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跃进”有着深刻的毛泽东思想印痕。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为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并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先后在不同干部层级、不同会议范围内作过十次自我检讨，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严以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也显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强大能力。“大跃进”已作为特别的历史符号，铭刻在中华民族特别的历史记忆之中。

　　长期以来，对于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对其进行了刻意污蔑、故意歪曲和有意诋毁。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更是进行了放肆的攻击。其中“最大的罪名”是：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失败”从来不下“罪己诏”，连封建帝王都不如。虽然有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作过自我批评的这一事实，犹如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般地摆在公众面前，但是，那些敌对分子仍然不屑一顾地说：这是毛泽东“迫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且是“难得的仅有一次”。

　　事实果真如此吗?还是让历史来回答吧!

　　一

　　“大跃进”的“药引子”最早很可能是英国人煽动起来的。1957年11月16日-19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苏联召开的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两次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高兰。这两位英国同志说：现在英国年产3000万吨钢，而你们中国，再过15年可能是年产4000万吨钢。恰好会议期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被情绪感染，也充满激情地说：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实际上也为以后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真正提出“跃进”概念，是在此后的半年以后。195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所有同志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从内容上分析，毛泽东似乎是看到过一些内部报告和内参才发现“跃进”一词的。

　　毛泽东真正的创造是把“跃进”变成了“大跃进”。在三个多月后的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到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自此，“大跃进”一词正式诞生，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一个重大元素。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是现实逻辑强力推动的产物。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这样写道：“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更是欣喜地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毛泽东作出的这些判断和概括，当然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的。不同的区别在于，有的是他在考察中获得的，有的则是他从一些信息中捕捉的。例如，新华社1958年7月12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8期刊登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撰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了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其中说到办食堂的几大好处：第一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第二是节约了粮食;第三是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第四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毛泽东看到后，很感兴趣，随即将此文批给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提出“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在1958年9月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他于8月视察河北徐水县时看到的类似情况，说：“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然而，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公共食堂对大多数农民而言，确实是弊大于利。可是在最初，人们却把它当作新生事物来支持，而毛泽东的态度实际上起到强力推广作用。

　　毛泽东积极支持和推动“大跃进”是真诚的，但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是认真抓紧和督促处理的。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内参《宣教动态》第145期看到中共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说1958年初春夏之间，云南因肿瘤、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对此，云南省委深刻反省，查明原因，迅速纠正，及时制止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毛泽东随即批示，其中说：“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于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了解下情的，也是能够体察下情的，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很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当月，毛泽东看到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众来信，信中反映：该社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挨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一些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等等。毛泽东阅后将此信转交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并批示道：这种情况要“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毛泽东对此类事情非常重视.也打算从严处理，但同时又怕反映情况有误，故他又要河南省委查实后再定。

　　作为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毛泽东虽然对“大跃进”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也同时估计到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困难、挫折和那样的认识、看法。在195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对犯错误的干部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如此，90%以上，说服，1-2-3%，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他还写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后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意见书”里借用了这句话的意思，算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是不加掩饰的欣赏，但半年以后，他又发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在1959年2月27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一些错误做法：“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竞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毛泽东还率先批评了当时盛行的“共产风”，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1959年4月底，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广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共产风”和“浮夸风”，而且还是最早起来批评和纠偏的。不仅如此，在以后多次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是不遗余力地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做法。有的研究者说，毛泽东无视和不愿纠正当时出现的种种错误风气和做法，一味独断专横。且不说这种论调完全不是事实，更是完全低估了毛泽东超越凡夫的智商。依毛泽东之过人精明，他不可能忽视全局出现的各种情况，不可能不适时地提出应对策略和措施。不过，在毛泽东获取的信息中肯定也是五花八门、真真假假、鱼龙混杂，有时提供的信息有误，随之应对方案肯定也要出错。这种情况在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恐怕也是难免的。谁也不敢保证毛泽东没有相信过假话、没有出现过判断失误，谁也不敢把那些省部级官员呈给毛泽东的“奏折”统统都说成阿谀奉承之作。

　　当时还有一个现象也是颇值得玩味的，这就是：尽管我们在外交上是“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尽管我们与美国是仇敌，国内舆论仇美反美情绪强烈，但毛泽东却多次提出要向美国学习。譬如，他在1959年6月11日会见秘鲁议员团时说：“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0.04%，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0.037%，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又如，毛泽东于1959年10月31日在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一封信中说：“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他在回宙信中还说：“看来苞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他希望媒体引导人民公社也这样办农业和畜牧业。这表明，毛泽东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只要是实现国家强大的经验，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友好国家也罢，敌对国家也好，我们都愿意老老实实地向先进的东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