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新生代中，所谓产业资产阶级为数只是凤毛麟角，而主要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正是这张15面中国万富图，斑斓多彩、欣然自胜的背后，人们看到了千百万工农和劳动知识者，一步步被剥夺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离岗、离乡，不得不变成雇佣者，听工头呵斥，为活命而向权贵折腰，却三餐难以为继，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或毕业了只能辍学、失业，沦为弱势群体，申诉不能、告状无门，在背后骂娘的另一幅惨图。 跑步发展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业已控制了中国 从上述15面富人图的源流、分脉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新生代，是改革开放的产儿，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大们，卖力地加速度发展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划时代成果，还是他们运用DSK“特色理论”的创造性贡献，也是他们朝拜国际垄断资本、回谢新自由主义教派主子的见面礼。 根据30余年的进展状况，可以将中国资产阶级新生代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总设计师第一次到南方讲“春天的故事”，到他第二次南巡，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动期，是资产阶级新生代的试管孕育和超速催生期； 第二阶段，从大师第二次南巡、十四大召开，到十八大召开前，是私有化一路凯歌发展期； 第三阶段是十八大以后，是资产阶级新生代通过路径直接推动最高层设计，采用所谓国际大师招术，吹起冲锋号，发起全面改革，并以开放促改革的壮举，宣誓“壮士断腕”的雄姿，发起全面向资本主义挺进的决战期。中国资产阶级新生代与共产党的大大们，要铤而走险，跑步发展资产阶级所有制了。提出搞什么混合所有制，不论任何类型的产业和企业，皆无民资参股比例规定，向国家命脉——中石油等产业、企业动刀，再次掀起全国性卖国有企业狂潮。这一点，我们可从相距不到半年，两张富豪统计表，所揭示的前10位富豪的变位、变速，看得端详。 三十多年的结果，现在的中国，大大们在“特色精英”的疯狂鼓捣下，已嫌帽子、衣服碍手碍脚，要赤膊上阵了。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公有制经济不到三分之一了。国有制为主导也完全被颠覆了，国有工业被当作改革的对象，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国家统计局宣布，1997年为25.5%，比刚解放的 1949年的26.2%还要低。其后十多年来国家统计局就干脆不发表所有制变化的资料了。曾在在国家计委工作四十年，参与过起草国民经济发展和计划体制改革文件的刘日新先生说，根据统计年鉴计算，国有经济现在可能只有百分之十略多一点了。 事实就是事实，今日中国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坐天下了。 中国资产阶级新生代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深渊 我们共产党的大大们，如此卖力地扶植资产阶级新生代，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福祉吗？没有。一点也没有。而是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深渊，使中华民族再次唱起了危亡曲。 请看下列事实。 第一，它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任何好处，而是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党的改开总设计人及其后继者，公然不顾历史，极力丑化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抛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纲领，大讲不问姓资姓社，不谈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只要人均美元1000美元的所谓小康奋斗目标，大讲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目标，宣扬谋求中产阶级之数，把应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开放，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剥夺工农和劳动知识者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遗余力地推动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并将自己提升为资产阶级。为此，媒体把不是当理讲，公然讥笑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宣告不搞运动。通过否定并打压跟随毛泽东的积极分子，于是党内相当数量的一批所谓资深的老党员（其实是毛泽东领导革命在抗战后革命迅速推进的大潮中裹挟或钻进来的），一心向往“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害是巩固私有制），以实现个人升官发财之梦。他们不言共产主义及其理论的信仰。因为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丰功伟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深深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于是他们拉起报刊杂志，公然抹黑中共历史，肆意丑化毛泽东，大大们又为他们撑腰、打气，致使革命理论遭到严重歪曲，舆论向资产阶级全面倾倒。在这种情况下，起来的新的党员干部，严重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缺失、严重的中国革命前的中国三座大山状况和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歪曲受教，加上当前金钱挂帅以及党内错误思潮的熏陶与推波，滋长了强烈的自私心理，许多人根本不知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社会主义为何物，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含义，更是言不及义，开口便是发家致富。他们见到的是不少大官、红后代、官二代，轻车熟路，上下呼风唤雨，毫无顾忌地贪腐，把党内滋生的各种资资产阶级工作、生活作风，当作他们效仿的榜样。还有极少数没有教育好的子女，钻营很深，有的窃取了要害部门当了高官、控制了要位，在反毛、反社上穷凶极恶，煽风点火。党内不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什么批评自我批评。纪律、法律只是摆设，做起来可以随意解释、随意变更。正义得不到伸张，反而遭受打击、排挤。很多人本来就不是群众推荐、选拔上来的，而是买来的官职。所以，一旦掌了权，便急于讨回成本，疯狂敛财，而且拉帮结合，上下勾结，左右借力，从事卖官买官的勾当。什么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全是口头上的骗人之说，秀才文章。相当多的各级党员干部，利用执政党的地位，肆无忌惮地贪腐。钱数原来越大，官位越来越高，连一些中央最高层人物，更是练出了黑得出奇的一套手段，贪得无厌，纸醉灯谜，毫无人性。臭名昭著的陶驷驹一案，所揭露出来的信息，足知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特别是，全国出现了至今还在发展的“裸官”。“裸官，是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钱也带到国外，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的官员”。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1995年到2005年10年间，中国共出现118万名“裸官”。是多是少，无可检验，谁也说不清楚。有人分析，声言裸官问题，一是裸露出了其政治信仰的畸变；二是裸官裸露出了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空白；三是裸官裸露出了其经济上潜在的贪污腐败；四是裸官裸露出了国家相关监管制度的严重缺位。仅仅如此吗？笔者认为，出现贪腐、裸官等问题，毫不奇怪。因为这是阶级社会的应有之理，社会主义社会经过30余年闹腾，资产阶级新生代业已形成。这是共产党拼命推行打造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结果，一如前述。因为我们的大大们，自己是资产阶级或者要做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就看不出资产阶级，而将纪律、政策、法律规定放宽、再放宽,直至任何底线也没有。贪腐、裸官及其无力处理，是中国共产党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国民党后期并已没落的集中表现。一个曾经非常革命化的中国共产党，丢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宇宙观，丢弃公有制，进而剥夺工农和劳动知识者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把发展资产阶级所有制当作自己断腕的决心，根本失去了共产党人的本性，走向背离祖国、背离人民，连和祖国、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一般良知也丧失殆尽，还谈什么担当，负什么责任。中国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已经丧失。就在这样一种全党忧心忡忡，高层自我陶醉、昏昏然的状态下，于是，“精英”们进一步献策，党内的高级人物及其他们的后裔热烈响应，全力推行私有化全面改革，直至把共产党改为民主党、社会党。我们的媒体秉承大大们的旨意，而无任何言辞，就不足为怪了。笔者曾经在2008年1月8日，为纪念周恩来逝世32周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人搞私有制是自寻短见》。所以，共产党领导的取向发展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改革，给共产党带来的是灭顶之灾，并非天方夜谭，或者危言耸听！ 第二，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什么福祉，而是一场浩劫。表面看来，如今的中国，高楼林立，立交桥旋飞，立体交通，车如流，市场花花绿绿，人们穿着花色斑斓，女人时尚如花，男人花样翻新，人们吃的应有尽有，到处是一站式服务。但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已经不属于中国人民了，而是资产阶级的天下。 其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以及他们和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丧失，并被剥夺了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继而被剥夺了参与国家、企业的管理权、就业权、就医权、劳动休息权、劳动安全权、住房权、商品安全权，等等。 其二、信仰模糊，封建迷信抬头，歪风邪气上扬，邪教乘势而上，黄赌毒泛滥，民风、民俗恶化。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忽成仇雠。 其三、社会治安混乱，恶性案件层出不穷，社会秩序不保，最近又受暴力恐怖威胁。 其四、诚信走失，骗子横行，假冒伪劣无孔不入，连座机、手机也经常遇到骗子或黄赌毒的干扰和侵害，人们之间的关系完全金钱化了。在“三难”之上，又发生了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农村辍学率渐高。新一轮文盲、半文盲急速增加。食品、饮水、药品安全不保。 其五、各个行业的潜规则、黑规则猖獗，群众办事，常常遇到各种难以置信的门槛、繁琐不堪的程序甚至刁难。 其六、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封建迷信文化、宗族黑文化，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老百姓的教育、文化生活，很难找到洁净的土壤。大中小教育、科学院也受到严重的文化污染。例如，中央纪委驻中社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于6月10日说：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二是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三是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四是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这话听起来不大明白。但总之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其七、公共福利事业、社会舆论也充满铜臭、低俗、下气。各种不良宣传广告铺天盖地。 第三，它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安全威胁。 首先、在经济上，国家经济主权逐渐丧失。它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外资的侵入，二是财阀的形成。 先看外资侵入：其一、中国为了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超国民待遇，即“给予跨国公司免费土地，进口免关税的特权，比中国企业的税率优惠一半等政策。”（引自马耀邦《新自由主义与中国》于是，外国在华子公司发展越来越快，1990年到2000年，产值增长从刚过2%达至超过30%。此外，外国制造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而中国的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的16%增加到2002年的超过26%。中国经济向着出口驱动型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外国跨国公司的在中国办厂的“中国制造”。 其二、中国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不仅给予西方公司宽泛的市场准入，还向外国企业开放投资市场，将其民族工业置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中。结果“是大多数国有部门要么破产，要么私有化。此外，由于大量进口，中国政府还将被迫更大程度地依赖出口。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这必将意味着外企更高的支配地位。”（引自马耀邦《新自由主义与中国》） 其三、经济指导思想的西化。用西方一些人的话说，就是中国“整个决策和顾问团精英们思想上的改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中国领导的小孩在内的50多万学生被送到西方接受先进教育。特别在经济领域，留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教导。正如詹姆斯·彼特拉斯（JamesPetras）所解释的，“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模式，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同等的‘现代化’，跨国公司和外资发挥的积极作用等教育。他们被灌输得相信，效率与盈利能力和私有化一样重要，不平等只是‘成就’（或缺乏成就）的结果。”一个资产阶级新生代在中国出现了。“几乎在所有情况中，国家官员的腐败在‘创业人才’、市场洞察力和新阶层的创新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润滑剂’作用。” 其四、外国欲捕猎和控制中国银行与金融体系。马耀邦在《新自由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若全面执行弗里德曼先生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仅仅充当西方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的一个‘领土前哨’。中国将丧失主权国家的独立性，取而代之的是成为‘帝国列强的一个大代理人，帝国主义列强将动用各个领域的政治精英、军队和研究者等，日益取得支配地位。’目前的趋势看上去的确还会继续：中国将回到20世纪20年代，不同帝国主义利益集团支持的军阀对中国分而治之，使中国陷入混乱，中国人民处于流血和饥荒之中。 再看财阀的形成：在不久前的东莞、上海工人运动中，中国工人对外资的反抗，居然受到中国当地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就充分说明，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充当了国际资本的走狗。中国“改革开放”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所谓调控问题，其所有政策都是为了推动公有制经济体系的瓦解，把公有制经济体系划分给国际垄断资本或者国内财阀。中国正沦入或者已经沦入到“财阀割据”局面。吴铭在《中国或已进入财阀割据时代》一文中》说：其依据有二：一是任志强最近说，中国的房价不会下降。这种话他说过好多次，每次都很灵验。并非任的经济学水平有多高，而是以他为代表的房地产财阀控制着中国房价，他们有各种办法让这个价格只升不落，以便最大限度地压榨而维持其暴利。二是前不久国务院发改委研究院的副主任张文魁贯彻新一届政府关于改革的所谓“新部署”，要把全部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无限制地引进外资和民资，说白了，就是把这些国有有产业、企业，白送给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财阀。卖给谁，主要是美国等国际资本。吴文问：一个到处欠债尤其是欠中国巨债的国家，居然还可以购买中国的巨型产业，哪来的钱呀，这不是很奇怪吗？有钱买中国的企业，难道没有钱还给中国吗？中国居然会“卖”给它，这叫什么经济现象？谁能解释？简直是不可思议。吴文指出，由于经济实力的关系以及在国内严重缺乏道义支持，中国国内各财阀必然是傀儡性质的，他们要么充当国际垄断资本瓜分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媒介，要么在瓜分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分得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产业，比如房地产、旅游业、娱乐业之类，这些产业完全是负产业，随时可能倒闭。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通信、中国铁路、中国粮油、中国公路、中国海运、中国媒体、中国航天、中国通信、中国粮食、中国核工业等这些命脉经济成份，国内财阀是没有资格独占甚至是染指的，只能以美国资本为后盾控制这些产业，在适当的时刻以某种隐蔽的方式移交给美国资本，或者由美国资本直接抢走。 中国经济正被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财阀控制，而最终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 其次，在政治上，国家宪法遭到粗暴践踏，国家法制不存。 30余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几次碎片修改。但就是这样一个宪法，也从来不执行。中国法律体系，表面看来面面俱到，业已形成体系。但也只是装饰品。国家许多重大的根本原则性的改革、国家治理，根本不是依据宪法及其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而是直接由国务院或领导人一句话推动。至于整个国家执法、司法，则到了混乱不堪之境，令国人心寒。仅举一例，足以观一斑见全豹。 人们知道，陶驷驹曾任新中国初年的公安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安全和治安做出过贡献，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升为正部长。这个十五屆中央委员、九屆人大常委委员后来当了保护赖昌星远华走私特大案的后台、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保护伞。李纪周暴露后，陶驷驹的大案1996年下半年也浮出了水面。陶亲自批准挪用公安部属下经济实体的资金和沒收走私货款自1994年至1996年合计五亿五千万元。用上述款项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珠海、深圳、武汉、成都、海口、厦门等十五个城市，购买320套豪华住宅、别墅。又将这些每幢价值一、二百万元的豪宅、别墅，以每幢仅3000元至5000元的超低价，卖给当时国务院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陶指示收取地方海关查扣没收的走私、贩私、骗出税等款共70多单，金额一亿五千多万元，一部分用于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到美、欧、日、澳及香港等地旅游、购物；另一部分1700多万元，购买了300多块名表（多属劳力士等名牌）。再将这些平均每块五万多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块100元至500元人民币的超低价格，卖给中央各部的高级干部家属、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家属。陶在李鹏为总理的八屆国务院各部、委、办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沒有接受他的豪宅、名表，而在国务院领导中，只有朱镕基、钱其琛、迟浩田、罗干的夫人沒有接受名表。李鹏的夫人接受了两块。在陶交待后，中纪委通知这些接受陶贿赂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才将赃物、赃款上交。经淸点高官们上交的有：121幢住宅、别墅；现金4500万元人民币和170多万美元；530多件名贵礼品；240幅（件）国画、油画、古玩；200多件名贵饰品；85辆欧、美、日高级轿车、旅行车；12艘70吨至120吨的游艇等。其中12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1.7亿元；52名省部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4.5亿元，合计6.2亿元。陶本人拥有4幢住宅、别墅，3块名表，两辆轿车（一辆宝马一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210多万人民币和不记名债券7万美元。陶同时揭发公安部党组11名成员中，有7人包括两名副书记都收受过现金、债券、轿车、手表、贵重饰物等贿赂。陶案涉及部门之广、人员之多、级别之高，有副总理级和相当于副总理级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及52名省部级高官，对于这样一个大案，当时的大大便以“稳定圧倒一切”发出指令，以陶驷驹“交待态度良好”，“能主动交待并捡举中纪委和监察部门沒有掌握的重大贪腐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指示中纪委要做保护性处理，不进行刑亊追究，照党内“违规违纪”定性，只停止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党内给留党察看二年处分。所有涉案的副总理级和省部级领导，只要把赃款赃物交回来就完事了，不影响使用和升迁。此亊当时保密很严，但还是通过灵通的网络世界传了出来。中国人民有目共睹，这样的事情并非通过这一事件真正以此为戒，而是更加邪恶而疯狂地代继有人了。 最后、人民民主制度更是早已名存实亡。笔者曾在《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强身健骨器》和《共产党人岂能对人民群众的批评说“不”》文中写过，本文便不再赘述。 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开放，把中国改成了这样一个不成体统的样子，不应该立即叫停吗？难道有良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要跟着走到底吗？真的要到那一天，大大们宣布改朝换代，把中国翻过底朝上，去吐舌吗！ 不过，奉劝精英和我们的大大们，切莫高兴得太早。只怕是：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