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 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 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 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 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 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 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 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 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 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 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 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 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 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 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 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 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 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 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 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 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 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 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 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 命集团”。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 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 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 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 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丁凯文 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75)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 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 “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 2008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 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 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 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 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 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二)徐向前 徐向前在军队中虽然贵为元帅,但一直不被毛泽东所重用,这主要是受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影响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军队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 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时常称病不管事。文革爆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徐向前在这一短暂时期里 的活动,官方传记对此皆语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笔者手头一本解放军军科院编写的《徐向前元帅画传》,对此一笔带过,然后就跳到“军委八条命令”和 “二月逆流”(江英编着《徐向前元帅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坚决反对江青的军队领导人。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 此。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议徐向前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遂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只让徐出任全军文革 组长,总政主任仍由萧华当。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成为仅次于 徐向前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军内高级职称。第二,徐提出“三条方针”:1、军队不要怕乱,要跟上全国的形势;2、要彻底批判“刘邓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他们在我军的残余势力;3、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全军文革就这个方针还提出了“狠批刘邓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打垮他们在军内的代理人!”的新口号。1967年1月军委常委会议上,徐说:“说现在军队的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大家应当自 觉医治这种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但徐的说法受到其他老帅的冷遇,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都不买账,会议不欢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给邱会作 下命令,从西山军委指挥所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并说,这是与江青多次商量的结果。邱会作一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打成“军队中的刘邓路线代表”,而被私刑关 押、毒打,几乎致死。而全军文革办公室一位秘书向徐汇报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么办法呀?”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叶剑英不满 徐向前对军队文革的态度,猛拍桌子,导致手指骨骨折。这也是叶剑英针对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议。 1967年1月徐向前与江青连袂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这是徐向前荣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首次对外发表谈话,徐向前说“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 的。(众:请首长坐下,请坐下)不要紧,不要紧。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 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 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 很复杂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对海军问题发表谈话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 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见宋永毅主编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 现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帅传记,都说“军委八条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后林被迫同意。这显然不是事实。林彪曾下决心发一个命令“军内群众组织解散, 军队不许造反”,但被陈伯达劝阻了,陈认为这在毛那里一定通不过。林彪遂口述军委七条命令,后林带着徐向前去见毛,得到毛的批准,并增加一条,成为后来发 布的“军委八条命令”。林彪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二月逆流”后徐向前不再管事,全军文革由萧华接手,后来随着萧华倒台,全军文革也就寿终正寝了。 从徐向前接手全军文革组长到后来离职不干,时间极为短暂,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确实想配合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在军内抓一些“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 物,使自己在政坛上也有一个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刚一有所动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抵制。徐对此也颇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势不对,也就撒手不管,及 时脱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军内一些干部送进造反派的虎口,使他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有些人如赵尔陆甚至被批斗 致死,这却是人们不应遗忘的,也不应因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隐匿、掩盖这段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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