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关系的理论探讨

二

      对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的理解，我们的认识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在很多问题上还在必然王国之中。这不是靠吹牛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背诵马列毛的片言只语就能解决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只是给了我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是，要认识现实的社会的运动，要认识现实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的关系，需要的不是背诵方法，而是运用方法，把方法和现实实际结合起来。

        面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情况，仅仅停留在前面已经论证的原则的认识方法、理论方法上，还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还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首先，历史并不是按照僵死的刻板的公式前进的。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波浪式的。宏观世界历史，先进和落后不是永恒的，相反，转化倒是经常发生的。革命中心的转移，后进变成先进，都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现象。历史发生奇迹和剧变，常常犹如晴天霹雳，出人意料，让人目瞪口呆。要理解这种历史运动的复杂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尤其是这样，更多地展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不认为在普鲁士叩着巴黎大门的时候，巴黎人民应该起义，但是，起义发生了，巴黎公社建立了，这使马克思感叹而又赞美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历史首创精神啊！这是一个典型例证，它足以证明人们认识社会危机、社会革命的规律是相当困难的。

        其次，近现代社会，世界连成一气，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补充，这和相对封闭条件下人类的历史创造已经大大不同。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有了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有了中国革命，后者居上，后进便先进。这是观察当代历史不能不考虑的重要的历史条件。

        再说，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只有经济才起积极作用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军事的民族的政党的个人的等等各方面的历史条件都在起作用。危机是多样性的，并不仅仅只有经济危机，还有政治危机、思想理论危机、社会危机等等各种危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历史主动性或反过来说人的历史惰性，都在起作用。不然就不是人类的历史，也无法解释人类的历史。不看到历史的多层次、历史的各个重要方面，把人类历史简单等同于经济史，就会把辩证的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僵化的机械的经济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变成刻板的教条的公式，这种唯物主义势必会走向反面。

        面对这样庞大、复杂的认识客体，人们的认识能力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有时以为一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就可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实际是一种过份自信的盲目性，是不可避免地发生错误的认识根源。

        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直是一个老问题。马列毛主义无法避免地要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二者是互通的）论战、斗争。依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中国革命，因为这两个革命都是发生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和成熟的国度里的革命，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起的。

        这本来正是历史现象固有的复杂性。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落后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步的国家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事实。事实需要解释。列宁在《第三国际的历史地位》等文章中有过多次解释。列宁认为俄国的革命起点低，发动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要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就相对要难得多。

        这是一个深刻的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实际的思想，这个思想需要我们学习和发挥。

        从列宁的论述和历史实际看，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并不仅仅是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成熟程度，其它的历史条件也是相当重要的。而且，社会形态不是纯粹的，革命任务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有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起，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体现了历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危机可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不是千篇一律的。革命也可能从现有的历史起点做起，再向历史的高点迈进。这是有难度的，历史是不能拔高的，但是，历史的进步又是有弹性的，是可以发生跳跃的。革命中心不断转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现象。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是有道理的，是说出了历史的辩证法。在历史的运动过程中，历史条件可以互补，可以创造，可以借助，人的历史主动性可以发挥到通常不可想象的程度。这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证。

        列宁的这一思想还告诉我们，对于不同历史起点的革命的进程的理解，也必须符合历史实际。不能认为一旦发生革命就要求立即实现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信条。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事实是，必须从革命的起点做起，

        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不是头脑里的刻板公式的产物，也不是坐等时机、从天而降的恩赐。革命是历史运动的结果，革命者始终要和历史同步，跟着历史的脚步前进。一旦历史的运动带来危机，革命者就应该以自己的历史主动精神，争取使危机转变为革命，并以现阶段的历史可能和要求，去争取现阶段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了，也不停止，而是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列宁领导的俄国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党，就是这样做的榜样。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起点都是较低的，都是从民主革命做起的，但这不妨碍列宁和毛主席都成功领导了革命从第一步走向第二步转变，都体现出敢于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历史主动精神。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政策，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但因此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属性的政策。毛主席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但因此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属性的路线。这都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列宁和毛主席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是《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论的新发展。那里讲的是，社会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向完全的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历史阶段。这里讲的是低于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范畴内的过渡阶段，是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

        落后国度里的起点较低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历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更应该说历史阶段，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思想。

        所谓落后，至少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不成熟；一层是因此而必然还有未被资本主义淘汰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的东西。

        不要小看这两个不足。

        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更严谨，应该用马克思的说法____“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第一阶段”）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有批判的继承的关系。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充分，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充分，就会遇到由于这种不充分带来的特殊困难。例如民主问题。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不是凭借理论原则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度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度，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的难度大不一样。这种难度，又会因为前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而严重加大。就民主问题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极其充分的地主制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度里，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单就儒学而言，几乎浸透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而现在还有人提倡，背着这样的历史包袱，要想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会遇到何等困难，大家都有亲身经历，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经历。

        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过渡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历史的阶段性是一种历史必然，一种历史规律。人们不能不尊重。历史的阶段不能有缺环。一步登天，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是空想，是会受惩罚的。

        这是不是说命中注定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补课”呢？“补课”论者可能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就是这样看问题的。

        但是，这是错误的。这还是不懂历史辩证法。

        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从老祖宗那时就经常遇到过这个问题，例如关于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有《1848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经列宁的《两种策略》，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涉及到无产阶级不但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要争取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掌握革命由第一步向第二步转变。这是一种体现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思想____历史总是有节奏的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地波浪式前进的。

    现在面对落后国度的历史缺环，再次提出怎么办得问题。回答有两种。“补课论”，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是创造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过渡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创造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

        “过渡论”可能不可能呢？

        马列毛的著作中都有许多就当时的历史课题而提出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值得我们重新学习。例如，马克思回答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给查苏利奇的回信；列宁起初关于东西方互补以推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和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毛主席从建国后最初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创造，到最后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都是“过渡论”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造。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实践，因而也就有了新的体会。

        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有的问题上，在有的历史时期，过渡是成功的，带动了历史前进。这证明“过渡论”是有历史根据的。

        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有些过渡，搞急了，搞早了，搞过头了，搞变形了……过渡不成功，然后后退。这证明过渡虽说可能，但是，是有其困难之处的，是必须坚守科学认识论的，不能随意以个人的片面理解为转移，而一定要尊重历史规律、历史可能，要体现科学性，用科学性统领革命性。

       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过渡有可能失败。这是反面的教训。但是，具有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证明过渡并不是注定会成功的，失败也是可能的。这有许多教训可以记取。

        首先，要全面理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

        过去从苏东到中国，把向社会主义过渡较多地理解为经济制度上的所有制的转变，而对于政治制度上的人民民主的政体形式的建设，重视和研究得不够，实践成果更少，一党专制倾向的日益严重反倒成为普遍现象。

        毛主席看到了官僚阶层的问题，但是，没有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上找出合适的形式去铲除官僚阶层产生的基础。至少可以说，政治制度方面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成功。这就为转化为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制度上的前提。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制度问题并没有、也不允许提上革命的议事日程。对于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否定我们所建立的国家机器的性质的所谓“极左思潮”，是注意批判和斗争了。例如，湖北的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受去湖北串连的山东大学学生邱黎明影响），山东的张宗鲁的《极左派万岁》（山东大学学生，和邱黎明同思潮、同派别），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作，他们都被抓捕，判刑。但是，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文革并没有认真触及。毛主席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对，说“部份改善”，可以。但是，所以要“部份改善”的理论根据，也就是对我们政治制度弊端的理论概括，基本没有。怎么改善，更是缺乏。把一些工农劳动模范人物拉进国家领导机关，并不能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劳动模范和政治家、革命家，不是一码事。实践也证明他们面对反革命政变，面对修正主义上台，没有反潮流，甚至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反抗和斗争。倒戈者更不在少数。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当时在认识上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唯成份论，是向仲发悲剧的再版。我们都有亲身体会。

        文革主要在斗争上，在路线批判、思想批判上，以及政治上的“打倒”和“解放”上，下了功夫。权是夺了，政权名称也换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体制没有根本变革，没有解决制度上的根本的要害的问题。就像割韭菜，不是去根，割而复生。这才是文革的最大失败之处____没有制度成果。

        文革过后，发生复辟。人民群众没有得到民主制度赋于的权力，甚至连保护自己人权的起码权利也没有，面对篡权上台的修正主义统治者，束手待毙，惨遭迫害。这也是为什么三十年来，根本无法反抗修正主义统治的原因所在。没有制度上的人民权利的保证和保护。

        研究文革，不能忽视这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的出现，从根本理论上来说，就是因为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究竟应该完成哪些历史任务认识不清，或者说认识得过于简单化，过于只从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上去看问题。1956年，大家都打着旗子，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就是只从所有制形式看问题，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政治制度实际更重要。

        这说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要完成哪些历史任务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弄懂的人究竟有几多，很难说。

        而这是一个根本的重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至今也不能说解决了。

        没有过渡过去，失败也就必然包涵其中。失败在于还是没有过渡到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毛主席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主席主要是就经济关系的历史局限谈问题的。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可否认，就政治制度，就已经存在的官僚体制、一党专制而言，更可以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搞法西斯资本主义很容易。这个问题不解决，打倒再多的人，包括今天打倒在多的腐败贪官，也解决不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解决不了修正主义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这才是文革失败的最主要的表现，而且，这是自己的理论不足造成的，不是敌人的打击造成的。正是因为文革存在这个局限，发生10。6政变一类的政治事件自然是一种历史必然，而且，随后发生修正主义路线占取统治地位，搞中国特色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我们现在面对的事实是，从苏东到中国，社会主义遭遇到普遍的失败。既然普遍，就不偶然。这至少说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想理论还在必然王国里徘徊。这不是靠教条和吹牛就能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必须清醒地看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尚有待马列毛主义的新的理论创造、实践创造。

        其次，毛主席一再说过，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成功或失败。这是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看法。

        向社会主义过渡失败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产生修正主义蜕变。从苏东到中国，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马列毛主义路线下台，修正主义路线上台。

        但是，苏东和中国蜕变的具体过程又有不同。

        苏东，在长时间里，曾经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官僚特权专制主义社会。过去我们党说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我觉得并不太准确。

        在我国，修正主义一上台，就立即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一党专制的政治形式，决定了会出现官僚垄断，修正主义的软弱性、投降叛卖性，决定了会出现附庸、依附。这两点成为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显着特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社会。

        和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者的迅速自我蜕变不同，苏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爆发了所谓的剧变、亦称“和平革命”、“颜色革命”，修正主义统治全部垮台，基本都走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社会。

        可见，修正主义只是一种过渡。修正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一种是修正主义自己转化，挂羊头，卖狗肉，搞资本主义，如中国；一种是修正主义失败、下台，干脆丢掉社会主义旗号，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如苏东。

        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搞资本主义。

        这就是说，“过渡论”不成功，“补课论”来补充。历史的任务是必须完成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留下的历史课题，由资本主义的再发展来完成。这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是历史的曲折的前进。我一向不赞成随意使用“复辟、倒退”这些词，原因就在这里。我以积极的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未来，我也是这样思考的。只要淘汰历史需要淘汰的东西，就是历史进步。我想，毛主席痛斥修正主义上台搞法西斯，痛斥修正主义搞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道理也许就在这里。毛主席有权衡历史利弊的大眼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大理论家。

        一般来说，革命者总是革命乐观主义者。马列毛主义革命者也是这样。这不是缺点，是优点，但是，如果把这个优点发挥到不适当的程度，就会变成缺点。对“过渡论”或是“补课论”，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冷静的态度。

        “过渡论”是艰难的，“补课论”是可能的。历史前进的大势谁也改变不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又充满了辩证法，一刀切的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正确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