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与北伐北伐是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了北伐，使中国革命发展到最高度，革命领土扩张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很迅速的得到长足的进步。北伐 自然是当时中国全国范围内革命高涨的需求，然而直接促进北伐则省港罢工实为很大的动力。广东统一以后，就开始了北伐的准备，虽然经过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 变，但北伐终是革命的要求，终不能因任何障碍而阻止它的进行。六月，北伐出师了。在这次北伐中，省港罢工工人不用说是积极的参加。他们照东征南征一样，组 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特别是运输队三千余人，给予北伐军巨大的帮助。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湿暑炎蒸，罢工 工人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罢工工人病者好几百人。北伐军因得罢工工人这种帮助，出师异常迅速，八月便收复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汉，中国革命得到 空前的发展。 中英谈判因为北伐的原故，因为“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罢工委员会同意国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六月五日，国民政府去函，香港帝 国主义答覆谓：“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国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以 上之排英货运动的方法与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国民政府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国民政 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货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 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峙，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 族主义办外交，并坦直指斥帝国主义，这算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所提 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覆书，谓“五卅”屠杀是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 四次会议（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国民政府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须延宕时 日，如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两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类似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停泊国民政府 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抚恤沙基惨案死伤者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 考察法庭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言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国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 应行借款，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英国代表表示反对，提议实业借款贷予中国，以为黄 埔开埠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借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罢工委员会偕同广东工农商学各界 召集十万余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双方皆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而 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实则破裂。总而言之，中英谈判虽为广东自有独立政府以来第一次与外国开的对等会议，为国民政府的新纪录，但对于罢工解决 是毫无结果。 取消对香港的封锁中英谈判延期以后，罢工委员会发出致全国同胞书、致海外华侨书、致全国工会书、致世界工会书、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书，除叙述中英谈判经过外，请教三事： 一 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乎？ 二 抑将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实业借款条件乎？ 三 或不愿屈服，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乎？ 对于三条道路，罢工委员会说：“因我等罢工，事关民族问题，并非纯属我等一己问题，何去何从，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内外同胞立予决定者也。”罢工 委员会又申明：“我等奋斗，牺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计，如荷同胞指示，我们惟敬谨遵循，虽赴汤蹈火，决不瞻顾。”罢工委员会发出这信之后，各方面纷纷 回答，都说“应当继续奋斗，誓为罢工后盾，以求得最后之胜利”。 本来罢工委员会有好几次准备收束罢工。当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的前后，曾有一度准备，因那时“五卅”运动，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广东孤军奋斗， 如何做得？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共同组织之，将省港罢工所提的政治条件交付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而罢工 委员会只与香港解决经济条件便可复工。但此种准备，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国主义一时还不愿意解决，一方面确因当时东征南征，须要罢工封锁香港，将帝国主义对 于反革命派之援应斩断，好让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捉贼，所以第一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就作罢。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前后，我们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 因东江南路均已收复，我们须准备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国主义接受相当条件，亦可复工，故当时广东方面派一重要官员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询；香港亦曾派一重 要官员到广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广东方面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上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后来香港方面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因谓商店 倒闭，无业可复，完全复工，有些困难，广东方面表示可以相当让步。但因国民党大会后广东政局有新的酝酿，右派纷纷回粤，香港帝国主义因为有新的希望迁延解 决，我们亦拟维持罢工，以预防右派的叛逆行动的发生，因为罢工工人经常聚集广州者近五六万人之多，造成一种革命的浓厚空气，实在是镇压右派的一种力量，所 以第二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又作罢。三月二十日政变发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乘机进攻，此时当然我们不愿即于收束罢工，自己解除武装。到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 会的前后，我们因急于需要出师北伐，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劳动大会提出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罢工委员会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 会，商量解决罢工。这个五方面共同组织的委员会，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谣言的作用，因为当时香港有一种谣言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 过激派手中，仍里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罢工委员会曾以此办法，怂恿广州商人派两代表到香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 主义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准备收束罢工又作罢。陈独秀、魏琴当时大骂广东的党部“太左，自始至终就无半点意思收束罢工，简直是胡闹”！据他们的意思，应 该无条件解散罢工。自然他这种意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但当时谭平山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宣布：“省港罢工终止了！”省港罢工在广州分明没有终 止，而他们却在上海宣布已经终止，这简直是工贼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师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复全湘，直趋武汉，我们此时以为时机已至，决定自动的收束罢工，首先是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取消对香港封锁的原因还有 一个，就是对于广州沿海农民的让步。自罢工以来，封锁香港，所以沿海一带农产物一律禁止出口。当罢工初起时，罢工纠察队封锁海口，的确得农民的帮助不少， 当时爱国热潮甚高涨，农民也卷入这个热潮之中。但封锁实在太长久了，农产物停滞不能出口，农民当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农民与纠察队在海口常 常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偷运农产物出口，纠察队当然截留。此时正是新农产物上市时期，农民非得出口不行。罢工纠察队封锁以来，在各海口常常发生战争，如沙鱼 涌之战，纠察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干的。太平之战，纠察队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战，纠察队全队覆 灭，是香港以机械资助土匪干的。其他还有白鹅潭之战，淡水之战，前山之战，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协同干的。在这些战争中，农民还有帮助纠察队的，至少是守中 立。但到此时便不然了，农民反对纠察队，如宝安，好几个邻近英界的村庄农民，简直与纠察队取了武装对抗的形势，虽被纠察队征服了，但农民不平之气确是与日 俱增。这一点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取消封锁的。 关于取消封锁自然需要收束罢工有一根本解决才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对此问题经过郑重的讨论。罢工委员会提出办法，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税作为收束 罢工之用。每一罢工工人先领一百元，到各处寻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寻找工作，六个月后，如不能寻找工作，可以回广州，罢工委员会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税当 然不是一次便够发给所有罢工工人，可分五批发给：每批二万人，以五个月发齐。此问题决定后，以二五附加税由政府通知各国领事，期在必行，各帝国主义无法， 只得在罢工工人这种伟大权威之下承认了。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对香港封锁，并宣言“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 十月十一日，便于海关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税征收机关，由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开始征收。 于是对于省港封锁，便这样的告一结束。 二五附加税是由省港罢工开始的，这又是中国革命史中的新纪录。此例一开，不仅国民政府领土内一切海关照例举行，就是当时北方军阀亦向帝国主义要求援例开办，罢工工人所争得的果实，不期军阀也能得受实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后省港罢工便办理结束，实际上罢工并没有完结，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然存在，罢工食堂与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整个国民党叛变以后，汪精 卫回粤，知省港罢工工人为一不可侮的势力，于十月方用武力强迫解散罢工工人，罢工才算完结。所以正确计算，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六月起，应算至一九二七年 十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 这次罢工的意义与教训这是一个为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它的意义的确超过“罢工”以上。很明显的这个罢工在中国大革命的广东时代，无疑的起了无产阶级的 领导作用。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香港帝国主义所骂的“第二政府”），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它在广东的地位 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它的影响的确是巨大无比。也就因此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九十四县之中有八十五县）也组织起来。共产党由四百余人的 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政党；以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更是得到省港罢工的帮助，巩 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所以省港罢工的意义，的确是不能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因为它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 上了。 省港罢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错误呢？如就罢工范围内所有主要的策略来说，我们直到现在始终还未发现错误，认为是正确的。关于个别的局部错误，当然是不免 的，但与根本策略无关。的确省港罢工所采用的策略达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厂范围的形式，也不只是国内范围形式，而是国际范围的形式，这在中国，这种罢工 策略之最高形式，应该说是自省港罢工才开始的。我们要说这些策略便是我们的教训，读者可自去领会，这里不重说了。 省港罢工遗传下来的种子，直接影响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的诞生。 “五卅”运动一年以来列强帝国主义者的损失 （《工人之路》第391期，1926年7月29日） 环球社云：自我国去岁发生“五卅”惨案至今已届一年余，而帝国主义者在我“五卅”反抗中所受之损失与紧急影响，至今尚未得我国新闻界之相当注意，兹据英•日•美德等国对外贸易报告分析如下：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以抵抗英国为主要目标，固英国所受之经济上之痛苦较其他帝国主义为尤甚。一九二四年，英国输出货物运至中国者，为二千零三十四万三 千镑，至一九二五年，已降至一千四百五十五万五千镑。其缩减之货，以棉织品为最多，大抵缩减百分之四十二，即五百万镑之货值。兰加省织造工业，现方在颠连 困苦之中。英国总罢工未发生前数日，棉织造协会已决计将兰加省织造厂，由五月三日起停工一星期，受其影响之工人，记有十五万人之多。 以香港一 而论，中国对外贸易四分之一，通常集中于此，今则完全停顿，以历十余月之久。据香港总商会消息，自杯葛发生以来，香港并无货物运至广州，所有英国商标痕迹 皆完全铲除。此等长途绕运之货，为数无多，已在不足齿数之列。又据该总商会传出消息，一九二四年七•八•九月出货值一千一百六十七万四千七百二十镑，而一 九二五年此三月所出货値仅五百八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三镑。其下半年商船之抵港者，已降至不及六分之一。港中商行股票，跌价自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现香港报 纸编载，法庭受理种种破产案件。英国政府前准借款三百万尚不足以消减香港之经济危机，亦不能使英国商行停其艰窘，且利率高至九厘，而集合之款，亦仅得三十 万镑耳。 香港之经济危机如此，英国工商业之与中国有关者，无不大受纷扰。张伯伦氏欲强行其强硬政策，其服务于广州海关之英籍税务司俾路氏遂将该港口封锁数日， 后卒不能不表示让步复行开港。俾路氏日前被广州工人痛殴（？）。此种海关政策，自不得谓为满意，而强硬政策之尝试，亦见失败。现广州尚继续抵制英货并对英 罢工也。 中国自去岁之事变已令香港发生危机，并使英国对华输出为之减色，而日本则利用鱼目《英国》之艰窘，转图自国之利。中国从日本一九二五年输入货值较诸上 年增长万万一千三百万元，一九二四年中国输入日货超越中国输出之数为一万万二千七百万元，一九二五年跃至二万万六千三百万元。上海日本纱厂所受损失，以日 本棉纱输入中国增加之数，足以弥缝无拙。一九二五年九阅月内，输入中国之棉货，较上年同等是增加三千万元。一九二六年，日本货物输入中国尚继续增加。一九 二六年春季日本对外贸易总表记载，日货输入中国较上年春季增加二千四百五十七万六千元，而中国对日输出，则缩减二千一百五十一万一千元。日本航业公司报 告，其在华营业发达者颇多。 中国去岁事变，于美华商务关系无特殊之影响。一九二五年美国货物输入中国减缩二千二百一十六万九千元（一九二四年为一万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万九千元，一 九二五年为一万万一千三百一十一万元）一九二五年中国输出货物之运至美国者，则增加五千四百〇八万五千元（由一万万三千六百八十二万元，增至一万万九千〇 九十万六千元）。美国资本之投于中国实业者，尤不多见。故纱厂之罢工，于美国商人绝无影响。中国境内纱厂一百六十家之中无一属于美国人，其属于日本人者， 四十四家，属于英人者五家，属华人者七十九加。惟英国轮船之被排，则于美国航业公司大有裨益，大来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轮船，一月来往广州与华北各 者有来往广州与北美者。 英国货物之被排，转令德国货物源源流入中国，有加无已，极形畅旺。惟一九二五年德国输入中国较上年增加五百万马克，殊出德国商行意料之外。盖因道威斯 计划，德国政府须付种种支款，不免增加税收，至国内工业产品成本较重，在中国市场难与他国抗衡。是以一九二五年德货输入中国，虽有此绝好时机，尚不能利用 之以增加输出。反之德国商行，受上海华人纱厂惠顾订购大宗电力机，并利用英国航业之被排挤，以增加其在华运输上之活动焉。 上海事变于中国振兴本国实业，亦有一大助力。当上海外人制止中国工厂于抵制期内接用电力之际，中国制造厂主，顿悟中国工厂须自备电机，以免外人任意掣肘。故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中国工厂之购置电机输入上海者，价值五百六十万元之多。现上海华人纱厂，多自备电机。 又中国航业，同时亦大有增益。因英轮之久被抵制，与日轮之暂被抵制，中国航业公司乘机租贷挪威•瑞典•德国•荷兰等国轮船行驶各处，获利甚巨。每有废置不用之中国船只，至抵制开始时复行使用。现英人深恐中国沿岸及内河航业，将从此入于华人公司之手也。 录自《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哲学社科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州，1980年9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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