年秋天开始的第三轮之间，也有过2011年夏天东部地区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工人斗争：5月上海及沿海一些港口的集装箱卡车司机连环罢工，6月广州增城和潮州古巷的外来工暴动，6月东北最大轮胎厂长春锦湖轮胎大罢工，8月中石化河南油田上千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等。

3、上述三轮半全国工潮的特点和比较，目前阶段的转变趋势
上述几轮全国工潮，持续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第一轮——国企中、老年工人反抗私有化和争取买断工龄补偿的斗争浪潮，延续近十年之久，其中高峰期也有4、5年，其中不乏异常激烈决绝的抗争（如阻拦国际铁路、堵桥、占厂、自制土枪和绑架暗杀、集体自焚等），也是目前为止形成了较多组织性的一轮（尤其是东北老工人、油田工人和下岗买断工人中至今都存在一定的组织性），但这部分工人长年从事防御反击战，并对国家政策和国家资本本身的依赖性较大。

2010年的第二轮只持续了半年多，抗争形式主要是在厂内罢工相对温和得多，但加薪诉求勇猛，行动迅速密集，不是拼老命抗争、而是为了加薪继续工作争取更好的未来，还初次集体喊出要改组工会。相当多参与者是80后、乃至90后新生代打工仔女，充满朝气。2010年的第二轮全国工潮，其实也是新生代工人的首次全国规模抗争，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

2011年末-12年夏的第三轮全国工潮，是上一轮加薪斗争的扩大化+全国范围新老工人纷纷追讨历史欠账（包括第一轮全国工潮遗留的部分欠账问题），时值统治阶级高层内斗加剧、乃至(2012年2-3月)公开分裂时期，统治阶级有意无意的某种松动使得工农斗争有显著扩大（2011年12月乌坎村民抗争的阶段性胜利、内地部分国企爆发大规模要求加薪的工潮与2012年3-5月广东工会改革的进展可以算是例证）。这一轮工潮的意义非凡，因为它是真正全国范围（上一轮主要在东部沿海）、不同资本类型和不同行业的大爆发，私企工人争取历史欠账的斗争与国企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爆发了许多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事件（在过去正好是反过来：私企工人一般是要求加薪，国企工人一般是要求历史欠账）。

这一轮工潮在2012年中间的一度减退，可能与统治阶级在分裂后的重新聚合、加强管制有关，我作出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在2012年夏天以后，国企工人抗争的报道大量减少了。我猜想是：统治阶级在内斗正酣时，发现工农抗争的怒火快要把内斗各方的共同地基都掀开了，所以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并逐步地又暂时补上了内斗炸开的公开漏洞。但工人斗争还在继续发展，直到2013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主要在沿海（尤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人争取历史欠账和要求加薪的斗争高涨，今天（2014年春夏）仍是这一轮沿海工人斗争潮的延续。2014年4月东莞裕元近5万工人长达12天的大罢工，也同时提出了加薪和追讨欠账的要求，但未能形成组织化；这很可能是又一个新的开端（那就是第四轮全国工潮翻开了）。

4、劳动立法增多，部分大厂有所改良；但改良很有限，工人待遇不升反降。
自 2008年以来，劳动权益立法逐渐增多；从2010年开始，在全国罢工潮压力下，各地政府每年都在上调最低工资。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厂开始有所改良（例如工资跟随最低工资上调、劳动合同的广泛签订、社保开始依法缴纳、确保女工婚孕待遇等）；但是从总体来看，工资过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工资上调的变动实际上很小或没有改变，长时间高强度加班基本没有改变，大多数中小工厂和许多大厂有毒有害恶劣的工作环境很少改变或没有改变。最近一个工人和我聊天时说，他说在珠三角呆了十来年了，社会也变化那么多了，但工业区的情况好像十来年都没什么大的改变。我和他有同感。

造成改良很小甚至看起来没有改变的原因，至少包括：提高工资的同时，各个企业也采取了更多取消奖金福利、或者不再包吃住费用的办法，在一些大厂甚至有老工人的工资比三年多前还要下降的情况（例如富士康就是这样，我还不是说实际工资，就是说绝对数额都下降了）；提高基本工资的同时，工作强度也加大了；自 2007-08年以来，从国企到大型私企竞相雇佣缺乏保障、工资更低的劳务派遣工，以及大量中小工厂恶劣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把整个劳动力价格水平都拉低了。

5、劳动立法带来的改良作用很有限，但却意外地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斗争，并且使工人在借助新法律的斗争中提高了权利意识和主动争取意识。

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明显地激发了一个工人依法斗争的浪潮（尤其是劳动仲裁数量激增），从2009年开始出现工人依法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但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密集起来是从2011年开始的，既有争取搬厂补偿，也有争取积欠社保、公积金的斗争（2011年夏天开始正式施行社会保险法）。工人追讨搬厂补偿历史欠账的斗争，在2011年秋天开始的全国罢工潮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后直到今天，仍然算得上方兴未艾。

但是劳动立法不会自动带来工人斗争，这是无疑的；也不会立即带来变化。许多工人要求的搬厂补偿N+1，所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和第46-48条（另有1是指1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但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并没有立即导致大量要求搬厂补偿的斗争。在2010年11月，广东佛山普立华发生过数千工人的斗争，其中有要求搬厂补偿；当年的全国罢工潮中，也有几例要求搬厂补偿的斗争，但仍不普遍。直到劳动合同法实行三年多后，随着工厂搬迁的增多和工人权利意识的增强，才出现了搬厂求偿斗争的高峰。2012年秋天福建山东多地爆发的农电工要求同工同酬和加薪的斗争浪潮，也包含了对劳务派遣修法的期待；2013年7月新的劳务派遣修法出台，但并没有引起大量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具体原因需要分析。

6、2012年十8大前后以来工运新变化之一：打压明显加强，工运出现政治化的新趋势。
尽管许多人在十8大前后都寄予了浓厚的幻想，但事实上，十8大以后的新政权明显地更加偏袒大资本，社会改良至多只影响小资-中产阶层，对工人虽然稍有让步以小恩小惠（当然每一寸让步都是工人斗争争取来的），但对工人抗争的打压明显加强，而且至今没有减弱的迹象，“打压工人抗争”、“特警治国”看来已成为基本国策了。
打压工人明显加强是在2013年工人新一轮斗争高涨时发生的，一个标志性的时点是在2013年5月20-23日，深圳同时出动大批特警打压了：宝安沙井的金顺台工人抗争（5/20）、宝安石岩的迪威信工人抗争（5/23）、南山西丽的中兴通讯睿德电子厂近千工人抗争（5/23），这三起抗争都是争取搬厂补偿或老板跑路赖下的历史欠账（http://t.cn/8sYLwBi）。其中在打压睿德电子厂工人抗争时，深圳出动了数百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携带狼狗、向人群施放多枚催泪弹并暴打工人。迪威信工人抗争被打压时，工人代表吴贵军被失踪长达一百多天后传被刑拘，至今庭审了三次、被羁押已一年零6天，目前只落得个检察院撤诉的草率处理http://t.cn/z8pbzt6
包括吴贵军，深圳和广州共计有十多名工人代表因为参与集体行动被刑拘、陆续判刑（吴贵军还未被判，但预计很可能会被安插罪名），这样的大规模刑事打压维权工人，是有史以来第二波——上一波是在21世纪初的第一轮全国工潮。与上一轮不同的是，这一次通过广泛普及的网络和外媒报道，更加公开化了；与那时不同，如今阶级斗争形势激烈得多，工人普遍的维权意识强得多，网络舆论传播能力也今非昔比，又处于经济不利的时期（十余年前正好是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开始）。

当局大为加强了对罢工工人的打压，也大为加强了对劳工NGO团体的打压，这一打压更开始于十8大前的2012年夏秋之际，名义上的“准许设立民间组织”的“改良”却变成了强制收编、对不服从者一律断水断电。其实，劳工NGO此前数年也被驱赶过几次，但这一次却是最猛烈的。某劳工NGO团体从2012年9月到2013年上半年的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被迫搬了三四次了。在2013年与吴贵军被失踪的同时，也有劳工NGO的义工（也是工人）惨遭“人间蒸发”的恶劣事件。但当局这些更加狠毒的打压也激发了工人和劳工团体的反抗，乃至政治控诉，例如前不久4月4日吴贵军在法庭受审时对资本家和政府的抨击（http://t.cn/Rvy8MMC），还有2013年11-12月由于深圳春风介入东莞诺基亚等多场罢工，遭到东莞国宝的恐吓威胁，有关劳工活动人士把国宝的照片和录音公之于网络发声抗议（见http://t.cn/Rvy8eo8）。

打压日甚，反抗随之日增，但并非毫无作用。2014 年4月22日上午介入东莞裕元罢工的深圳春风劳工活动分子张治儒被失踪，网络舆论发声追问下一周后释放，同天下午深圳春风的另一名职员林东被失踪，后传出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众劳工NGO接受外媒报道纷纷要求放人、组律师团+劳工界及社会各界联名声援，5月21日得以释放。（4月22日晚上我也遭到一个多小时问话，随后即发微博通报情况；我亦公开声明为林东无罪作证，强烈谴责东莞当局，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明显具有政治性的打压，也开始激发了政治性的反抗，这是21世纪最初第一轮全国工潮之后再也未有过的现象。个人认为，由于可以判定当局打压工人抗争已是既定的基本国策，这一次政治反抗将会走得更远，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全国工潮的主要特征之一。

7、2012年十8大前后以来工运新变化之二：当局试图收编劳团，目前暂时收效不大
我猜想当局过去就一直很想收编劳团，但可能从来没有像2012年以来这样，把收编作为一个针对劳工界的重要政策。我做出这一判断的具有较大可能性的部分依据包括：
1）2012年7月“准许民间组织开放登记注册”前后，政府都有收编劳工团体的迹象；
2）2012年春夏的广东工会改革喧嚣中，广州和深圳等地的总工会都有领导、收编劳工NGO及其他劳工维权资源的意向，甚至在公开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3）2013年10月下旬-11月初，习总向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以及全总的解读，让海外自由派劳团“中国劳工通讯”做出了“习总急于解决工人需求、全总却不急”的解读，这一解读可能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有发挥工会职能改良工人状况的争议。
4）2013 年10月31日-11月21日，深圳先进微电子厂5千工人大罢工，一向高调的深圳红花草劳工服务部却安然无恙地介入这场罢工并支持其取得一定成果，期间得到过深圳盐田区政法委对工人停工期间工资的支持，红花草也十分配合地向工人积极宣传“不要有任何挑衅政府的企图，也不要有任何出厂区外聚集和活动的呼吁和宣传”，反复强调理性维权（见11月12日简报http://t.cn/8DenukK）。无论红花草主观动机和意愿究竟如何，客观上具有为政府所收编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红花草对与自己无关的深圳三威工厂工人自发上街被打压、反而指工人需要反思（http://t.cn/RvyuYvN），对东莞裕元罢工中抗议政府打压的人横加指责（http://t.cn/8sDe4H9 ），这些疑似“自干五”言论更可以闻出几屡臭气。
5）2013-14年，试图影响工人维权的毛派分子镙丝钉及《东风》之流，接受GA局特务搅屎棍之流授意下的维稳观点——支持罢工却反对工人上街（仅从观点来看这与红花草的立场一致），并以此攻击那些帮助工人维权的其他活动者。

虽有上述收编或疑似收编的动作，但可以评估当局的收编政策暂时收效不大。究其原因，初步分析，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劳工界存在着很大的改良主义决心，并得到部分海内外资产阶级的支持，反观官方除了不差钱，手上没有很缺乏劳工改良的组织资源、甚至很难得到工人的信任；
其二，官方说要收编，但却不能带给劳工界任何补偿，连劳工三权（罢工权、集体谈判权和工会权）都做不到，还要往死里打压，只想“收”而不想“给”，天下没这样的好事；
其三，官方和谐立场与工人改良斗争的明显对立，工人斗争的潜流强烈涌动和抗争情绪日益激烈，使得大多数劳工改良人士不敢冒着接受官方收编却失去多年来积累的工人信任的风险，只有一些群众根基并不那么深厚、或具有绝望和冒险心理的投机分子敢于冒这个风险；这样的投机分子往往是一些工运根基不深的左派或自由派分子，但这些人本来就不多，所以当局可以物色的投机分子就更少了。

8、近几年的工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遏制远多于维权，保守远多于进步。
全总至少从2004年就开始高声吆喝要改革，但真正的改革是借助工人抗争的推力，是从2007年深圳盐田港的自发罢工运动开始的，官方以总工会名义派律师介入，并且依托工会的资源首次在盐田港等深圳港口组织了基层工会，工人从中有较大受益。但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使统治阶级深深顾虑，暂时局限了这一改革的扩大。后来的工人揭露表明，盐田港工会只惠及约占港口工人1/4的正式工，而没有惠及占大多数的承包商（外判商）工人。
2010 年再次发生了工人自发的大范围工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佛山本田车厂工人要求加薪并改组工会的口号，当年夏秋引发了官方工会新一轮蠢蠢欲动的改革动向，一度想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一些企业进行工会民选试点。但那一次还是被叫停了，本田的所谓工会改选被拖延长达大半年，又沦为官方样板戏，虽然 2010-2011年的罢工和劳资谈判本田工人共争取到上千元加薪（http://t.cn/RvyuYvp），但实际上工会只是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而很可能很少、甚或没有发挥组织工人的作用。
2012 年出现了第三次工会改革动向，这一次更加只限于广东，其头号样板欧姆工会我做了一些追踪研究，其实质仍然是给工会名义（把工人自己罢工、自己维权争取到的利益归功于工会）、但工会几乎没有组织工人维权的作用。从欧姆工会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官方工会及其基层工会代理人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尽可能调和、遏制、消解工人维权，几乎没有起到维权作用，没有工人的推动，工会就完全不动，或根本不敢动。甚至当欧姆工人上楼顶示威、工会主席上去劝阻时，被工人大喝“滚下去”。后来工人甚至发起联名罢免、还试图酝酿新的罢工，却都被碍于面子的官方工会设法压制下去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13年出现了三次工人自发行动宣告了2007年以来的官方工会改良基本失败：2月底深圳欧姆上百工人发起罢免工会主席行动，3月中旬佛山本田车厂再度罢工反对工会通过的加薪方案，9月初深圳盐田港工人绕开工会、自发罢工要求加薪。这些工人行动表明，官方工会不仅早就不能为工人维权，甚至连得到工人的信任、组织工人的最起码作用都起不了。官方工会改革了十年左右，改来改去，改成了连黄色工会都不如的维稳工会。只有写在公文里的官样文章，只有冠冕堂皇的吹拉弹唱，狗屁作用都没有。
2014 年3、4月以来，湖南常德沃尔玛工会维权与广州胜美达电子厂女工组建工会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努力趋势——试图在基层工会中发掘新力量或者在还没有工会的外企成立工会、要求上级工会指导和扶持，而不是改组已有的工会。但目前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级工会在对待企业基层工会时仍然十分保守和迟疑，表现并不比 2012-13年好到哪去，进步甚微。更不用说常德市总工会曾站在沃尔玛资方一边反对企业工会，而广州市、番禺区、街道的三级工会目前还支持资本家的筹备组，压制工人撤消资方工会筹备组的提议。用基层工会推动政府各级工会的尝试，仍然十分乏力。
我个人认为，“改组工会”的口号仍有斗争意义，但必须能够结合工人自下而上的行动；同时，在未来更大规模的工潮中，“自主工会”“独立工会”可能将有更大的意义。无论是改组工会还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会，要取得有实际意义的突破，都必须把关注点放在扩大对工人宣传工会必要性、工人如何利用工会维权等方面。着眼工运激进化的革命派尤其还应该注意：还有其他形式的更为广泛的工人组织，可能会在更大规模的工潮中出现。

9、高强度劳动带来的财富飞增与工人工资过低且迟缓是最主要矛盾，加薪斗争具有革命意义。
这一观点其实是我2010年拟定“中国工人阶级需求提纲”时就确认的（把工资过低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十几项主要问题的第一项），今年2月谈广州押钞员罢工时却才初次论述（http://t.cn/8FON4yG）。借此“立场书”机会应该系统总结一下：

可以确认，“廉价”的高强度劳动带来的财富飞增与工人工资过低且迟缓增长是当前劳资关系中最主要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之一。正因如此，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具有非凡的意义，说是革命性的意义是不为过的。这个问题要这样看：如果只是个别的要求加薪一两百块、加薪百分之十、二十的工人斗争，确实谈不到“革命意义”的高度；但如果是大范围的要求加薪，以及越来越激进的加薪诉求，则真正具有革命的趋势。例如2013年10-11月深圳先进微电子大罢工，加薪诉求是十分豪迈的“加薪三千”，要求达到的工资目标（2000多+3000）相当于原工资的2倍多，这意味着工人要求不必加班也能达到按照体面生活和劳动所得综合来看应有的收入，这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根本变革意味的要求吗？如果这样猛的要求在全中国遍地开花，几乎就濒临工人革命爆发了，因为历朝历代任何资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做到这样的让步，但中国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结果必将意味着空前规模的阶级斗争——濒临无产阶级大革命。

10、对照加薪斗争，工人追讨历史欠账斗争的局限性与相对优势
与工人越来越激进的加薪诉求类似，工人越来越高的搬厂补偿等历史欠账追讨数额，也多少具有一些革命征兆的意味。有关这一点，我曾在2013年夏天谈论“工人超越法律标准的求偿要求”时结合工人斗争案例详加论述过其原因和意义（http://t.cn/zQx7Ozk），这里就不多说了。这里简单说一下，工人追讨历史欠账斗争，相比加薪斗争的优缺点。
缺点在于，很多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都是资本家做好了准备要关闭或者已经关闭工作场所的情况下发生的，工人和职员已失去斗争筹码、比加薪斗争较为乏力，在维权行动上较为依赖国家政策、媒体等外在因素；由于工作场所要关闭了以及秋后算账的情况时常发生，即使取得成果，大多也不能再持续。
相对加薪斗争的优势在于，争取历史欠账的斗争往往更多形成组织化。当然，很多是被形势逼迫而形成组织的。这种组织往往难以持续，但会留下一些抗争组织经验的工人。

11、2010第二轮工潮以来的显著的新趋势是抗争工人对网络新媒体的运用。
由于工人最常使用的通讯工具是手机和可以挂在手机上的QQ，因而被利用得最多的是QQ群，平时QQ群很少有交流，但在许多罢工中，QQ群往往成为动员和组织的工具（有很多QQ是临时建的）。用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也成为罢工工人的一种便捷的传播方式。其次是在论坛、贴吧、博客和一些媒体（如南都、凤凰网）的爆料平台上发帖，一般是比较有心思、而且做好准备打持久战的维权工人，可能选择建立博客。维权工人发微博求助、讨论，是在2012年以后才兴起的，与劳工界网络的引导有很大关系。

工人在借助网络新媒体时需要一定的表达能力，还需要找到愿意实际支持工人的社会力量，否则作用都会大受影响。网络新媒体对于工人的好处是：便于扩散消息、帮助工人寻求外部支持力量，如果工人善加利用，还可以使网络新媒体成为影响本厂其他工人的工具，甚至成为工人自组织的工具。但这一作用是辅助性的，工人的主场力量在于集体行动的过程。另外，利用网络新媒体的维权工人与工人自组织一样都会被裆国监控，都可能遭到打压，但是网络上的群组也同样容易被控制。从 2014年4月东莞裕元罢工的情况来看，多个QQ群短短几天就被GA渗透控制，但是随着斗争的激烈和群内工友舆论的激化，GA仍然难以维稳，干脆就把QQ 群解散了。我想工友QQ群其实和工人自组织在被渗透控制方面是一个道理：都可能被监控和控制，但都不是绝对的，反控制取决于能够多大程度依赖群体的力量，完全可以实现群防群控，抵制奸细的影响。

12、2008-2010年以来开始有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关注工人或参与劳工NGO，2012-2013十八大前后，又有一些关注工人的学生-知识分子。但总体来说并不成气候。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并没有一个有持续动力的工人运动。

13、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入太少，仍不足以产生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但是反过来说，单独的全国工潮，也不足以引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重大变局。所以反观我在2012 年3月所做的“革命形势预计”，是高估了全国工潮的动力（我在立场书第二节《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立场》第3点中也谈了这个观点）。
展望前景之一：未来如果有重大变局，更可能是一种激动全民的社会冲突开路（例如局部战争激发的民族主义动员、民权运动、大规模的官民冲突），随之是有大规模的工潮有意识地配合这种形势。

14、展望前景之二：只有出现重大变局，打破政治上钳制工人组织、无所作为的官方工会堵死工人组织的状态，并且使左翼“大换血”——出现新一批投身工运的左翼青年，较大范围的有组织工人运动才会兴起。

15、中国近二十多年来主流政治斗争的核心都是维护极权统治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争取民主政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追随后者，一部分（以左派的名义）追随前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无法独立；只有工人阶级具有独立的潜力，建立自己的统治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左右派改良派都想利用工人阶级，为官僚资产阶级或自由派资产阶级服务，然后左右派作为中间商赚取好处和社会地位。但迄今为止，主流的两大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直接的积极政治影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工人有一定影响，小资产阶级左派次之，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有一点影响，但总体上工人阶级还很少被其他阶级利用。这种状态并不值得太多庆幸，因为其根源在于工人自身运动不振。

展望前景之三：当重大变局发生后，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重新洗牌争夺利益的同时，迫于工人自发革命的威胁，很可能会联手打压工人，同时重新站稳脚跟的资产阶级政权会承认吸收了一部分罢工积极分子的工会和工人团体，使之局限于改良主义的限度内，这些工人组织既是新政权排解压力的减压阀，也会成为自由派资本向官僚资本派系讨要政治份额的工具。

但是这些工人组织并不会影响多数工人、也并不那么忠诚于资本，而会多少保持一定的激进性，——因为中国工人的基数太庞大，必将长久担负世界资本主义工厂主要角色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无法落实大规模的改良，整个中国工潮势必将保持在一个相当频繁和较为激烈的水平，有组织的那些工人即使比较有保障，也不敢脱离多数工人太远，否则只会被工人群体抛弃、从而失去他们的工运地位。

届时，左翼工运也作为一种边缘化的潮流挣扎着而存在，它需要保持与上述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沟通、必要时的联合呼应，也需要自己独立的探索和为第二波重大群众运动（或可能是真正的革命）做准备。我估计到那时，大的实际变化不会有太多，但总比现在的沉闷局面要好些，对于工人阶级政治实践更有利些。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努力是为届时真正的战斗做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