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民主是基于解决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以缓和劳资矛盾的需要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其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分析工具。经济民主具有经济自由、经济平等、经济参与和经济分享等含义，其最主要特征是削弱了资本的统治，在形式上使劳动者从经济奴仆变成了经济领域的公民。经济民主的实现有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多种形式，其主要目标是保护民生，促进社会平等与公平。西方国家所谓的经济民主，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其生产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民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内容是劳动者参加企业管理，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积累条件。

　　关键词：经济民主;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19世纪后，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加强，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将民主概念引入经济领域，并以社会立法的形式积极推行，以实现从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的跨越。此后，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其做了进一步发展，试图以这一概念为核心构筑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建立一种有别于苏俄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经济组织模式。[1]在我国，经济民主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一度是批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有关我国经济民主的论断不断遭到质疑。究竟什么是经济民主?

　　一、经济民主的兴起

　　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经济民主的产生也是如此。在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时政治上的民主与经济上的独裁形成鲜明的对照：等级森严的控制制度和政治独裁在欧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在企业中却被认为理所当然——民主在工厂门前停住了脚步。由于经济剥削和不平等现象严重，反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浪潮风起云涌。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整个欧洲为之震动。恩格斯明确提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3]同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运动、法国的工团社会主义等，纷纷发出实现经济平等的呼吁。这一时期，以德国的施塔穆勒、布伦坦诺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明确提出国家福利思想，因其主张工人福利和社会改良，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之后，经济改良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民主理论的发展。

　　经济民主来源于西方传统的工业民主思想，李普塞特在《民主百科全书》中将之界定为“民主理论在工人生活中的运用”。[4]19 世纪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业民主思想在欧洲广为流行。1928年，纳夫塔利在《经济民主》中提出，工业民主是不同于并补充政治民主的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它不实行经济上的极权。二战以后，西方普遍认为，历史发展到现在，政治民主多少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今后主要的奋斗目标是经济民主。[5]之后，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民主化运动，如工人参与管理、劳资协商、共同决策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20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再次掀起经济民主化热潮，其原因与各国经济民主实践的新进展有关，也是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缺陷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生产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经济民主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认为，民主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6]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因此，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7]他认为，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得资本取得了与私人资本对立的社会资本的形式，这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8]其理论实质是，通过实行包含着经济民主因素的股份公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量变，为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积累了条件。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反对 “经济民主”概念，认为民主应该被严格限制在政治范围内，将之扩展到其他领域是错误的，经济民主不仅破坏自由市场和自发秩序，而且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最终踏上“通向奴役之路”。[9]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民主在19世纪后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立法上的成功，为其社会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二、经济民主的内涵

　　乔·萨托利说：“经济民主至今仍是一个内容过于含混的名称。在一个极端，它仅仅是指某种政策，某种由政治民主在其结构内并通过各种程序而实施的政策。在另一极端，经济民主据设想是要消灭和代替政治民主，成了一个放浪形骸的概念。”[10]那么，经济民主究竟有没有确定的内涵?

　　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经济民主意味着经济自由，即市场主体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享有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经济法领域，经济民主是作为经济垄断或经济专制的对立物存在的，其基本含义是：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公众平等参与、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机制，在共同体内实现财富、机会、权利的均衡。[11]尽管这种经济民主为工人阶级保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渠道，其实质仍然是资本所有者享有法律保护的占有剩余价值的自由。马克思认为，一旦实现劳动对资本的控制和支配，劳工民主将得到极大的弘扬，劳动者的平等和自由也将最终实现。他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12]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民主必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条件。

　　其次，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一样，具有“自由、平等”的精神，其实质在于给经济主体以更多的自由和尽可能的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平等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列宁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现代的平等是谎言，“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13]，所以“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14]经济平等也不是要取消差别，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评过“平均主义”的假社会主义。毛泽东也旗帜鲜明地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靠不住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5]可见，经济平等并不等于平均主义，其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并使经济机会与条件平等化，或者是劳动者对企业实行平等控制。

　　经济民主的第三个内涵是“劳动雇佣资本”，企业控制权、经济剩余索取权和生产、分配决策权的基础是劳动而不是资本。这一理念最早出现在德国，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阶级”，“即使在他们劳动的场合，他们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16]因此“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17]不仅如此，“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这就是“合作工厂”。在马克思看来，合作工厂切断了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的联系，是“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那是不算过分的”。[18]

　　经济民主的第四个内涵是经济分享，它意味着每个国民都有权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其理论基础是，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只是一种生产要素，并非分配企业净剩余的依据;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中，经济民主不是要废除资本，也不是要剥夺资本所有权，而是斩断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和与此有关的生产、分配决策权之间的联系，其目的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19]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按劳分配的劳，仅指一般劳动，不包括资本，经济分享主要是通过按劳分配来实现。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剥夺资本收益的举措，认为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0]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他明确提出：“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所有从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应该一律平等地分享收益。”[21]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经济中，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属于成本的范畴。经济民主所包含的经济分享是平等的劳动者的经济权利。

　　三、经济民主的原则

　　佩林卡认为，“经济民主的口号具有能比较自由地解释的优点”，因此“利于各党实践的多样化，使它们在此过程中不会同自己的理论主张发生冲突”。[22]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民主没有基本的理论原则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看不见的手有时会引导经济走上错误的道路”，[23]国家不得不改变过去单纯的“守夜人”角色，用“有形的手”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民主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国家干预原则。国家干预主要是限制过度市场化，同时对过度竞争产生的不利后果进行矫正。早期福利经济学奠基人庇古有两个著名理论为这一原则提供了支持：一是消除自由市场外部性理论，一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理论。 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正式确立。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国家干预与“国有化”或“国家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果政府干预存在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寻租行为、信息偏失等，不仅难以实现经济民主，而且可能葬送自由。毛泽东在早期并不认同苏联的统制经济模式，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24]而是合作社和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的经济形式，[25]因此它“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26]当然，苏联从生产资料国有化角度推进经济民主化，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制度过于僵化，最终导致失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民主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将企业的最高权威给予那些在本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使之“从一个经济奴仆变成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公民”。[27]其理论依据是，劳动者与股东在企业利益结构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企业的主人翁和利害关系人。因此保证“劳工在与资方一起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取得一席之地，这是公平合理的”。[28]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和持续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很多国家采取立法形式，确保劳动者的企业公民地位。在德国，《企业组织法》等赋予雇员参与决策的权利，这在过去是没有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经理革命”，经理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们拥有的没有财产的权力被不断强化。同时，劳工作为企业公民的身份日益凸显。1964年，在著名的纤维板纸制品公司诉劳工委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雇主以承包形式将部分工作分包出去的做法属于集体谈判的强制性议题，不经与工会谈判就将厂区内的维修工作包出违反了《国家劳工关系法》。美国将与劳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管理问题纳入集体谈判之中，与欧洲国家通过立法扩大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范围的努力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些改良主义学者还认为，经济民主要求每个人仅仅是从劳动中而不是从财产中获得经济收入，而且这种收入不是平均的，是依据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通过协商、谈判和相互说服来确定。既然劳动是经济收入的唯一源泉，则失业者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如何获得生活来源?社会主义者霍尔瓦特提出一种“经济民主+基本收入”的解决方案。所谓基本收入，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财富、家庭背景以及工作状况如何，都无条件地享有一份特定的收入，这就是按需分配。霍氏认为，基本收入方案解决了经济民主模式的内在矛盾，并从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增强了经济民主的实践操作性，使劳动力市场更富流动性，减轻了资本转移的风险，促进了社会正义。[29]这里所谓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与马克思的学说有所不同。根据马克思的表述，按劳分配是以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直接占有前提的，而且分配对象仅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至于按需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觉悟水平极大提高且消灭了“三大差别”才能实现。

　　四、经济民主的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视域，经济民主有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四个层面的实现形式。

　　国家层面的经济民主表现为国家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其目的不是要取代市场，而是排除市场失灵造成的障碍，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功用。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有人称我们的社会经济为“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字是不妥当的”，它没有说明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30]他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31]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32]并非以国有化为必然前提。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实践，有的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国家主义”，认为它虽然有一些经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但一个“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最终不是实现而是葬送了经济民主的梦想。[33]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允许中央权威控制生产体系，则未必是与民主相容的。[34]事实上，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职工民主管理企业方面的探索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社会层面的经济民主有两层含义：其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指一种社会所有制;其二，它着重强调经济公平。霍尔瓦特认为，在所有制关系上，经济民主形成的是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财产制，与资本主义和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必然把资本变为社会财产”，“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主体成员的财产”，也就促进“生产向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35]他还提出了一种“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把社会资本看成“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36]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了进一步说明，认为“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37]按照恩格斯的解释，社会所有制不仅包括货币资本，也包括一切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在这一所有制形式中，劳动者有权使用共有生产资料从事劳动，决定自己的劳动、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并享有其他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

　　根据所有制不同，企业层面的经济民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劳动者在企业决策中的地位看，有劳动者参与和联合决策制，有完全劳动者决策制。在典型的私营企业，一般实行劳动者参与和联合决策制;在某些股份制、合作制或公有企业，一般实行完全劳动者决策制。

　　邓小平反对经济工作中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38]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39]不仅如此，他十分强调工厂管理的民主内容，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40]要求加强工会作用，“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41]除了决策民主化，企业的经济民主还有一个重要形式是成立企业职工委员会，代表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在谈到职工代表在企业中的作用时，邓小平说：“‘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地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42]

　　劳动者经济民主实现的重要标志是劳动基准立法，其实质是将劳动者的基本利益抽象提升到社会层面，以法律的普遍意志代替劳动者的个别意志，从而实现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中，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基准立法克服了弱者交易能力差、其利益常被私法“意思自治”的方式剥夺的局限，有利于实现双方的实质平等。我国《劳动法》确立的雇主“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样体现了对劳动者利益的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经济民主还有一个重要形式是职工持股制，其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被誉为职工持股之父的阿伯特·格来丁主张民主不应仅限制在政治领域，而应扩展到经济生活中去。后来，伯恩施坦提出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改革计划。[43]1958年，凯尔索和阿德勒出版《资本家宣言》，再次复活格来丁的经济民主思想，并将雇员股份制称为民主的资本主义。之后，职工持股制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得到了较快发展，被广泛誉为“在扩大经济公正的同时又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社会发明”。[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