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财富

大明通行宝钞也只稳定了二十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前后，一些地方的宝钞开始贬值。特别是南方两浙、江西、闽、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钞一贯，只能换铜钱一百六十文，若按铜钱购买力不变计，用纸币计算的物价已经上涨了六倍。此后，米价显示了恶性通胀，从各种资料查到明代的米价见图23，其中的“折俸价”为官员俸禄折米的价格。市价涨幅远高于折俸价，显示官方竭力掩盖宝钞贬值的事实。

图23：明代米价

到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一贯钞（面值铜钱1000文）只值一文钱。到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钞法已实际上废止不行了。此后明政府放弃了纸币发行。

从1023年北宋政府发行“官交子”到1500年后放弃纸币发行，中国政府用近500年的时间发行纸币。这期间的宋、元、明三朝，是全球无可置疑的超级大国，纸币的发行对当时“不发达国家”的人们造成令人目眩的幻相，马可波罗就认为，认为这是中国皇帝专有的“方士点金术”。《马可波罗游纪》使欧洲人将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希望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事实上，马可波罗看到的，是已经走向通胀的金融系统。

就在中国放弃纸币将近200年后，美国开始发行纸币（1692年），一个半世纪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确立，美元被称为“美金”，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成为各国的贮备货币。

9.4 信用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这就是“美金”之称的来由。其原理与当年的“交子”相似：纸币作为贵金属的符号。在交子发行过程中发现的“准备金率”现象，成为稳定币值的关键。

当年，元中统钞以金、银为准备金，“每钞贰贯倒白银壹两，十五贯倒赤金一两”，为保证纸币的社会信用，在首都和各“路”（大体类似于现在的省）设立“平准库”，确保钞银兑换。纸币稍有壅滞，则“出银收钞”。为了建立纸币的信用，主事“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元史新编·食货志》）

这样谨慎的政策，节制了中统钞的发行，培育了其信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钞7.3352万锭，第二年发行3.9139万锭，14年后的至元十一年增加到24万锭。

然而仅两年后的至元十三年，中统钞的发行就猛增为141万锭。（《元史·食货一·钞法》）政府开始滥用其辛苦建立起的信用。结果中统钞的稳定仅保持了十七八年。这样的案例在货币史上比比皆是。于是许多人认为纸币的信用基于其背后的贵金属。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希望恢复金本位，这其实就是让纸币与某种贵金属挂钩，成为某种贵金属的兑换券。

这个思路将纸币的信用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用贵金属的稀缺性来遏制滥发纸币。那些恢复“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主张，背后就是这一理念。

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贵金属的生产、发行量与社会的交换需求匹配。而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不现实的。我国自唐代以来，主要的货币是铜钱。我国是铜矿稀缺的国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铜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通货紧缩--“钱荒”。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银与中国交换茶叶、纺织品、瓷器等，白银的流入，缓解了铜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开始转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导致了通货膨胀。（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可见靠贵金属的稀缺性来保证货币的信用，是不现实的。那货币的信用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张杰从“信用货币”与“财政货币”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先秦的“布币”、唐代的“飞钱”、宋代的“私交子”等均源于商业信用，沿这一机制发展，就是商业货币；而先秦的刀、铲、环、贝诸货币、汉代的皮币、铜钱、宋以后的官交子等，依托的是神权和行政权力，其目的在于政府的“利柄”，属于财政货币（见张杰《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货币金融评论2009年第9期）

在张杰看来，“货币源于商品交换。亦即货币原本不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商品的外化。”因而只有“商业货币”才是货币发展的正道，而中国的货币演化，由于行政权力的干扰，被扭曲成了“怪胎”。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将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视为两个“孤立体”，将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视为外部干扰。“因为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是与整个商品生产的发展相照应的，政治上的强制毕竟是外在的和暂时的”。（同上）

但这种“孤立体”的思维，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我们知道的所有的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都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首先将“商品经济”置于不可置疑的基准地位，以此来评价政治系统的作用，这不是科学研究的思路，而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说教。它甚至无法解释当前欧元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关系。欧元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而欧洲的财政却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财政，这被许多学者视为债务危机的症结，认为它甚至有可能危及欧元的存在。可见离开了对政治体系的考察，根本无法理解货币问题。

现代社会的纸币，被称为“主权货币”，由国家依靠行政权力发行，其信用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它更接近于张杰所称的“财政货币”，而非“商业货币”。问题在于国家信用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从货币流通的层面看，它取决于社会通货需求与发行量间的平衡，维持这种平衡，绝非易事。这就是初发中统钞时，当局为何“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的缘故。

然而，中国近500年的纸币试验一次次以破产结束，究其原因，历代学者总是关注两点：其一是财政开支膨胀，其二是税收不敷使用。其结果导致当局超额发行货币。此门一开，如吸鸦片，还未见那个政府有戒瘾成功，免于财政、经济崩溃的先例。相反，个个都落入了增发→贬值→经济混乱→税收不足→再增发的陷阱。北宋、南宋、金、元、明，直到“国民政府”，无不如此。

9.5 “先进”之谜

与之对比，西方国家的货币在中国长期都表现为“硬通货”，这使人们将西方的货币制度视为先进，以此为标准，来发现中国货币制度的落后之处，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指南。

然而，韩毓海注意到：

“自 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

由此，韩毓海认为，主流学界用“资本主义”的胜利来解释欧美霸权的形成，“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历史事实是：“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以上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韩毓海强调：导致西方“文明”横扫全球的是“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显然，从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从16世纪到20世纪迁延不断的战争，才能理解自鸦片战争始，西方“文明”强加给中华民族一次次战争的后果：将中华民族按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迫使中华民族为西方的“文明”输血，以保障他们货币体系成为“硬通货”。才能理解“硬通货”之所以“硬”的缘由。

而我们的“货币银行学”将货币问题视为“孤立体”，不是将其放在“文明冲突”（亨廷顿语）的框架内考察，而陷于对具体的货币、币制、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对比，由此得出“先进”、“落后”的判断。对类似的研究思路，黄仁宇不无讥讽地评价道：

“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转引自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此得出的政策选择必然是“新自由主义”，它必然包括：“货币可自由兑换”、“完备的国际化的货币市场工具和资本市场工具”、“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创新能力”等等。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之所有这些特征，是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军事－金融－国家” 联合体，它们的航空母舰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实施军事威胁，乃至军事打击和武装占领。如果没有这样的联合体，一个常年财政、外贸双赤字的国家，居然可以成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实在不可思议。考诸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它陷长期于财政赤字，必然靠滥发钞票维持，必然导致钞票贬值和政府信用破产，其结果一定是社会动乱，政府垮台。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制从1945年维持到1971年，也就维持了26年，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纸币稳定的时间段大体相当，此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而今金价已超过1200美元。美元成了随意滥发，几无信用可言的纸片。1970年开始，美国的财政就开始了长期的赤字。然而这几十年间，美国依然稳坐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可以将经济危机的损失转嫁给他人，还可以跑到别人家门口张牙舞爪，舞枪弄棒，甚至大打出手，除了“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可有别的解释？

从 “文明”的框架观察，中国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就要先从“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学起。首先要学的是政府打仗扩张，金融资本家贷款支撑，政府以战利品回馈金融资本家的循环模式。西方的胜利者是在数百年的血雨腥风中淘汰出来的，在这个期间，他们实施的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是炮舰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海盗们完成了“打江山”的任务，为“坐江山”而创造出来的理论，他们也明白陆贾对刘邦的指点：“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所以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后，就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刚刚崛起的德国，却拒绝了亚当·斯米的理论而遵奉李斯特的教诲。

如果抛开“政治正确性”的顾忌，学界可以讨论这条道路对21世纪的中国是否现实，如果现实，具体的方略如何。最有必要进行这种讨论的，是主张“新自由主义” 的主流学界，因为这是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必由之路。然而，笔者孤陋寡闻，未读到哪怕只言片语的这类分析。这使“新自由主义”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主流经济学界，对此视而不见，却将人家贩卖的“新自由主义”当作中国金融改革的方略，岂非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9.6 视角：整体与个体

“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文明”，对它的信念其实是鲁迅所谓的“他信力”。当它沦为海市蜃楼后，“他信力”就崩溃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鲁迅描绘的境地：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由“军事－金融－国家” 联合体推向全球的当代的主流文明，现已显出无以为继的明显征兆：货币循环的阻滞造就了疯狂的金融投机，并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而主流学界只能提出剜肉补疮之策；这个世界一方面积累了巨大的生产力，一方面使数以十亿计的人口饥寒交迫；被视为救星的“创新”、“高科技”主要投向军事装备，说白了就是用来杀人，而人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却在无可遏制地衰败……，这一切迫使我们从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思考问题。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实践过各种各样的文明。其中一些，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马雅文明…都曾一度达到当时人类社会的高峰，然而，高峰之后就是衰落，甚至崩溃，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有的甚至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持续数千年，且一再登上当时人类社会高峰的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于是要思考文明的可持续性，中华文明是不可回避的对象。

对比当代主流文明与中华文明，可发现两者最鲜明的差别在在价值取向上：

当代主流文明是个体主义：强调整体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为个体服务，于是为自私自利创造了堂而皇之的理论依据--“理性经济人”，所以“自我实现”、“自我奋斗”天经地义。为了摆脱早期天主教的束缚，马科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教被奉为经典，韩毓海尖锐而确当地评价其“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而中华文明是整体主义，本书的绪中引述的宋代张载《正蒙·乾称篇·订顽》阐释了这样的价值观。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浓缩在一句尽人皆知的话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强调整体的持续健康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从这个视角观看，当今的主流文明正在掀动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巢”。

如果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金融系统应建立在那些原则之上？

9.7 何为社会财富？

历史告诉我们，分工带来了交换，交换需要并创造了货币。个体主义将这视为独立、分散的个体间的行为，而整体主义将其视为系统内部的功能安排。

交换必然带来货币分布的集中化，货币在承担交易中介功能的同时，派生出存贮财富和财富增殖（即“以钱生钱”）的新功能。这两个新功能与交易中介的功能相悖。 “存贮财富”使货币离开流通领域，造成“钱荒”，我们的前人多次遭此困扰；“财富增殖”在主流理论中称为“按要素分配”，它是孕育不劳而获的寄生者群体的首要机制，逻辑和数据都显示，在“自由主义”的环境下，“以钱生钱”的货币早晚会超过作为交易中介的货币，使整个货币系统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是促进社会生产，而是破坏社会平衡与稳定（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其实穆斯林社会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它们禁止“以钱生钱”而产生的“利息”。

站在个体主义的立场，货币功能的蜕变是自然规律，人类对其无可奈何，只能顺应。这就是货币之所以从M₀、M₁、M₂、M₃、……一路扩张过来的原因。对于“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的资本集团，“以钱生钱”的效率越高，他们越满意，据此，他们制定了资本选择落脚地的标准----“国家竞争力”排序。

但事实上，货币不等于财富，货币的实质在于社会财富的索取权。“以钱生钱”不意味着财富增殖，只是已有财富索取权的自我扩张。这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类似，如果说有何差异，仅在于“以钱生钱”表面上看是比较单纯的经济手段，而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往往是经济手段与权力手段并用。但其作用均是将现有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非创造新的财富。于是其后果必然相同。今天，人们看到，越是创造真实财富的行业越艰困，而越是从事财富转移的行业越富有。

其实古人早就发现：“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嶙嶙居大厦”(宋·梅尧臣《陶者》)。放在今天，它一语道破了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的差别。战国的商鞅注意到农民“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而工商业者则容易富家。注意到“金生而粟死”。战国是金属货币时期，能随意印发的纸币还未发明出来，商鞅就意识到让货币操控经济对国家的危害：“金生而粟死”，“国好生金于竟（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富。”（见《商君书》）粟在当时就是实体经济，而金则被商鞅视为需高度警惕的虚拟经济。

视货币为社会财富，靠“以钱生钱”作为推动经济系统运转的动力，必然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以攫取财富分配权为核心目标，而非以创造社会所需的真实财富为目标。于是人们看到：现代化驱动大批农村劳动者进城打工，但同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购得住宅，而房地产业却异常火爆，高企的房价和空置的商品房并存。对此当局束手无策：不调控？日、美房地产泡沫破灭，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调控？房地产业是最核心的“利润增长点”，一旦缺了利润激励，从银行到建筑、建材、钢铁、水泥、运输……，整个经济势将陷入螺旋式衰退。

这就是“要挟”的实质。媒体总说，中国经济被既得利益集团裹挟。事实上，只要以货币为财富，以利润为目标，以利润增长点为“抓手”，整个社会必然被聚敛货币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挟，成为他们的“人质”。

那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到底什么是财富？马斯洛提出过人的需求层次原理，其实社会整体也与之类似，有自己的需求层次。

其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使社会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最基础的财富，它显然包括但不限于食物、能源、可用的水资源、清洁的空气、适于人居的国土等等，并进而包括整个生态系统。一个社会在这些方面无法得到保障，它的生存必然受到威胁。

其二，为保障和改善这些方面的条件，一个社会需要有整合其资源，并合理地投向所需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是合理分配生存资源，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的能力，其次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判断“短板”之所在，并做出应对方略的能力，接着就是动员资源以实施此方略的能力。对社会而言，这些能力是更高层次的财富。

其三，在人类尚分化为相互对立的国家之时，强势国家总是力图瓦解、分化弱势国家，以掠夺其资源，奴役其人口。于是抵御外敌的能力是社会生存的必要财富。

经济危机，社会分化，生态危机，大量的事实证明，主流理论主张的货币系统，无助于这三个层面的财富的积累。以为靠西方式的货币体系就可以让千百万人的逐利动机推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幻梦。

9.8 从经济体的全局看货币体系

现代主流理论主张，货币体系独立于财政体系，央行的首要甚至唯一任务是保障币值稳定。这一主张主要是维护拥有巨量货币的大资本集团的利益。逻辑分析和历史经验都证实，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利润极大化必然导致“以钱生钱”的资金远超过作为交易中介的资金，进而导致经济系统失衡，只能靠超额发行货币来饮鸩止渴，这是一个不可能持续生存的系统。

由此，现行主流理论对货币金融问题的基本主张，必须重新思考。一些被视为普世真理的教条，必须被重新分析。对货币金融系统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必须再掂量。

传统社会大家族持家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的关键。一个大家族，必然存在内部分工。为使分工能协调，必然有某种“中央”调查、谋划、协调、调度功能。此功能越完善，该家族越有希望生存下去。如果此功能衰落甚至消失，家族内部全是独立核算的利润单位，靠相互间赚钱来运转，该家族就只能瓦解。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这样的瓦解过程一直在持续。现在只剩下所谓核心家庭，而它只是一个生活单位，靠在社会上赚钱而生存。

各大家族的解体，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大家族”。主流经济学主张，这个“大家族”应该选择“大社会、小政府”的形态，让利润极大化机制自由施展，相信每个人追逐个人私利的动机，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转化为有益于全社会的行为。

中国30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地道的神话。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样做必然导致无法克服的困境。传统社会中大家族内部的调查、谋划、协调、调度功能，而今必须在全社会层面上重构。承担这些功能的主体，只能是公权力单位。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政府与社会应该孰大孰小，而是公权力单位姓公还是姓私？

细究传统社会大家族解体的机理，都源自掌握家族内部“公权力”者以公谋私，导致家族内部离心离德。第一章展示的史实告诉我们，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中，公权力的私有化先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可见公权力单位姓公还姓私，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公权力单位姓公，意味着受社会公众的委托与监督，对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负责。

在保障公权力单位姓公的前提下，才可能从全社会的视角规划上节所述三个层面财富的生产、积累、保护与分配。这样的规划不可能以利润极大化为依归，相反，利润极大化机制只能是它可以利用的诸工具之一。一般而言，越是涉及全局性、远期性的决策，越少考虑利润问题。利润手段，主要用于最终消费品（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之类）的分配，借以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的变化。

由此国家必须有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立场，必须研究、分析、规划真实的国家财富：如生产能力、资源匹配、国民素质、生态环境、国际信用、国防能力等等；由此决定货币体系与货币政策。货币、交易、价格机制，主要用于微观与消费层面，而宏观与生产力配置层面，不能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社会的公共事务决策，决不能被利润极大化机制牵着鼻子走。

“你这不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吗！”肯定会有人如此责难。在“计划经济”被妖魔化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责难封闭了一大片思考领域，而这领域中，可能藏着我们未来的出路。

对“计划经济”的妖魔化，是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完成的。“计划经济”被打入另册，不是严谨、开放、客观研讨的结果。各方在政治忌讳与派系意气的制约下，不能坦诚、细致地用严谨的逻辑和实证证据相互辩驳与核查。其结果连到底什么是“计划经济”都莫衷一是。

三十年来，中国演化的大方向是哈耶克主张的“财富控制权力”。而实践证实，此路不通。人们看到的是：在“改革”、“保守”；“计划”、“市场”旗号下的理论混战。而现实告诉我们，“市场”旗号背后是资本家集团的“财富控制权力”之路；而官僚集团的背后，却未必是“计划经济”，早有民谣说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

平心而论，在中国实行现代意义下的计划经济，还不到30年。在如此广阔而差异巨大的国家，从有数千年历史的小农经济转向计划经济，实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实践中的不完善、失误本来就不可避免。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失败，有其必然性。出人意料的，倒是这不到30年间，一个长期战乱、贫穷、软弱的农业国，居然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居然让列强的军靴再不能踏入一步；居然消灭了长期肆虐的毒品和卖淫业；犯罪率之低，令今人望尘莫及；居然让人口摆脱了自清末百年战乱以来的停滞，从4.5亿上升到10亿。

看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其初期，不也是搞得天下纷纷攘攘？西方的市场经济，是靠炮舰政策支撑的扩张，才摆脱内部危机的。而计划经济的中国，在西方的封锁下，只能依赖自己有限的资源。两相对比，不能不让人对那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肃然起敬。

对那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理性的态度，既不是笼统的肯定，更不是全盘否定。对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应该仔细地分析其间各种错误的原因与后果，以资后人借鉴。改革初期，提的目标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即蕴含此意；但后来却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的道路。整个转变过程始终是半遮半掩，只做不说。其核心策略是“骗出一套新体制”（樊纲《走进风险的世界》1999年 广东经济出版社）。这股缺乏道义力量和学术坦诚的势力，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贼，在现实中突出地表现为权贵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