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十三章罢工的准备省港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惨案而起，继续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长期潮流之最后砥柱。罢工继续到这样长久的岁月，详细叙述所占篇幅太多，我们这里只能将这次罢工择要的作简括的叙述。 省港罢工未能继上海“五卅”运动立时发动，其原因是广州此时发生刘杨战争。广州正在准备战争状态中，故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到上海“五卅”惨案消息后仅只 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众大会，还不能有省港罢工的决定。虽然如此，但全国总工会已准备于刘杨战争告终之后，必须号召这个罢工以响应上海。故当战争方殷之际， 就派代表到香港去准备。 当时香港的情形是这样：工会虽有百余，但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虽有我们的影响，特别是林伟民、苏兆征两同志相继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在 海员工会中的影响增加，但该会会长还是一个极右倾的分子。香港的共产党员，此时还不满十人，而多为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党员多几个，但 多数为学生。很显明的，如以我们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能否发动，确无把握。我们当时鼓动这个罢工是从上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各工厂散发传单，一方面与 各工会领袖接头。此时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风起云涌，这种影响给予香港工人极为巨大，果然，不到数日，我们的鼓动工作生效了，罢工情绪继续增高。当时我们最感 困难的是香港工会的不统一，我们在十一章便已指出。当时香港工会大别为三派：一、工团总会派，包含七十几个工会，多属手工业，就中海员工会为一大产业工 会；二、华工总会派，包含三十个工会，亦属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无所属派，约二十几个工会，却多是大工会，如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等工会。 在这样分立状况之下，罢工如何能够一致！幸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各工会是参加过劳动大会的，故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颇有信 仰。于是全国总工会之代表召集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罢工公然竟在此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还通过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过一日又开第二次联席会议，组织罢工的 统一指挥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并选定职员。 上面说过，香港工会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为什么这些黄色领袖会赞成罢工呢？这因为黄色领袖有他们自己的企图与希望。这般黄色领袖实际上是些百 业不居的分子，以抽收会费为生，他们以为参加罢工，与自己并无不利，因为罢工之后，领导权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爱国虚荣，一方面又可取得克扣罢工经费 的实利，所以他们赞成罢工。这一点我们当时是估计到的，所以在香港与这些黄色领袖计议罢工时，关于他们争夺罢工指挥机关的位子，我们当时取放任态度，因为 那时如要香港罢工实现，的确少不了他们，去了他们罢工便会被捣乱。我们所需要的是罢工实现，故对于他们一时不能不采取容忍策略。虽然如此，但黄色领袖事到 临头终于畏缩起来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第一个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他们说刘杨战争未平，罢工工人何处取得宿食？我们解答：刘杨战争三日内可平，回广 州宿食不成问题。果然削平刘杨的消息第二日便证实了，但黄色领袖还不相信宿食问题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广州接洽，其时刘杨战后，广东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提 议，赞助香港罢工，因此香港工会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满意的答覆。第二个是如何应付香港政府封锁出口问题，他们说：香港政府如下戒严令，停开火车，罢工工人 不能出口，怎样办？我们解答，即使火车停开，尚有好几条水路与旱路可回广州，万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锁水陆交通，我们起来暴动，我们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与援 助。到最后，第三个难题来了，黄色领袖提出罢工程序问题，他们主张分批罢工，其畏惧罢工更明显了，我们极力主张同时罢工。在会议上，他们勉强通过我们的主 张，但我们已预料到黄色领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当晚共产党党团开会决定，首先由受我们指挥的各工会（海员、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工会）先行罢 工，再来逼迫黄色工会罢工。于是这伟大历史意义的省港罢工，就在这个决议之下，于六月十九日晚实现了。 罢工的爆发未罢工以前，香港各工会联名送给香港政府公文一件，叙明罢工理由，并胪列罢工要求条件，分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六项：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罢工时，发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 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 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 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样，罢工爆发了，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种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 人亦相率罢工，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罢工人数约二十五万人，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由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回广州。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罢工。 这里须略略补述的，上面说过黄色领袖事到临头便畏缩起来，真的，如果不是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罢工一定发生变化，事实上黄色领袖对于同时罢工之 决议案怠工，一直到后来影响所及，工人群众纷纷自动罢工，才不得不跟着走。所以共产党党团决议是正确的。最有趣的是，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的分子，对于 罢工，临时发生动摇，海员逼着他下罢工命令，说：“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罢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机器华人会本系香港帝国主义之 御用机关，对于各工团联席会议始终拒绝到会，罢工发生以后又始终不肯下罢工命令，但是其属下的机器船坞工人群众，却不待工会罢工命令，纷纷自动罢工，这就 是机器船坞工人罢工独后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对于罢工本有所闻，密探四出，捉拿领袖，并布告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但这种恐吓，对 于罢工工人，丝毫不生影响。罢工发生，香港政府一时手忙脚乱，宣布欧战时的戒严令，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 陆，军舰升火往来海面巡逻，香港顿时陷入战时状态，但工人却万死不辞，蜂拥离港。 沙基惨杀罢工工人纷纷回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广州市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军士、学生共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当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命令 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后瞄准游行群众，开放机关枪扫射，同时，兵舰发炮示威，二十五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当场被枪击身死，重伤者一百七十余人，轻伤者无数。 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又重演于广州。但帝国主义这样一来，却更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热烈援助省港罢工。 罢工工人的组织罢工工人到达广州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当通过罢工委员会的组织法。罢工委员会以十三人组织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 人。罢工委员会之上为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共计代表八百余人，间日开会一次。罢工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分 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筹措以保管罢工经费。后来又添设会审处，为审判破坏罢工，私运粮食，偷卖仇货之走狗的 机关，并有监狱，拘禁犯人。设保管拍卖处，为保管及拍卖被纠察截获仇货的机关。设法制局，为起草各机关组织法及各种办事细则的机关。设审计局，为审核各机 关开支账目的机关。设筑路委员会，为管理修筑马路事宜的机关。另有纠察队（见后）、水陆侦缉队、罢工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又设工人饭堂、工人宿舍， 封闭原来之赌馆烟馆及所有广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为八区，每区设登记处，罢工工人登记后领得凭证，分往宿舍住宿，至于吃饭则只要有凭证及饭票，到处可以吃 饭。到后来，还添设不少机关，不能详述。真的，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 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苏兆征同志。原来当大会通过罢工工人组织法时，黄色领袖力持异议，首先反对组织统一的罢工委员会，谓香港沙面应各有机关各办其 事，但是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继则反对代表大会以人数做比例，谓应以工会为单位（黄色工会多半系手工业的小工会，人数不多），亦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三则 中华全国总工会向香港工会提出希望：罢工委员会中香港方面之九人，应包含海员、起落货、机器、煤炭、洋务各一人及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务二人，他们又反对， 主张自由选举，但选举结果全国总工会的希望完全胜利，他们又失败。因此黄色倾袖着着失败，他们在香港时之一切企图，到此皆空。苏兆征同志被群众拥护起而充 当委员长。 我们对于黄色领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虽不让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发起罢工之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我们听其存在，月给津 贴。各部亦网罗他们参加办事。设法分化他们。这些黄色领袖在罢工过程中，营私舞弊，层见叠出，后来经代表大会——加以惩戒，有不少还被逮捕送会审处，处以 有期徒刑。 我们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罢工，这个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罢工内部许多纠 纷，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权予以解决。黄色领袖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之阴谋企图，都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制裁。工人群众的一切意志，都经过代表带到代表大会。罢工 消息又经过代表带入工人群众。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报告，以致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效用。罢工各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 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职，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须附带提及的，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权力都有，只没有杀人权，正因为此事，当时曾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原来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广 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大，判处死刑。此消息传出以后，广东检察厅长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 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结果是由广市政府另组“特别法 庭”，处断此等人犯。 封锁香港封锁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员罢工的旧经验，故罢工工人一回广州，各工会即纷纷自动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乃统一各工会纠察队，加以 整理与扩充，设总队部，置总队长一人、训育长一人，为全队主脑（后来改为七人的纠察委员会）。设总教练一人，施以军事训练。下分五大队，每大队置大队长一 人，大队副一人，训育主任一人。每大队下分三支队，每支队置支队长一人，支队副一人，训育员一人。每支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置小队长一人，每小队下分三 班，每班置班长一人，每班十二人（这个编制后来略有变更）。纠察队起初总数为二千余人，后来还有扩充。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 缉仇货。纠察队布置以后，分派到各海口驻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当广东尚未统一时，纠察队封锁线还只限于珠江口一带， 东起深州，西抵前山。后来广东政府收复东江南路，纠察队的封锁线也扩张了，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广东沿海港口皆有纠察队驻扎，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 金鼓之声相闻。纠察队还有小舰十二艘，电船数只，往来巡查。纠察队枪枝号称四百余支，实只二百余支能用（我们当时为增加枪枝，不知花了若干气力，结果增加 不多）。香港便在这样封锁之下，肉食菜蔬，无从取得，猪肉涨至一元余一斤，鸡蛋涨至五角多一个，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 居者以纸包粪，抛掷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气熏天，故当时群呼香港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还是经济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击。 香港经济上的空前损失当沙基惨杀后，沙面英国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当时我们颇为诧异，继乃考察《中国海关贸易册》，则知香港每年出入 口货价值为一万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万二千万元。罢工以后，航业商务概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万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但英国货 每年输入广州者不过三四千万元，这样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于是我们坚持罢工排货与封锁，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锁以后，经济上受到空前大损失。我们根据当时香港报纸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来。 就输入输出来说。一九二四年输出为八百八十一万镑，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万镑，相差四百一十一万镑。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税，总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七万 镑，一九二五年秋季则降落到五百八十四万镑，相差五百八十三万镑。总之，输出输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这样的，香港出口货中，四分之 一往中国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岛，四分之二往中国南部，香港罢工工人封锁以后，即使中国北部与南洋群岛未被封锁，但中国南部是被封锁了的，所以输出输入 皆损失一半。 我们再就其他方面来说，都可证明香港经济上的损失。例如航业，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数为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吨数为五千七百万吨，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 十只，共吨数为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吨。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计算，平均每日仅有船三十四只，吨数为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四年比较， 船数减少五·五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吨数减少一·八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产。罢工以后，香海报纸与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报穷案。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两月，计破产的商店已达三千余家。 又如银行。罢工以后，存款断绝，提款突增，纸币被抵制，现金流出。虽然当时香港报纸对于银行损失，讳莫如深，我们无从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汇丰银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减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罢工以后，出入口货税固然损失大半，地价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税收固然锐减，同时开销却又锐增，因为政府要应付罢工风 潮，军备等项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当时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万元，都从银行提出来用了，并提出制定新预算，高唱“裁员减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国主义对于广东的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么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 党”。后来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不理，乃改电首相，意态极其愤懑，仍请立时出兵。但当时英国伦敦政府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 民地之蠢动，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有此种种原因，所以对于香港什么公民大会之答覆是：“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统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英国伦敦政 府当时借款给香港三百万镑，为救济商业之用。但当时有名的演说家哥尔就说：“此次借款，只不过救济香港危机于一时罢了”；香港此时真是陷于绝地。罢工、排 货、封锁，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国民政府的成立罢工以后，广州当时的政治情形是这样：刘杨虽被削平，但东江又被陈炯明占领，南路仍被邓本殷割据，就是广州内部各派军阀亦是拥兵自恣，各有异志，总之 此时广东仍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仍然是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幸而有此次罢工，十余万革命工人，集在广州，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当时国民党左派，也为之 气壮，采纳共产党的提议，重建新政府，即国民政府，宣布新政纲，主张军政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统一，各军受政治训练，军需独立。这样一来，广东内部即起分 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首，而魏邦屏、梁鸿楷及所有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为首，而左派党员 及工农群众属之。共产党不用说是赞助最后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争暗斗，也愈趋愈烈。胡许两派阴谋政变，首为罢工委员会查觉，于是召集罢工工人于 八月十一日举行肃清内奸大运动，游行示威，其意即在于壮国民党左派之胆，实行断然处置，但国民党左派当时却极其动摇，懔然不动手。此时胡许两派公开宣传 “反共产”（其实刘杨叛变亦以反共产为口号），形势更为严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左派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屏的部队，并下令捕 拿胡毅生、朱卓文诸人。在军事行动时，罢工工人为军队作侦探与向导，尽力甚多。随后驱逐胡许离粤，许崇智则以“请假赴沪”为名，胡汉民则以“出使苏俄”为 名。广东政权从此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时期。 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党政府真是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内外环境更为恶劣；在广州，谣诼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陈炯明陷落惠州，邓本殷进攻江门，中山县被土匪占领；在省外，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于是罢工工人援助国民革命军东征与南征。 在东征与南征的时候，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线；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前进，向农民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战士。罢工纠察队请缨 出征，上阵杀贼。政府嘱其巩固后方。真的，国民革命军得罢工工人之助，行军迅速，东征军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南征军一鼓而平高雷， 再鼓而入琼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三个月，广东全省统一了。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就在罢工工人帮助之下完全巩固了，以至于能再准备力量，而有后来之出师北伐。 罢工的中心策略罢工的头两个月，因封锁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这样一来，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 因为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广，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势必自困；再则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特别是燃料缺乏，如不沟通 外埠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须得解决：一个是商人营业问题，很显明的，沙基惨案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时过境 迁，热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贸易不可。再一个是帝国主义联合问题，也是很显明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年来争夺广东市场，极为猛烈。据《中国海关贸易册》的数 字，英货逐年递减，日、美货则逐年递增。广东排英，在日、美自然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如广东抵制一切外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罢工委员会有 鉴及此，于是决定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特许证由罢工委员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鉴字 发出。这个特许证实行后，真的，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于是上海广州间之航线，暹逻与广州间 之航线，直接打通，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 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 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工商联合这里我们要说到当时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的态度。当罢工开始时，特别因为发生沙基惨杀，商业资产阶级为爱国空气所降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罢工，同 时也不赞助罢工，譬如罢工开始时，我们要廖仲恺（当时他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召集全市商人开会，商量捐助罢工经费，结果是商人只捐 数千元敷衍面子。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布特许证制度后，商业资产阶级才乘机向罢工委员会进攻，原因是此时正是胡许两派阴谋政变，政局杌陧不定，我们内部里极端 困难的时候，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受胡许两派的指使，于是挺身出来反对特许证制度。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罢工委员会认为这是枝节问 题，手续可以力求简单，手续费亦可准予减免，但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持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不久廖案发生，政府断然处置，解散反动军队，通缉反动政 客，驱逐胡许出境，政府转危为安。罢工委员会又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议善后办法。罢工委员会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国货英国 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订立工商善后条例，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以后只在罢工委员会领取轮船出入口证，不须经过商务厅公安局 外交部等机关签字，手续费一律减免。商业资产阶级见我们镇压反动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见我们自动取消特许证，已无可借口，对于“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 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原则，当然不便反对，如反对无异自承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完全接受罢工委员会的提议，罢工委员会与四商 会联名盖章的皇皇布告遂贴满街上了。 的确，从此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这不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而是有经济的原因。原来广州自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 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兹将粤海关一九二五年七月罢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统计，与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较：
观上表，可看出，七月罢工初起时，海关收入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极坏，但自十月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 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过五分之三。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广州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为广州与香港澳门交通断绝，而且 内地向来向港澳直接采办货物者，现在都改向广州采办，广州之批发商业乃骤然兴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这 样，罢工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州商务。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商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 香港政府不接受罢工条约时，广东四商会开大会，义形于色的做决议说：“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 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共产党发起而成的。究竟国民党对这次罢工取如何态度呢？这里须得加以叙述。在罢工发动的开始数日，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同志，有这样一种机械 论的见解，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所以省港罢工应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不要国民党来过问；国民党来过问便会夺去领导 权。”其实领导权共产党是不是会失掉，那要看共产党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决定，拒绝国民党过问是不能保证共产党对罢工领导权的巩固的，并 且这种拒绝国民党过问，实际竟拒绝国民党帮助，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无疑的这种机 械论的幼稚见解是不对的，当即被党否决。不仅要国民党过问，而且要拉国民党来过问，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目前迫切的物质帮助，这与领导权问题全是两件事。的 确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余，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请参看下一章[1]），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 后来才接各方面的捐款。从罢工开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罢工委员会收入是这样：国内捐二十五万元，海外华侨捐一百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英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万元。 的确，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 当然国民党内部对于罢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终反对，左派在罢工的头半年的确是热诚拥护的。左派拥护罢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很明显的他们那时完全要依靠工人帮助才能把握政权，故不能不拥护罢工。在经济方面，我们来多说几句话。 自罢工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收入为一千万元，平均每月为八十三万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平均 每月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罢工以后，八月收入为一百五十万元，已比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元。十一月 收入为三百八十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统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因为省港罢工，断绝与香港交通，把大门关住，好让政府来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财政的整理。原来 广东经济向来是受香港所操纵和支配。比方广东政府所设立之中央银行，孙中山在时，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们纸币，但结果经不起香港纸币之操纵，使得中央银 行纸币价格起落不常，信任动摇。直到罢工以前，中央纸币一元还只当三四角用。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杀，于是广东人民抵制香港纸币，又兼封锁，故香港纸币当 时几乎绝迹于市面，而中央银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纸币的操纵，因此信用恢复，营业扩张，纸币变为十足十用。举银行就可以概其余。 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当时左派政府为什么热诚拥护罢工；又何况政府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的一万元，事实上是政府从各方面收得的罢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已毫无所损，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对于罢工就有些冷淡了，当然广东统一了，不再需要罢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罢工如何“不法”的诬蔑事实，专门与左派为难，小资产阶级动摇的根性发作了，遂日益与罢工工人离开。 三月二十日政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掌握政权以后，无疑的是反对省港罢工，其所以不敢断然解散罢工者，因他们自己力量还感觉不足，一时还不能脱 离无产阶级，因为省港罢工到此时确已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着，无端解散罢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顺。 香港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与广东政局香港帝国主义对于罢工的态度经过好几次的变化，这些都与广东政局有关。 第一期，强硬时期。罢工开始时，香港方面急于在求一战，所以他们的什么公民大会两次电求伦敦出兵攻打广州。出兵被伦敦否决后，香港则专心一致实行“以 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勾结北方军阀侵粤，一方面勾结广东内部一切反动势力作乱。第一着便是香港暗中资助胡许两派政变，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 队新军械之发现，皆其铁证，于是而有廖仲恺的被刺。但因为当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左派实行断然处置，胡许被逐，香港的第一着政策失败。第二着便是香港资助陈 炯明邓本殷两路进攻广州。陈炯明当时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过往汕头的罢工工人、海陆丰的农民以及革命的学生达二百人。香港政 府又复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帮助陈邓反攻。再则又嗾使土匪袁带、林警魂陷落中山县。此时罢工委员会本已准备解决罢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代表来省，罢 工委员会将香港沙面工人及学生要求之三十余条件交其带回香港。香港总督扳起面孔对华商代表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很明显的，香港帝国主义此时在指挥如 意的捣乱广东，此种计划还未实验，如何肯解决罢工！但因为当时罢工工人帮助国民党左派坚决进攻陈、邓，东江南路都次第收复，而香港第二着政策又失败。 第二期，软化时期。原来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复，但革命军攻入汕头时，本地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封锁香港。邓本殷受香港八 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但革命军攻入琼崖时，此项接济又被本地工人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见陈邓已败，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率队北 返。香港亦无可奈何。同时又因香港中等华商见罢工已久，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决，使他们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痛；又见国民政府着着胜利，同情广东，于 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广州，共代表三百余人。继而又有“华侨参观团”之组织，不久亦来广州，其人数亦相若。香港中等华商这些举动，无 疑义的直接对广东政府同情，间接即对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国主义知大势已去，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于是戏法为之一变，宣布派遣四个全权代表，赴广 州解决罢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时又派华商代表八人先行来广州，以探广东方面的意旨。八个华商代表抵省以后，与罢工委员会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 覆：“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也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并瞩其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放胆来省，可以商量解决罢 工。无论如何香港帝国主义此时确有软化的表示。 第三期，犹豫时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策， 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回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暗中准备反革命的政变。这种内容，香港帝国主义岂有 不知之理，认为广东既要发生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么又何必急急于解决罢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始终迟迟不来。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还 于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决罢工，以示决绝。 香港帝国主义此时一方面静候广东的政变，一方面则用尽一切方法以加速这一政变。比方那时他们加紧“英国决用十万大兵进攻中国”的宣传。上海英国帝国主 义的机关报，登载这样一个消息：说“伦敦方面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英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 “究竟能否制止广东排英运动？否则，英国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对粤每日军费一百五十万。”很显然的，这种恫吓的作用，只是给右派一 种借口，好来提议解散罢工。再则就是勾结广东右派加紧对于罢工工人的进攻。伍朝枢等此时与香港政府已经发生密切关系。在此时期，伍朝枢万事不管，专门在国 民政府委员会上，替外国商人告发罢工纠察队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长吴铁城向市民宣传，“罢工工人比刘杨兵士还凶”，简直开枪射击罢工工人。很显然的，这 种造谣中伤的作用，一面是离间左派对于罢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给右派将来借口强迫解散罢工打下基础。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粤海关停 关。中国海关税务司，按照不平等条约都须尽用英人，粤海关税务司不用说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粤海关突然宣告停关，借口是“罢工纠察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 税关查验，纠察队如此行动，彼实不能执行职务”。并对广东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又对广东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 察队之压迫。”又很明显的，这种挑拨离间的作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催促广东政变加速的到来。 但一切阴谋，当时是被我们一一加以打击，故一时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国主义见广东政变竟未发生，不觉犹豫起来了，于十九日派人到广州面见汪精卫说：“香港政府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 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主席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可见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意解决罢工。恰恰第二天广东发生蒋介石的政变，罢工委员会亦被兵包 围，即所谓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于是香港帝国主义的态度又为之一变。 第四期，重新强硬时期。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使香港帝国主义从此根本取消解决罢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变消息传到香港以后，香港总督召集西商大 会，兴高采烈的说：“恭贺诸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东政府已上轨道了。”听众报以欢笑，高呼万岁！所以香港政府内定的三个代表，遂不出发。 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广州与伍朝枢谈说之后，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赔偿，均不给予，亦不容许此项办法”。以前香港帝国 主义虽因面子关系，不愿出钱，然而并未正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个华商代表到广州谈经济条件可以证明。今 则露骨的不承认出钱原则，而且布露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何等坚决！无疑的这是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影响。香港帝国主义从此重行抱持强硬的态度，以至 于后来的“中英谈判”，仍坚决的把罢工问题撇开，我们在后面再说。 这次省港罢工，本有极大的直接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这种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编辑 水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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