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现状检讨（一）

　　李北方 ：保障人民“被听到的权利”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个“演讲角”。世界各地的“演讲角”很多，这个最有名，已经成了著名的景点。演讲的人各种各样，内容五花八门，传教的也不少，听众以游客为主。去那里看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言论自由。

　　这当然只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模式，但它是印刷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模式，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遗迹。这种模式隐含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思想的场域也是个自由市场，经过沟通、辩论、交锋，真理可以胜出，共识可以达成。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方式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不少人为新媒体的发展鼓与呼，说微博给每个人提供了发言的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成了记者，好像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带来更多的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当今的条件下，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可以说在报纸兴起之后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以“演讲角”、咖啡馆闲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每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上大体是平等的。当然绝对的平等不可能，嗓门大的、表达能力强的就有更多人围着听，但差距也不会太大。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既享有表达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大体平等的“被听到的权利”。这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对确保言论自由而言，缺一不可。

　　进入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方面差距就拉大了。媒体为言论的发表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出书的门槛就更高了。一直到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名字被印成铅字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言论被媒体发表，其所能到达的范围就比口头表达广多了，影响力也大多了。于是，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革新，“被听到的权利”就变得极度不平等起来。到了电视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了。

　　媒体为言论发表设置门槛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不难理解。这种设限以专业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决不会停留在以客观为特征的专业主义。很多力量会借专业主义的掩护向媒体渗透，攫取“第四权力”，所以大众媒体在兴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状况。在市场条件下，对媒体渗透最深的是资本。一方面，媒体的生存依赖资本的资助;另一方面，资本的意识形态生产能力强，对媒体从业者的思想的控制能力也强。所以，市场条件下的大众媒体虽然以专业主义、公共平台为标榜，但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公共的。一部分声音会经由媒体放大，一部分声音则会被媒体遮蔽。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没有改变这种现状，只是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化了，以平等权利被推进的表象更巧妙地掩盖权利不平等的事实。中国网民据说有六七亿了，而在网民群体中，表面看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被听到的权利”的差距就太大了。有多种力量介入了这种差距拉大的过程。以微博为例，每个新注册的用户都会被系统自动添加一些关注对象，或者经常收到系统对一些所谓大V的推荐。薛蛮子就是这样被打造成舆论领袖的，而他把舆论往什么样的方向引导，也是清清楚楚的。大V和草根用户都在微博上发言，在这方面的确是平等的，但实际影响却天差地别。用薛蛮子自己的话说，他每天评论转发微博的感觉就像皇上批奏折似的。草根用户呢?喊破嗓子都没人会理睬。

　　媒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功能是议程设置。近年来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媒体提出的要求最后通过国家政策得到落实，这意味着被国家权力支配的大量资源，最终流向了媒体所要求的方向。细分析可以看到议程设置的路线图：先由新媒体挑起话题，并集中炒作，然后纸媒体和电视跟进报道;这些报道再回到新媒体上进一步发酵，直至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媒体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就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来自于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心声的呈现。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无论表面上装作如何客观、公正、职业，都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伪装。

　　我国的媒体在整体上很让人失望。从如今的媒体生态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的媒体。这一类媒体有各种类型的形式，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模式，包括国家名义上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比如所谓的“南方系”和多数的都市报)，也包括绝大部分新媒体(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这些媒体几乎完全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外资势力的代言人。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它们也形成了一整套制造话题、炒作话题的机制，薛蛮子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不那么强的媒体，也就是国家控制程度还比较高的那些，姑且称之为体制化取向的媒体。老实说，这些媒体过于死板，对人民群众缺乏感召力，对有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声音缺乏战斗力。国家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而向这些媒体的大量投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这样的媒体现状下，人民群众“被听到的权利”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宣传部门应该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有所改进，比如近期媒体上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但是表现形式需要推敲，质量亟需提高。这里需要遵循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精神，首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倾听人民群众声音的前提下，拿出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述;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公共空间，与其他声音一起构成完整的舆论生态，一起完成议程设置。

　　坚持以18世纪的视角看待言论自由的那些人认为，国家是言论自由的敌人。他们以此反对国家对媒体的任何介入，并将媒体完全开放视为应该推进的改革方向。这种观点表达是资本扩展领地的诉求，是不可取的。根据正统的媒体观念，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但随着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是不能达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准的。

　　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提出，国家有责任介入言论自由领域，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国家的责任是“试图通过确保把各方的意见都呈现给公众，来为集体性的自治建立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其手段不限于简单地增强弱势群体的势力，甚至可以为了听到另一些声音而压低某一些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一定是言论自由的敌人，更可能是朋友。

　　费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这么认为。所以，党管媒体的原则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和国家对媒体要进行干预，这些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要对管理和干预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扶植能够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讲话的媒体，向这样的媒体开放言论空间，以此监督资本权力的僭越，也监督不符合党的宗旨的政府权力的僭越。唯此，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被听到的权利”。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有的组成部分。

　　刘瑞生 ：人家对准你的下一代，你怎么应对?

　　我的研究领域是新媒体，主要是网络舆情、网络传播。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什么特点?很多人很幼稚地期待网络舆论是自由民主的，是代表民意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例如新浪微博这样庞大的舆论场，真正主导其导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少数意见领袖。这说明，舆论导向完全为少数人所操控，而其最深层次的影响是政治倾向。在诸多微博舆论热点事件中，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八九成都是具有一定自由化倾向的“公知”。特别典型的是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非常明显，这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几乎全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有组织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南周事件”是给新一届中央领导施压、在规模和参与方式上都有所突破的“2013年第一社会公共事件”。总之，在资本、技术和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下，网络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变量”。

　　在这种背景下，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有关部门部署打击传播网络谣言的大V。今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说明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安全，是有担当的。以前有人可能还把网络意见领袖视为有影响力的时代宠儿，甚至给他们营造形象。即使他们经常发表“出格言论”，也认为要以团结为主，不敢斗争。但这样没有边界的纵容，反而把网络舆论阵地的制高点拱手相让。下面讲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社会转型期媒体的根本变化。在社会发展转型期，媒体风险性作用很大，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动乱时，媒体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性因素。亨廷顿曾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宁可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大众传媒也发生了急剧转型。首先是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是商业化主导，这就极易被资本和经济利益所影响。第二是功能变了，以前的功能是宣传喉舌，现在媒体的功能极大丰富。第三是媒体的类型转变。从新闻和舆论影响力来看，传统媒体式微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是新媒体。在这样一个媒体格局已经完全改变的时代，怎么来打造社会主义媒体?社会主义媒体怎么来影响舆论?其实，只要有媒体就有一定会有控制。美国很讲究控制媒体、影响舆论的手段，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并超越美国。

　　第二，当前媒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安全问题。在全球开放传播的媒介环境下，美国早就把“网络意识形态”上升为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那我们在战略上怎么应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应对不足。

　　二是商业化转型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世界，根本没有理想化的媒体，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近30年来美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西方早就有学者认为，全球媒体都在走向垄断，所谓“穷民主，富媒介”，大媒体是为资本代言的。那么中国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影响。

　　三是意见领袖问题。以西方向我们兜售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例，其实西方的学术书籍很少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也就是一些西方政客在那讲。严格说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甚嚣尘上的“思潮”了?而且它也不是西方学者推介的，恰恰是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有意包装并推销的;其用意并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而在于为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舆论造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学术、理论、宣传上去全面应对，反而正中其下怀，助长了其影响。这说明，近年思想领域中由意见领袖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我们却每每在议程设置上滞后，被动地被意见领袖“牵”着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四是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的，包括各大网站。在管理上，宣传部门能管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直讲党管媒体，现在在市场框架内，党的宣传部门怎么去管新媒体产业?现在最主流的传播方式已经不是大众传播了，微博、微信活跃起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时间。这意味着，信息的传播、我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急剧转向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尤其对于青少年，影响极大。美国之音去年3月专门制作了一部8集系列网络视频专题片，在它的中文网站播放，就叫《中美网络博弈：下一代的新冷战》。可见美国已经把“冷战”对准中国的下一代，那你怎么应对?

　　五是正面话语权缺失，造成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是西方媒体;在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领域，有话语权的是商业媒体和海外中文网站;在舆论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微传播。大量的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妖魔化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在西方媒体、商业媒体、海外网络和微传播社交网络中比比皆是;在网络上，爱党爱国的人士及其声音往往受到谩骂和攻击。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话语权和公信力缺失，最终影响党的公信力。

　　六是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分化的问题严重。市场化导致主流媒体去创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媒体的政治分化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党内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猜疑。为什么有些媒体被西方称为“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为什么有些鼓吹普世价值、颂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和歪曲中共党史的媒体能够长期存在? 网络自由主义不过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延伸而已，根子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歧。

　　第三，如何评估这些问题。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媒体，影响有多大?怎么评估它的风险性，怎么应对?我们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但到底管什么，怎么管?在新传播环境下，目前这个问题似乎不够清晰。在媒体管理上，表面上管得很多很严，但更多是治标，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其实管得很不够。美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管控比我们严得多，媒体并不真正自由，例如在微博上记者是不能随便攻击甚至嘲笑总统的。

　　我们要辩证地看社会主义媒体的发展。在现代媒体建设中，我们经验不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把西方媒体作为参照物，但西方媒体发展了几百年，媒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和专业化水平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博弈和演进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媒体来比照中国媒体。但是，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超越西方媒体，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言论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诉求，这个任务很紧迫。

　　很多人认为，传媒学界是一个西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闻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入。很多关键问题，如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法、舆论监督等问题，研究得不深入。还有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其实是拿马克思主张的新闻出版自由“反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体制，然后把美国的很多东西给神化。实际上，在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些具体的，如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

　　最后是几点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并打造一个升级版的社会主义媒体。不仅仅有喉舌功能，还要有信息传递功能，并充分发挥上下沟通的功能。乔良和王湘穗写《超限战》，我们现在的媒体战也是超限战，不能用常规思路。特别不能迷信舆情，被一些舆情的假象牵着走;目前中国舆情调查的水平其实是很低的。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舆情机构，调查真正的舆情，发现舆情中的真正问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工作。

　　党管媒体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应对艰难挑战中成长壮大的，对于当前媒体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相信，通过改变观念、调整机制，是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的。抓好意识形态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方式。

　　我们自己要设置议程。这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往往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非常被动。人家设置一个议程，我们就跟着辩论;还没辩论清楚，人家转移了，又一个议程出来了。我们今后别上这个套，甩开他，自己说自己的话。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做一种辩争。谁说得更好，谁的话能取信于人，让人相信你说的有道理。目前来说，战略上的话语主动权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