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论证想表达的，是主张适度的法西斯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正当回应（很早之前恩斯特·诺尔特在为海德格尔参与纳粹辩护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在斯
洛文尼亚，右派主张为在二战期间曾与游击队作战的反共国民自卫队平反：他们作出了艰难的选择，与纳粹合作，目的是挫败更加邪恶的共产主义。
主流自由派告诉我们，当基本的民主价值面临种族或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时，我们应该团结在自由民主议程周围，尽可能地拯救能够拯救的，将更加激进的社会转型梦想放到一边。
但这种呼吁团结的方式存在着致命伤：它忽视了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如何陷入恶性循环的。正是挑衅般地输出自由派的放纵，导致了原教旨主义激烈的反击。
今天的政客要我们在自由和原教旨主义的压迫之间作出选择，并常常洋洋得意地反问道：“你希望妇女被逐出公共生活、被剥夺权利吗？你希望每个宗教的批评者都被处以死刑吗？”我们应该警觉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如此的不言自明：有谁会希望这些？
问题在于，自由派的普遍主义早就丧失了纯真。霍克海默在1930年代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出的评价在今天的环境下也适用：那些不愿意批判自由民主制的人，也应该对宗教原教旨主义闭嘴。
乌克兰的自由民主制资本主义欧洲之梦命运又如何呢？在欧盟内部等待着乌克兰的是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我经常提到苏联最后十年间流传的一个笑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犹太人拉比诺维奇想要移民。移民局的官僚问他为什么，拉比诺维奇答道：‘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我害怕共产党会失去权力，新的掌权者会将所有共产党
的罪行都归咎于我们，犹太人……’官僚打断道：‘完全是胡扯。在苏联什么都不会改变，共产党将永远拥有权力！’‘好吧，’拉比诺维奇答复道：‘这就是我的
第二个理由。’”
想象一下一位乌克兰人和欧盟管理者之间的类似对话。乌克兰人抱怨道：“有两个理由让我们感到恐慌。第一个是，我们害怕在俄罗斯的压力下，欧盟会抛弃我
们，任由我们的经济崩溃。”欧盟管理者打断道：“但你可以信任我们。我们不会抛弃你们。事实上，我们将确保掌控你们的国家，告诉你们该做些什么的！”“好
吧，”乌克兰人答复道：“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理由。”
问题不在于乌克兰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配得上欧洲，而是今天的欧洲是否能够满足乌克兰人的渴望。如果乌克兰的结局是成为了种族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资本主
义的混合物，由众寡头在幕后操纵，它将如同今日的俄罗斯（或匈牙利）一样欧式。（对乌克兰事件中不同派别的寡头--“亲俄”寡头和“亲西方”寡头--所发
挥的作用，目前的关注太少了。）
有些政治评论员称，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欧盟没有给予乌克兰足够的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占领和吞并克里米亚的回应是漫不经心的。然而，另一种支持甚至更加显然地是不存在的：提出能够打破僵局的可行策略。
如果欧洲不重新对解放--这是欧洲历史的核心--作出承诺，欧洲是没有资格提出这样一项策略的。只有将旧欧洲的腐朽尸体抛到身后，我们才能保持欧洲的
“平等中的自由”这一遗产的活力。不是乌克兰人应该向欧洲学习，而是欧洲必须学习如何达到激励独立广场示威者的那些梦想的标准。感到害怕的自由派应该吸取
的教训是，如今只有更为激进的左派才能拯救自由派遗产中值得拯救的东西。
独立广场的抗议者是英雄，但真正的斗争--关于新乌克兰的未来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而且要比反抗普京干涉的斗争艰难得多。新的、更具冒险性的英勇精
神将是必须的。那些反对本国的民族主义热情、斥责其为权力的工具的俄罗斯人已经展现了这种精神。是表现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团结、拒绝冲突的时候
了。
下一步是公开地展现博爱，在乌克兰的政治活动家和俄罗斯的普京反对者之间建立起组织网络。这听上去也许是个乌托邦，但只有这种想法能够赋予这场抗议真正的解放维度。否则，剩下的只能是寡头操纵下各种民族主义热情的冲突。真正的解放政治对这种地缘政治游戏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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