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着人脸的野蛮

齐泽克：长着人脸的野蛮

　　在对基辅大规模抗议的电视报道中，我们一而再地看到示威者掀翻列宁雕像的画面。这是表达愤怒的便捷方式：雕像代表着苏维埃的压迫，普京的俄罗斯则被视为苏联统治邻国这一政策的延续。

　　请注意，直到1956年，列宁的雕像才开始在苏联大规模出现，此前，斯大林的雕像更为常见。在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后，斯大林的雕像彻底被列宁的取代了。列宁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斯大林的替身。

　　1962年《真理报》报头的变化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此前，头版左上角并排画着列宁和斯大林俩人。在二十二大公开拒绝了斯大林之后，他的画像不仅被撤掉 了，而且被第二个列宁画像取代了。现在印着并排的两个一模一样的列宁画像。这一奇怪的重复，令不在场的斯大林更有存在感了。

　　尽管如此，看着乌克兰人掀翻列宁雕像，以此表达自己与苏维埃统治决裂的意愿，并声张自己的民族主权，还是会感到历史的讽刺。因为乌克兰民族身份的黄金年代不是沙皇俄国时期——当时乌克兰的民族主张是受挫的——而是苏联的第一个十年。当时，在被战争和饥荒弄得筋疲力尽的乌克兰，苏维埃的“本土化”政策使乌克兰的文化和语言得到了复兴，并获得了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权利。

　　本土化所遵循的原则，列宁用相当明确的话表达了出来：

　　“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将受压迫的民族用武力强留在一国之内，这正是为民族自决权斗争的意思。无产阶级必须要求殖民地和受到”本国“压迫的民族获得政治脱离的权利。否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压迫和受压迫国家的工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阶级团结也将是不可能的。”

　　列宁一直忠于这一立场。在十月革命之后，罗莎·卢森堡认为只有当进步势力在新的国家中能够占据支配地位时，才应给予小民族完全的主权。列宁则主张他们拥有无条件的脱离权利。

　　在反对斯大林中央集权的苏联这一计划的最后斗争中，列宁再次主张小民族（这里是指格鲁吉亚）拥有无条件的脱离权，坚持组成苏联的各个民族实体拥有完整的主权。因此，不奇怪的是，1922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中指控列宁是“民族自由主义”。斯大林想走的方向在他的这一建议中已经显而 易见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政府也应该是其他五个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政府：

　　“如果俄共中央委员会确认了当前的决定，它将不会被公开，而是被传达给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再在全俄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传达给苏维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是上述共和国的苏维埃大会。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这将被宣布是各个共和国自己的意愿。”

　　由此，高层（中央委员会）与基层的互动被废除了，高层如今只是强加自己的意愿。往伤口上撒盐的是，基层要求高层通过什么，这也是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还搞得像这是基层自己的意愿一样。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1939年巴尔干三国“要求”加入苏联，这一“意愿”获得了满足。斯大林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回归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政策。俄罗斯在 17世纪殖民西伯利亚、在19世纪殖民穆斯林亚洲，这些行为也都不再被谴责为帝国主义扩张行为，而是被颂扬为令这些传统社会走上了现代化的进步道路。

　　普京的外交政策显然是这一沙皇-斯大林路线的延续。在普京看来，在俄国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

　　“出于种种原因--愿上帝审判他们--布尔什维克将大片在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划给了乌克兰。这种做法没有顾及人口的种族构成。在今天，这些区域构成了乌克兰的东南部。”

　　毫不奇怪，斯大林的画像再次出现在阅兵和公共庆典上，而列宁则被抹掉了。在一家俄罗斯电视台于2008年进行的调查中，斯大林被选为史上第三伟大的俄 国人，得票数达50万。列宁排在第六，远居斯大林之后。斯大林不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而是作为在列宁的非爱国“越轨”行为之后恢复俄罗斯荣光之人受到赞颂 的。普京近来用“新俄罗斯”一词指乌克兰东南的七个省，这一被他激活的词汇上次被使用还是在1917年。

　　不过列宁主义潜流虽然受到了压制，但一直存在于共产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地下反对派中。希钦斯在2011年写道，早在索尔仁尼琴之前：

　　“左翼反对派就提出了关于古拉格的严肃问题，就在最严峻的时刻，并且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勇敢、有先见的异端被历史遗忘了（他们所预期的比这还要糟糕得多，他们也的确常常遭受了预期的命运）。”

　　这种内部的异见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天然组成部分，这与法西斯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希钦斯继续写道：“在纳粹党内没有异见分子会冒着生命危险，质疑元首背弃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

　　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这股张力，1930年代大清洗时最为危险的就是上层干部：在数年时间里，80%的中央委员会和红军领导层被枪决了。

　　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最后时日里，也可以发现这种异见的存在。当时抗议的人群唱起了包括国歌在内的官方歌曲，来提醒当权者他们未尽的承诺。形成 反差的是，在1970年代初期到1989年之间，在民主德国公开演唱国歌是犯罪行为：国歌的歌词（德国，统一的祖国）与东德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不 一致。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燃导致某些历史事件需要重写。最近有一部人物传记片赞扬了高尔察克的一生，在1918至1920年，这个白军司令统治着西伯利亚。但值得记住的，是这一时期白军反革命势力的极权主义潜能和彻彻底底的残暴。

　　希钦斯写道，如果白军赢得了内战，“那么‘法西斯主义’一词将用俄语来表述，而不是意大利语”。1918年入侵西伯利亚（所有的美国教科书都彻底地修 改了这一事件）的美国远征军的一名指挥官，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弥漫在俄国右翼的致命的反犹主义，他补充道：“我怀疑过去五十年间还会有哪个国家像高尔察 克统治的西伯利亚那样，谋杀是如此安全，受惩罚的危险如此之小。”

　　整个欧洲新法西斯右翼（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在乌克兰危机中都坚定地支持俄罗斯；考虑到俄罗斯官方将克里米亚公决包装成俄罗斯民主和乌克 兰法西斯之间的选择，这些右翼的立场无异于在打脸。乌克兰的事件--推翻亚努科维奇及其团伙的大规模抗议--应该被理解成是在抵御普京所复兴的那些黑暗遗 产。

　　触发这场抗议的，是乌克兰政府将与俄罗斯的关系置于加入欧盟之上的决定。可以预见的，许多反帝左派的反应是居高临下地对乌克兰人说教：你们还在将欧洲理想化，这是受了多大的骗啊，压根无法看到加入欧盟将使乌克兰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迟早要走上和希腊一样的道路。

　　但事实上，乌克兰人对于欧盟的现实远不是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了解欧盟的问题和不平等。但他们传达的讯息不过是，自己的状况还要更加糟糕。欧洲也许的确有问题，但这毕竟是富人的问题。

　　那么，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就应该简单地支持乌克兰一方吗？有个“列宁主义”的原因支持这样做。在列宁很后期的写作中，在他放弃《国家与革命》的乌托邦很久之后，他探索了温和的、“现实的”布尔什维主义计划。

　　他认为，由于俄罗斯大众经济欠发达、文化落后，俄罗斯无法“直接迈向社会主义”，苏维埃力量能做的，就是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适中的政策与对广大农民热烈的文化教育--不是宣传洗脑，而是耐心的、渐进地教导文明的标准--结合起来。

　　事实和数字都表明，“我们还要完成多么庞大而迫切的准备工作，才能达到普通的西欧文明国家的标准……我们必须牢记，我们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无知”。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乌克兰抗议者之所以将欧洲作为自己的目标，指的也是“达到普通的西欧文明国家的标准”？

　　不过这儿事情很快就变得复杂了。乌克兰示威者提到的“欧洲”究竟代表的是什么？这无法被简化成某个单一的理念：它容纳了民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 成分；但同样也包括了巴利巴所称的“平等中的自由”这一理念--这是欧洲对全球政治憧憬作出的独特贡献，虽然如今这一理念往往被欧洲的机构和公民自身所背 弃。

　　在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着对欧洲自由民主制资本主义的天真信赖。在乌克兰抗议中，欧洲能够发现自己最好和最糟的一面，既有解放性的普遍主义，也有黑暗的仇外症状。

　　让我们从黑暗的仇外症状说起。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右派是如今正在全世界兴起的浪潮的一例：从巴尔干到斯堪的纳维亚，从美国到以色列，从中部非洲到印度，种族和宗教激情正在爆发，而启蒙价值正在消退。

　　这些激情一直在那里潜伏着，新鲜之处在于，如今它们被赤裸裸地无耻地展示了出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社会：它完全接受了自由、平等、所有成员具有教育和医疗的权利等伟大的现代公理，在这个社会中，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不可接受的和滑稽可笑的。

　　然后再想象一下，尽管这个社会在口头上依然承认这些原则，但事实上，这些原则却一步步地被剥掉了实质。

　　最近欧洲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2012年夏天，匈牙利的右翼总理奥尔班宣布，中欧需要建立新的经济制度：

　　“让我们希望上帝将帮助我们吧，让我们不必为了拯救经济而发明替代民主制的新的政治制度……合作这个问题关乎的是强力，而不是意愿。也许有些国家情况不是这样，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但我们这种半亚洲的下等人只有在强力迫使下才能联合起来。”

　　匈牙利老一代的异见人士能够从这些话中感受到讽刺意味。当苏联军队在1956年进入布达佩斯镇压起义时，困境中的匈牙利领导人不断向西方传递的讯息 是，他们是在为欧洲抵御亚洲的共产主义者。如今，在共产主义失败后，基督教-保守派政府将今日西欧所代表的多元文化的、消费主义的自由民主制粉刷成自己的 主要敌人。奥尔班已经表达过对“带有亚洲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好感。如果欧洲继续向奥尔班施压，我们很容易想象奥尔班向东方传递这样的讯息：“我们是在这儿 保卫亚洲啊！”

　　今天的反移民民粹主义是用长着人类面孔的野蛮代替了赤裸裸的野蛮。它从“爱你的邻居”这一基督教伦理退化回了多神教视本部落优于野蛮的他者的立场。尽管它声称自己是在捍卫基督教价值，但事实上却是对基督教遗产的最大威胁。

　　100年前，切斯特顿曾写道：“起初为了自由和人性而反抗教会的人，最终抛弃了自由和人性--只要能够反抗教会就行了。世俗论者没能破坏神圣的东西，反而破坏了世俗的东西；如果这能算作是一点安慰的话。”

　　对于宗教的拥护者而言，情况不也是一样吗？宗教的狂热捍卫者起初攻击当代世俗文化；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最终放弃了任何有意味的宗教体验。类似的，许多自由派勇士如此急切地要与反民主的原教旨主义作战，以至于最终抛弃了自由和民主--只要能够和恐怖分子作战就行了。

　　“恐怖分子”也许准备出于对另一个世界的爱，来破坏这个世界；但反恐勇士同样地准备出于对穆斯林世界的恨，来破坏自己的民主世界。他们中有些人如此地 热爱人性尊严，以至于准备将折磨合法化，以便捍卫人性尊严。抵御移民威胁的欧洲卫士的所作所为同样如此。他们如此热烈地想要保卫犹太教-基督教遗产，以至 于准备放弃这一遗产中最重要的元素。对于欧洲的真正威胁，不是想象中的准备入侵欧洲的移民大军，而是反移民的欧洲卫士。

　　这种退化的迹象之一，是我们常常听到欧洲新右派要求更加“平衡地”看待两种--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不断有人告诉我们，人们应该以与二战之后对待极端右翼（战败的法西斯分子）相同的方式对待极端左翼（共产主义）。

　　但事实上，这儿不存在平衡：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而视之，其实是隐秘地抬高了法西斯主义。由此，右派辩论道，法西斯主义复制了共产主义：在成为法 西斯主义者之前，墨索里尼是个社会党人；希特勒同样是个国家社会党人；在纳粹动用集中营和屠杀暴力之前十年，这就早已成为了苏联的特色；消灭犹太人的先例 显然是消灭阶级敌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