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货币与财富

在市场经济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货币。近30年的统计数据已经证实了，其货币循环的不可持续性。下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货币扮演的角色，和货币系统的宿命。

9.1 货币=财富？

商业发展的初期，是以物易物。当需要交换的品种有限时，尚无大碍。随着分工的深化，需交换的品种增多，以物易物渐不可行，对货币的需求出现了。货币的本来功能是交易媒介，它简化交换过程，降低交易成本。由于任何商品都可以也必须用货币来衡量，货币成了“普世价值”----“一般等价物”。

钱穆从古籍中寻找货币起源的线索，他注意到：

“左传所记列国君臣相馈赠、贿遗、赎罪、纳貢，大抵为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乃至女妾乐师而止，绝无以黄金货币相投报者；有之，皆自战国始。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钱’，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盖其时东方诸国已先有钱货。”（钱穆《国史大纲》第二编春秋战国之部）

而在考古发掘中，夏代，商代遗址出土过大量天然贝，殷商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为最原始的金属货币。贝作为实物货币一直沿用到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已确立布币（布币脱胎于青铜铲形农具，和“布”同音假借）、刀货、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

“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使人们的财富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表征财富的不再是粮食、牲口等具体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货币。因为用它可以随时交换所需的任何商品。于是追逐货币积累就成了追逐财富者的必然选择。晋人鲁褒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钱已经成为“神物”：

“……，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鲁褒《钱神论》）

其作用甚至远超出一般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成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必要因素，甚至能颠覆官场的位势：“无位而尊，无势而热”。“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这不正是令哈耶克神往的“财富控制权势”吗？

从消费的角度看，任何商品存储量远超过消费需求都是不合算的，因为一方面是存储的成本，一方面是递减的效用。于是对任何消费品的追求都是有限的。而货币本身没有使用价值，“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汉书·食货志上》)，但它可以交换任何一种商品，甚至可购买社会地位（有多少腰缠万贯者就购回了“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的头衔，卖官鬻爵之事，更是史不绝书）。于是人们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这种无止境的追逐正是高度“理性”的必然结果。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堂泰斯之所以能快意恩仇，决非因其道义上的地位，而是仰仗用不完的金钱。正是金钱使他能“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

正是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使货币脱离了早期“交易媒介”的工具性地位，有了自己的灵魂—将本求利，以钱生钱。它追逐的不再是任何具体的商品，而是货币本身，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于是货币有了新的身份—资本。世纪之交，北京北四环东段北侧曾出现过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广告：“资本给我自由”，补了30年资本主义之课的国人总算明白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钱就没资格谈自由。

我国自1995年到2005年，实施了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见图15），此后则是人民币缓慢的升值。这期间，一方面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上升，一方面积累了巨额的美元。这些美元又被换成美国国债。金融危机和两房退市，引发了对汇率政策的激烈辩论，辩论的焦点是：我国国民在低工资、无保障、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挣来的血汗钱，到底能否保值？

图15：1992年以来，根据进出口总额计算的实际汇率

如果仅从表面现象看，这个问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双方都不假思索地将外国货币（美元、欧元或日元）视为财富，这迫使笔者从货币的根源思考。

9.2 “交子”：纸币的起源

货币对绝大多数持有者并无实用价值，人们之所以愿意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货币，是相信用它可以在预期的价格上换得所需的其他物品。--这就是“信用”。那信用的基础又是什么？

早期货币的信用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即货币本身是人们愿意持有之物，如贝壳、金、银、铜甚至铁，学者们称这样的货币为“足值货币”。由于“足值货币”本身就是财富，这导致它的标定价必须等于其自身的价值，自唐到明初，我国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人们早已发现“钱重则私销，钱轻则私铸”，当铜钱的面值高于铜材时，民间就会铸钱牟利，反之就会销钱铸器，虽严刑峻法而不可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两宋时期，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面值，结果民间大量销钱铸器，此类记载在两宋文献中不胜枚举。连笔者都体验过类似的局面，上世纪60年代通胀时期，就有人搜集硬币，用来铸勺子之类出售，搞得硬币奇缺。

这类靠自身价值立足的货币，本身就是被追逐的对象。研究货币史的学者们发现，宋代无论是官家还是富商大贾，“具有积贮铜钱的惊人偏好”。（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武汉)，2008．2）这些被积贮的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交易媒介的匮乏，中唐至明中叶里屡屡发生“钱荒”，尤以两宋为甚。

可见，“足值货币”与“交易媒介”的功能存在内在的冲突。作为“交易媒介”，它需要在经济体中不断地流通---所以有“通货”之称，而作为财富本身，它将被囤积，其结果则是通货紧缩。

（题外话：稍微抽象一点思考，我们看到，同一个主体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功能。在铜钱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交易媒介还是积贮财富；在当今货币身上同样有这个问题：交易媒介还是以钱生钱？当同一个主体存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功能时，第二个问题随之发生：实践中那个功能占优势？我们看到，在铜钱身上，积贮财富的功能日益膨胀，其结果就是“钱荒”；在当今货币身上，以钱生钱的功能日益膨胀，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中指出的三大失衡。

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比较铜钱与当今货币的异同，可以看到，古今精英集团的共性：强大的聚敛能力，以及聚敛导致的共同归宿：经济运行阻滞与社会危机。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差异：传统社会的土老财，偏好于“积贮铜钱”；而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中的精英集团则精通“以钱生钱”。显然，从聚敛的角度看，“以钱生钱”比“积贮铜钱”效率更高。所以当今精英集团瞧不起土老财绝非妄自尊大----两者在效率上存在代差！）

“足值货币”与“通货”在功能上的这种差异，导致了纸币的诞生。

北宋整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币制，当时地方行政单位分为13“路”，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四川以铁钱为主，铁钱重而值低，如一匹罗要二万个钱，重一百三十斤，这严重阻碍着商旅。宋初，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专门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存款人把现钱交付给铺户，铺户则给存款人以纸质凭证。当存款人持证提现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个凭证被称为“交子”。

作为“金融证券”，自然要使用高级的纸张。当时四川最高级的纸是由构树皮层纤维制造的，称为槠[chǔ]）纸，“凡公私簿书、契劵、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费著《笺纸谱》），所以“交子”用槠纸印制，称为“楮券”。

用可以随时变现的“楮券”从事大宗交易，显然比笨重的铁钱方便。于是发行和兑换交子渐成一个行业，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这个行业必须随时、随地无条件兑换，于是信用成了行业的立身之本。

交子的面额，原来是存钱时填写，随着业务量的扩张，变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楮券”。为保障无条件兑换，理论上需要有与发行总额相等的现钱，但随着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间的相互支付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一部分被保管的现钱几乎永远也无需动用。这意味着交子的发行量可以大于铺户拥有的现钱。于是铺户拥有的现钱成了“准备金”，而交子成了纸币。准备金与发行总额的比率则成了“准备金率”。

这种由民间发行的纸币，被称为“私交子”。纸币承担着全社会的交易中介职能，需要有最高的信用保障。而民间业者，或者因为道德风险，或者因为经营风险，难免信用破产，导致大范围的危机。

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其流通范围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益州交子务由京官一二人担任监官，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 -- 建立了央企--造币厂。这是世界上发行最早官方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图16：宋.交子

可见，纸币发源于一种特殊的债务关系—现金汇兑。现金汇兑在我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唐代的“飞钱”，“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史·食货志》下３会子条）。债务关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从“私交子”到“官交子”，政府信用取代了民间信用。

9.3 “无信不立”

然而，政府信用并非天然可靠，自“官交子”发行以来，官方币制屡改。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钱引”以“缗”为单位（“缗”为丝的单位）。“钱引” 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当时的叶适、戴埴等人就反对发行“会子”，认为“楮币久远必败”，他们其实是意识到，官家不可能为了信用而严格约束自己的发行冲动。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与之对比，到2012年二季度，国家黄金储备仅为1054.1吨。可见“会子”发行之滥。

图17： 宋  会子

另一方面，政府向民间支付时用“会子”，而征取于民时却只要现钱。

“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

“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结果，发行者自己都不要的“会子”，只能不断贬值。“会子”的崩溃导致了币制改革，南宋在景定五年（1264）发行“金银见钱关子”,关子虽然号称以铜钱为本，但是缺乏相应的准备金，依然不过是一种无本虚钞。结果是“物价益踊，楮益贱”。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关子便与宋偕亡。

图18：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于安徽东至县的南宋关子钞版
 

图19：南宋关子复原图

纸币无疑是金融领域的重大创新，它很快被宋的敌手金、元效仿。然而无论金、元，纸币的稳定运行时间都不长。

金海陵王贞元年间，仿宋交子之法立“钞引法”（钞法），发行交钞；然而在战争环境中，交钞必然走向通货膨胀，百姓拒绝使用纸钞而用钱。焦头烂额的金章宗于1206年拜能臣高汝砺为户部尚书，让他来建立交钞的信用。

高汝砺一方面强制推行交钞，规定：“民间的交易、典质数额在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对须立契约的人，部分用钞。“不须立契约的，只能使用辽东钱钞。”商旅所带现钱不得超过十贯，官员及百姓家中所留现钱规定数额，其余的一概到官府兑换成交钞。一方面完善交钞流通机制，包括打击假钞，回收破损真钞，在各城邑设置换钱之处。这些措施使钞法少安。但终未能遏制通胀，对此，高汝砺看得很清楚：

“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

是朝廷征发负担造成了通胀，而通胀又加剧了征发负担。但高汝砺认为，只能两害取小，而“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

“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金史•高汝砺 张行信》）

于是，朝廷的对策就是：“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整一个经济愚民之策。《金史》称高汝砺是清官能臣：“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他尚如此对待钞法，通胀焉可避免？章宗在世时，万贯交钞只能买到一个烧饼；章宗1208年去世，后二年，有一次为了发军赏，竟动用了八十四辆大车来装运交钞。这距高汝砺整顿钞法还不到5年！

图20：展出于山西博物院的金代贞祐宝券伍拾贯铜版，

1978年出土于山西新绛，下部有“奏准印造

平阳太原府两路通行宝券并同见钱行用不限年月

许于平阳太原府路官库倒换钱券”等字样。

在钞名上方，有五组两两相交的钱串图案，

以表示面额伍拾贯。

此后金政府果然走向了不断变钞的道路，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变钞为贞祐宝券，后又发行贞祐通宝。

如此以愚民为理念的钞法，其结果是毁灭性的，“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迅速演变成恶性通胀。到哀宗时，钞竟不行，民间一以银交易，是为后世社会用银之始。1234年2月9日，哀宗国破后自缢而死。是年距高汝砺整顿钞法28年。

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在元朝任职，令他诧异的是“以区区一小块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一个人不论到达大汉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纸币通用，可以拿来做货物买卖的媒介，有如纯金的货物那样。”（《马可波罗游记》）

图21：元•中统元宝交钞

元建国后，97年内几改币制。其中最稳定的“中统钞”发行于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世祖忽必烈承认“钞法之行二十余载，官吏奉法不虔，以至物重钞轻，公私俱弊。”（《元典章》卷1诏令）可见中统钞稳定运行也就“二十余载”。元政府以改革币制，发行新钞来应对“钞法大坏”的局面，但越改越乱，其结局是：

“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元史》食货志·钞法）

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民间转而以物易物，结果是财政崩溃，政府就此垮台。

明洪武八年（1375年），政府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图22）。

图22：明.大明通行宝钞模板

（正面：贰万两；背面有“伪造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