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救国？

10.4 “祀与戎”

史实告诉我们。科技发展不可能解决政治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症结。然而，科技确实在发展，而且有了巨大的发展。那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方向何在？

在第一章里，我们观察了私有制社会的形成过程，它由三个相互关联、先后展开的子过程构成：知识资源私有化、公权力私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化。这一过程进行了数千年之久才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精英集团实现了对这三类资源的“赢家通吃”。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不短于三千年的过程中，科技首先通过保障“祀与戎”的能力，服务于公权力私有化过程，而私有化的公权力则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的外部环境。史实告诉我们，在私有化发展的过程中，科技主要被用于催生可攫取的财富和保障攫取能力方面。

在私有制已确立的社会中，科技主要掌握在“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群体手中，“祀与戎”依然是科技投入的重点。

相比较而言，保障攫取能力明显重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祭祀的鼎为例，《春秋左氏传》载夏初铸九鼎，但至今发现的鼎中，有无夏鼎，尚在争议中。一些疑似夏鼎显得原始粗糙，与之相比，商鼎、尤其是周鼎精妙、巨大，无与伦比。可见在礼器工业上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其背后则是投入了巨量的科技资源。而夏代的农具主要是木、石、骨、蚌器，到了西周仍主要是木、石、骨、蚌器。与礼器工业相比，在生产工具上的科技投入明显小得多。

在农业社会中，科技一方面导致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加强精英集团兼并土地、镇压反抗的能力，结果兼并土地的浪潮愈演愈烈，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沦为雇工、潜入深山的“棚民”、流入城市的游民，终将造成干柴遍地、星火燎原的态势。

社会进入货币经济后，历史告诉我们决定科技投入主要方向的，是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群体，他们最大的选择方向是利润极大化。而全球化使其作用的场域覆盖全球，一个就在眼前的实例是：用电子信息网络使逐利资金可瞬间在全球流动；另一个更持久的明显实例是：军备始终是科技投入的首要领域，而战争一直是聚敛财富的高强度手段。两者交互促进的结果，导致了大片地区看不到出路的贫困，导致了激进思潮和恐怖主义的泛滥。

可见对生产关系而言，科技只是“工具”，这工具用于何方，端视其拥有者的选择。可见对于科技，与其寄望于它可以带来光明的前景，不如研究它的投入方向。事实告诉我们它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笔者，而是令主流学界头痛的毛泽东，他早就指出：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人类要摆脱西西弗斯的命运，需要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智慧。中国的老庄孔墨、希腊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牟尼、西亚的默罕默德都在启迪人类的智慧，毛泽东更是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呢？一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摧毁了毛泽东多年的努力，国人卷入了“向钱看”的狂潮。而今社会败象尽露，却少有人从智慧这个层面反思。主流学界连同执政当局还在将期望寄托于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被反证的“技术进步”。岂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