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登路警区14000个纱厂工人2／3是男工
汇山路警区800个机械师及铜匠杨树浦警区2000个机械师及铜匠
虹口警区2000个码头苦力新闸警区400个汽车行职工
静安寺警区上海电车公司工厂之装配工240个
除了上述之人数外还有许多小贩、屠夫、伙计及汽车司机在怠工。”〔38〕6月11日下午，“各工界在东京路徐家村某庵开全体大会，到者约一
万数千余人。……略述学商两界救亡之情形，及罢工后目标、性质、时间、程度。……提出对内对外各条件：对内：(一)设共同总机关，成立中华工界全体大会。
(二)大家应严守秩序。(三)罢工后生计维持办法：(甲)各业公所余款，酌量提出接济。(乙)与商会商家商量，将现在买日本货的罚款，提来维持工界生计。
(四)举十二代表与各界接洽。(五)通电全国工界取一致行动。内部组织完固，庶可对外。”李凤池等人发表了辞意略同的演说。最后全体与会者推举出李凤池、
吴灿煌、谢申岳、李明山、刘春山、黄鼎琦、田维胜、邱少棠、任寿山、王春荣、汪朗云等12名代表办理一切。〔39〕另一则报道说，这次工界大会“先定救国
目的所在：(一)要求北京将卖国贼免职后，交法庭按律严办。(二)请废除密约，欲废此项密约，必先交还日本之垫款，此款即请抄现卖国贼家产作抵。(三)要
求电报局，必将此项通电发出，并请报界发表工界主张。(四)现闻商学界大受北京影响，吾辈请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大家坚持达到目的，如不应，即分三层进行办
法：(一)举行示威行动，通知总商会，请其通告各驻沪领事声明不妨害公安，于二十四小时内，由各代表担任维持完全责任。(二)如再不达救国目的，取直接的
行动，既行总同盟罢工。(三)罢工开工，吾人当然自决。如遇万不得已时，即有以下四项主张：(一)通告中外，不承认卖国政府，并发起各界救国储金。(二)
无论南北军队，如有起而讨贼，工界主张将此款作为军饷，并愿尽义务，当兵作工。(三)一致往中交两行，实行兑现，以制政府死命。(四)提倡国货。以上条
件，当付表决。……全场大鼓掌，一致通过。”〔40〕但不知何故，李凤池没有出席不久召开的中华工界全体大会筹备会。1919年7月15日，公共租界警务
处副总巡约翰逊在致上海英总领事信件指出：“名为中华工界联合会之团体，系国民党之联合会。最近国民党的报纸上以巨大的篇幅来登载该会之活动。……体力劳
动者没有代表在中国工界联合会会内，因而只能用传单及其他宣传方法来影响工人们。这样便可以相信最近船只及码头工人的罢工，正是由于这些传单所引起的。”
〔40〕6月12日三罢斗争结束后，日商内外棉纱厂、日华纱厂和上海纱厂的9500余名男女工人，以山东问题尚未解决，相约坚持不去日厂上工。他们写信给
华商纱业公会，要求在中国纱厂介绍安置工作。〔41〕三罢斗争高潮过后，“六三领袖”李凤池遭到无理审讯。6月21日，戈登路捕房接受了宜昌路日商内外棉
第五纱厂老板的控告，以6月8日晚“煽动工人罢工吵闹”的罪名将李拘解公堂。李凤池在接受中日官讯时称：“罢工之事，因日人欲加收纱工程，各女工不愿，公
举五号、六号、三十四号、二十五号四女工向日本人当面接洽，不料他房工人误会，以致互相喧扰。”〔43〕一个星期后，上海会审公廨“以李凤池唆使工人罢工
属实，判令发押西牢三年”。〔44〕李凤池出狱后，由于他的斗争资历在中华工界联合会中颇有影响，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张国焘想利用李凤
池的关系打进去开展工作。最后由于国民党的抵制，共产党还是没有成功。〔45〕事实正如裴宜理所说：“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46〕青洪帮会在上海
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表明，上海工人阶级在它成为“自为”的阶级之前与封建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帮会的政治影响，“帮会的严厉控制限制了他们独立行动
的机会，但是由其工头、把头激发出战斗性并非不可能”。〔47〕在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帮会同样具有爱国救亡的意识，它
们不乏发动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与能量。五四期间上海工人的罢工实际上是帮会组织自行指挥的，当然不排斥一小部分工人的罢工可能是自发的。在运动后期，国
民党借助这股社会的潜势力在掌控上海工运方面抢占了先机，而后来成立的共产党实际上则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
注释：
〔1〕美国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第71页上对上海青红帮控制下的小偷、扒手、乞丐的积极表现有所提及，但也只是点到为止。
〔2〕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13日。
〔3〕〔美〕霍塞著，纪明译《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6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5〕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6〕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03页。
〔7〕〔美〕裴宜理：《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8〕马超俊的生平简介可参见〔美〕裴宜理：《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注释。
〔9〕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转引自《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2页。马超俊认为属地方性质的帮会是帮口。
〔10〕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转引自《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页。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3〕《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7页。
〔14〕〔美〕裴宜理：《上海罢工》，第104页。
〔15〕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5月11、14、18日，转引自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16〕陈独秀：《四论上海社会》，《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7页。
〔17〕《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页。 〔18〕《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94页。
〔19〕《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5—336页。
〔20〕《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6页。
〔21〕《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7页。
〔22〕《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04页。
〔23〕《五四爱国运动》(下)，第458页。
〔24〕《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80页。
〔25〕《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91页。
〔26〕《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99页。
〔27〕《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28〕《新闻报》1919年6月23日。
〔29〕见龙襄三：《洪门常识问答》扉页题字。〔3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1页。
〔3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32〕《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1页。
〔33〕《申报》1919年6月6日。
〔34〕《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页。 〔35〕《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16页。 〔36〕《申报》1919年6月10日。
〔37〕此处有误，应为8日。
〔38〕《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17页。
〔39〕《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85页。
〔40〕《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55—156页。
〔41〕《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59页。彭明在《五四运动史》第352页中认为中华工界联合会“在工人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它的发起人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42〕《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3〕《新闻报》1919年6月23日。〔44〕《新闻报》1919年6月29日。
〔45〕李凤池后与共产党为敌。1925年8月五卅运动后
期，当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停止总同盟罢工，并号召工人有条件地逐步复工时，上海洪帮头目龙襄三、李凤池等人于8月11日盗用沪西洋务工会等37家单位及个人
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上述传单、启事发出后，其后台上海工团联合会马上出来为之助威壮胆。详见拙著《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3年第3期。
〔46〕〔美〕裴宜理：《上海罢工》，第328页。
〔47〕〔美〕裴宜理：《上海罢工》，第68页。(《史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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