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分析，不分析就无法综合 ——漫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 ...

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分析，不分析就无法综合

——漫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思郁明

一

有人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还可以结合起来。我们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不是对辩证法的科学概括，而是形而上学。而且，“合二而一”很有可能成为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的基础，成为修正主义的理论工具。

有的朋友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分为二”无非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解剖，“合二而一”就是对观念、认识进行综合，就是对事物进行改造呀，怎么“合二而一”就成了调和论呢？

诚然，毛主席一生在各个方面的光辉思想，无不表现出综合的伟力。例如，在治学方法上，他提倡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相结合；在民主革命中，他提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相结合；在思想方法上，他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领导方法上，他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全国解放以后，在医疗卫生工作中，他提出“中西医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思想；在文艺方面，他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教育革命中，他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引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他指引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他概括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经验；在大跃进中，他倡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倡导了由革命群众、老干部、工宣队（或军宣队）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培育革命接班人的方法上，提倡“老中青三结合”。

但是，综合总是以充分的解剖和分析为基础的。对客观事物没有正确的解剖、分析，很难谈及正确认识这个事物，更遑论改造这个事物。毛主席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不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1943年10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指出，只有经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我们在工作中，“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哲学巨匠艾思奇同志曾经在一篇题为《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的文章中，指出某些人把党的各项政策中的各种“结合”曲解为“合二而一”。他说：“按照辩证法的理解，所谓‘结合’的实质，就是要在运动、发展中去掌握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正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关系；它仍然表现为不断地暴露矛盾、展开斗争、克服矛盾的过程；仍然表现为由对立的统一到统一的分解，经过对立面的斗争，和一方战胜、克服另一方而达到新的对立的统一，这样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总之，仍然是一分为二的运动过程。”

毛主席也历来认为，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有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些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先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结论。在考察认识过程中分析和综合的关系时，毛主席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先分析、后综合。他多次强调这一点，并要求把这一规律运用到分析和综合中去。他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在1941年10月30日关于思想方法的报告中，他又以研究边区为例讲道：从外界来到我们边区的人们，首先要从老百姓、乡政府、区政府，一步一步地研究起，然后才知道边区确是抗日的民主的根据地。这样的结论是经过一样一样的分析，样样都弄清楚了，然后再加以综合得出来的。

二

什么是分析？毛主席在《实践论》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解剖、分析。分析是对事物进行综合性改造的基础和前提。分析就是客观事物进行解剖，弄清事物的内在结构，找出其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并确认哪一个是起支配作用的主要矛盾方面。任何事物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还要分析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弄清楚变化的内因和外因。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中说：“‘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认识了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才能很好地认识事物、把握事物。毛主席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对辩证法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有很多通俗的解释，除“一分为二”外，还有如“两分法”、“两点论”、“两重性”等，启发人们去观察和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并相互斗争着的两个方面。

当今的左派，或者说试图努力学习、运用马列毛主义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的人们，也应该努力学会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去分析现实问题，避免看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只有要按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要求，努力进行调查研究，力避主观主义，运用“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去深入剖析现实社会，从现象深入本质，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然后才能提出综合性的计划、政策、办法，才谈得上对事物进行综合性的改造。

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分析。一般来说，除了对敌我友三方的力量对比进行分析，除了对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进行分析，一个最基本的分析就是阶级分析。有了阶级分析，就可以明了，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能构成“和谐社会”，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构成“和谐世界”。对于不同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政治路线，我们不能只听其口头声称如何，而是要进行阶级分析，要看它具体为哪个阶级服务、为哪个阶级所利用，还要具体分析这种观点、主张、路线所由产生的具体社会条件，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分析，便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是不可能“合二而一”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与邓小平的路线，也是不可能“合二而一”的。

三

能分析，大有益。事物总是处在复杂环境中，不断运动着的。不要把事情看成静止的，而是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是毛主席分析问题的一贯思想。这种思想鼓舞着我们，昭示着未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革命低潮过后，一定是高潮。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用动态的矛盾分析方法，去分析局势、制定政策和策略，也是毛主席一贯的擅长之处。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道：“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特点。”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的红色武装割据政权能够存在，也一定会逐步取得胜利。如果不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战略大转移，中国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光辉的《论持久战》中分析道：“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样诸多因素处于同一个矛盾体中相互作用，就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亡国论是错误的；但这样诸多因素客观摆在那里，其相互作用尚须一个过程，因此必须坚持持久抗战，速胜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指出：“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毛主席运用矛盾法则，通过充分的分析，表现出了深刻的政治远见。由此可见，只有通过“一分为二”的解剖和分析，才能获得“火眼金睛”，而只有用“火眼金睛”通摄事物的本质，才能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也就是说，“一分为二”才是我们的世界观，才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

四

毛主席还认为，“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钱三强回忆毛主席1955年同科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1964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发表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认为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坂田昌一的观点。他专门找一些科学家谈话指出：“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

 同一年，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在修改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重子—介子复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夸克模型，从而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基本粒子也可以再分”的预见。

 1976年10月，参加国际物理学第七届年会的物理学家们，在大会上集体起立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作大会发言。他在回顾了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地研究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历程之后，提议说：应当把基本粒子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性。两年之后，格拉肖又在美国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他说：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分，既不应当称为层子，也不应当称为夸克，而应当称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格拉肖还说：“在毛泽东生前，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并见到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总是认为基本粒子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而我却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它们是不可能再分了。现在的事实是，新的物理实验已经把基本粒子分开了，毛泽东主席的科学预见已被证实为真理，它改变了我和像我一样曾经有过错误认识的人。”

 老革命家韩西雅同志曾赋诗热情赞颂毛主席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光辉思想：能以举重如轻，缘透彻融通真理。论人间天上，矛盾为原动力。看宇宙，览河千计；物可无穷析，物理界，铭毛粒子。圣哲谁人能匹？（韩西雅《宝鼎现·圣哲智照千秋——纪念毛主席、读〈伟大人民领袖丛书〉》）

可见，不断地“去粗取精”、分析再分析，不仅是我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和思路，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基本方法。认识了物质无限可分，分开了质子、中子、电子，接下去的第二步，人们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去发明原子能发电站等等造福人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