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前进并不意味着远离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胜利前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下面,我们就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来说明,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前进,并不意味着远离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表明中国人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地飘扬着。

　　1.是否还走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上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丢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我们先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哪些基本理论,正是这些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一,《共产党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如果说,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艰难的过程,才懂得了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存在着规律的话,那么人类发现社会生活也存在着客观规律,所经历的过程就更漫长和困难得多。一直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确切地说,一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这一不朽的著作之时,才终于驱散迷雾,找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联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个伟大的发现。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以后,在为马克思落葬的仪式上的讲话中,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亚于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是“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而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强调这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

　　第二,《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作出这样一个判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经历了三个剥削阶级相继统治的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社会形态中,各自存在着两个相互对抗的基本阶级:作为剥削者与统治者的奴隶主和作为被剥削者与被统治者的奴隶,作为剥削者与统治者的地主和作为被剥削者与被统治者的农民,作为剥削者和统治者的资本家和作为被剥削者与被统治者的工人。一部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史,具体地就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非常清楚,阶级斗争理论属于《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共产党宣言》的始终。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理论时,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发现是属于马克思的。他说:“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并指出他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到184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已用“明晰的语句”向他说明了。

　　第三,《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结尾处用明确的语言作出这一结论的,实际上《共产党宣言》的每一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可以把《共产党宣言》所全面论证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理论,简称为“两个必然”理论。“两个必然”理论也可规范表述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两个必然”是共产主义信念最重要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的结论,实际上为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判决书”,所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把《共产党宣言》视为洪水猛兽,对其恨之入骨,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从中获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他们树立了“两个必然”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第四,《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述的两个“彻底决裂”的思想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里所说的所谓“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自然是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所谓“传统观念”则是指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个“彻底决裂”的思想不仅是《共产党宣言》,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揭示了共产主义革命区别于此前一切革命的崇高使命,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此前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之所在,深刻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精神。放弃了两个“彻底决裂”的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第五,《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这样一个富有结论性的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894年1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两年,《新纪元》周刊约请恩格斯为该杂志题词,希望恩格斯用最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诗人但丁曾描述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回复说:“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考虑,我认为,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说明,恩格斯在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仍然把他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视为人类新纪元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人类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第六,《共产党宣言》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原则:“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一开头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回答说,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性质是完全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除了忠实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自身的什么“特殊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共产党“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但它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相比确实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地方”,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构成了共产党的建党准则。他们这样说道:“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里主要提出了共产党人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两条“不同的地方”:其一是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仅仅强调和坚持某一特定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二是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仅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的利益。共产党人要维护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肯定的,但无产阶级的利益有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之分。把这两条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强调的是,共产党人所维护和代表的应当是无产阶级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上述这些基本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这个世界上从此有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从此世界的面貌将得以彻底改变,意味着苦难的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可以获得新生了。我们是不是还走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上,主要就看我们是不是还坚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我们既然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为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认为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过时”,并进而放弃了这些理论。关键在于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相容甚至对立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含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元素”。事实上,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片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元素”

　　下面我们就来阐述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着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元素”,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的产物,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一方面从客观现实出发,让目前所做的一切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背景相符合;另一方面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做的一切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在一起,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这既坚持了《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共产党宣言》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理论,即“两个必然”的理论为出发点。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应当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背景相符合。显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做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相对照,是那么地格格不入,而与资本主义一对比,又是如此地相似。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抹杀“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指向,总是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完善的“改革”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总是百般地嘲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实际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为人类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为人类所指引的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我们目前所做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事,不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我们自觉地领悟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的“初级阶段”,因此我们既不超越这一“初级阶段”,把将来要干的事放到现在来做,又不永远停留在这一“初级阶段”,而是把现在所做的一切视为进入“高一阶段”的必要准备。我们深深地知道,尽管共产主义离我们当前是那么遥远,尽管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一目标。我们不应当因为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离当今还很遥远从而就否定这一目标的存在,更不应当把眼前所做的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割裂开来。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当今的历史阶段,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人类所揭示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必然”的理论,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和迫切。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其性质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而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它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界限。这首先表现在尽管它已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它仍然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所作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基本判断,即《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一方面,鉴于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地宣布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针对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强调不能忽视阶级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邓小平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江泽民则更明确地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因为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

　　让我们看看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确实已结束了,但所有的其他的斗争形式并没有销声匿迹。当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这说明在当代中国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还存在着,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阶级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夸大当今中国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但是也不能抹杀这种对立。

　　我们国内一些人热衷于阶层分析,而实际上阶层分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阶层分析实际上就是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内在地包含着阶层分析。如此说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还需不需要《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当今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问题。

　　第三,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尽管它允许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但是它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并没有违背《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理论,而是成功地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十分清楚。他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明确地规定我国目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里的意思十分明确:我国目前的所有制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与此同时,我国允许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推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由于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国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是顺应客观现实的举措。问题在于,有些人把这一转变简单地理解为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他们对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对当今所有制所作出的规定中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百般不顺眼,朝思暮想要把它拿掉。一时无法去掉,他们就自我安慰说,现在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中国正大步走向私有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字眼是早晚要去掉的。

　　那么当今中国在强调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同时要不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的所有制的发展是否最后以单纯的公有制为归宿?当今中国承认私有制的存在有其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认可了私有制?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终极价值取向的意义上究竟孰优孰劣?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此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心里十分清楚,对消灭私有制这一历史使命共产党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如果不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或者说共产党人不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还称得上是共产党人吗?我们今天允许私有制在当今中国存在,允许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消灭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坚持公有制这本身并没有过错,错就错在没有认识到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并不能一蹴而就,错就错在不能离开具体国情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谈论消灭私有制。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视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但是在承认这种多元的前提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不放弃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说明,我们还在贯彻《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基本原则。

　　为了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多极的世界中,维护好自己的“这一元”和“这一极”,我们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当今世界,资产阶级的政要并没有安于现状,即安于目前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让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统领整个世界。把自己的社会称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千方百计地将“非主流的”都纳入这一“主流”之中,而之所以要将“非主流的”纳入“主流”之中,并不是为了让“非主流的”与其平起平坐,与其一起过“美满”的生活,而是为了更好地奴役它们,更好地控制与驾驭它们。资产阶级政要的这一基本立场,不会随着冷战结束而有所收敛。因此,这些年,我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方面源于对客观现实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来自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深刻领会。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置于重要的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特别是要代表他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等重要建党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党建思想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特别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强调的是除了忠实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自身的什么“特殊的利益”。只要留意一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这些年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把是否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视为当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在努力引导广大共产党员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只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在无产阶级利益之外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思想,认真地审视自己。鉴于当今有些人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割裂开来,千方百计地促使中国共产党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眼前利益而不顾他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致力于在《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思想的指引下,使中国共产党把“当前的运动”与“运动的未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努力改变目前那种以消费主义为主要标志的生活方式,倡导科学的发展方式,创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这展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前景。

　　前段时期,西方世界有人议论20世纪是“美国世纪”,那么21世纪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在我们看来,即使到了21世纪的中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了美国,还不能说中国已成了全世界的“领头羊”。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全世界标志性的国家,主要看中国在21世纪能否在自己古老的大地上率先创建出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主要取决于当今人类文明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而中国是否对破解人类文明的这一难题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显然,当今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如何进一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发展方式,如何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对这种贡献的意义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渴求不是简单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主要是开创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和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经常谈论“中国模式”,而所谓“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出现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背后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承担起创建新的存在方式的历史重任。问题在于,如何创建?创建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有正确的理论的导引,那么这种理论究竟在哪里?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对于人的意义世界的探究,对真正“属人”的存在方式的阐述。具体地说主要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两个论断:一是人类社会必须组织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二是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引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理论的指引下,创建自己新的存在方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发展观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求人们转变目前的发展方式,促使发展变得协调、全面、可持续,更在于鞭策人们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创建一种能使人们更自由、更全面地发展的崭新的存在方式。(天津人民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