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2030年的中国》

　　五、人民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职能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

　　弄清了关于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科学原理，对照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我们就会深刻认识，必须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分析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研究和实践政府职能的转变。既然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要求商品供给与占人口大多数劳动人民有购买力的消费力相适应，政府就绝不能放弃对市场供求结构的干预，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目前已经出现私营及外资经济过度扩张、市场供求失衡的态势下，政府更应当科学地发挥经济职能，运用多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所谓科学，就是既要纠正过去搞计划产品经济，主要靠指令性计划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式，又要防止照搬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尊重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创造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人民政府在经济职能的转变上，至少应当在下述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

　　一是要建立、健全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全局的中央调控中心机构。在计划产品经济时期，存在政府经济机构多头设置、“政资不分”(行政管理与公有资本管理不分)、实行纵向指令性管理等弊病;并要求企业与之对应，造成企业管理机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要使中央政府科学发挥调控市场机制的经济职能，就必须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基础上，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向自主经营的同时，改革政府职能机构，把政府的经济管理与行政管理二者的职能分开，把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机构和对国有资本整体管理的机构区分开来;[27]并在精简金融、财政、工农业和商业服务业等各类经济管理职能机构的同时，在这些原先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政的机构之上，构建一个具有指挥权威的、综合性的、精干的中央指挥和调控机构，协调各类具体职能机构，从总量上对国民经济实施统筹兼顾、计划安排。

　　二是政府在宏观经济职能上，要把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调整市场供求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对大多数劳动者实施按劳分配，这是消除居民收入两级分化、实现市场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因此，政府调整宏观经济结构，要把完善所有制结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放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地位。中国开放性的国内市场要实现供求平衡，显然不能允许任由国内外的资本家阶级主导市场供给，也不能让广大劳动人民分配所得只能形成有限的市场购买力需求。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和发展能够服从整体利益、自觉与人民政府计划调节保持步调一致的商品生产者。这样的市场供给方，占主体的只能是政府可以有效控制的国有经济和政府有把握控制的集体经济;而私有制经济的“自利性”决定了它不会自觉服从政府的调节。换句话说，人民政府调节市场，促进供求平衡，不能不依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促进市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能与商品生产的供给相适应，这需要缩小使雇佣劳动者只能获得以劳动力商品价格为收入最高限度的私营经济成分，扩大自主劳动者按劳分配获得收入的公有制经济成分，这样才能使市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带动整个市场需求，适应社会生产的增长。这也要求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目前经济学界普遍主张“扩大内需”，为的是实现市场供求平衡，这是因为近年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使我国的出口“外需”遇到了麻烦。其实，目前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需求购买力不足。要提高“内需”，从根本上说，唯有尽快扭转私有化造成的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

　　三是政府在计划调控方式上，坚持从指令性调控向科学的指导性调控转变。完全或主要用指令性计划调控，不适应企业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因而必须转向主要由指导性计划调控。但是，也不能绝对否定指令性计划调控，在必要时仍可发挥其特殊作用。同时，指导性计划调控必须讲科学，应当对具体产业、行业有一定的约束力，否则就不可能抑制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值得提出的是，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基本观点，从商品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两重性上进行计划指导性调控，而不能只从价值形态单方面进行调控，以GDP论英雄。例如，对房地产业、汽车行业，就应当从实物形态或使用价值角度，对“高档房”、小轿车进行计划控制。目前这些商品在中国仍属奢侈品，一般群众买不起。而占人口少数的富裕起来的人们，却给这些高档商品生产提供了需求刺激。由于高档品、奢侈品的生产，可以通过高额定价取得超额利润，所以往往成为企业生产的追求。而且，价高商品又能给地方政府提供较多税收，往往容易得到支持。于是，地区结构就逐步形成房地产业以建设高档房为主，汽车产业以小轿车为主，由此助长起与市场多数人购买力相脱离的畸形宏观产业结构。由于私有化造成的富人毕竟是少数，个人消费量有限，而高档房、小轿车不断产出，这就必然发生产能过剩。这些最终消费品一旦过剩，就必定影响与之紧密联系的整个产业链的诸多上游和中游行业，如钢铁、水泥、铝合金、平板玻璃、机械设备等等。现在的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这足以说明，政府不能放弃从使用价值角度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28]

　　四是在宏观经济调控上，要尊重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撇开其所有制经济基础，是一种社会分工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高的生产力，并不是私有制本身的功劳，而是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29]。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存在一般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例如，宏观经济中的无数企业分散、独立经营，必然会导致在全社会每年用于固定资本实物更新的折旧基金价值总量和全社会的体现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商品价值总量之间，出现不平衡;在某一时期，用于固定资本更新的商品生产会过剩，而另一时期又出现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不足。这种因市场分工制度产生的商品过剩现象，不同于私有制两极分化带来的生产相对过剩。马克思说，“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30]原因就在于，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只要宏观上出现任何大规模的商品过剩，就一定会引起许多相关私商破产乃至经济危机。但是，如果社会生产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由于公有制企业除了经营权的分散性外，还有所有权的整体统一性。只要不是人为的粗制滥造引致商品卖不出，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就可以设法在企业相互间进行资金和实物余缺的横向调节，还可以进行不同时期社会再生产余缺的纵向调节。如可以通过建立专项社会再生产调节基金，购买这一时期的过剩商品作为社会储备，去弥补另一时期必然产生的商品不足。这样，在公有制基础上，由社会固定资本再生产的不平衡，造成的这种市场经济一般的商品过剩，就不至于造成经济祸害。可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应当深化认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一般规律，努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优势，克服市场固有的自发性，使市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从上述要点的粗略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人民政府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地转变自己的经济职能。必须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分析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深入探究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整体协同关系。可是，对于这些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2030年的中国》却不予研究。这也难怪，因为它提出“新战略”及“转变政府职能”的初衷，根本不想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报告的目的只是要把中国推向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而其实际后果，只能是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附庸。中国人民对这样的“顶层设计”，必须看清其“庐山真面目”，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本文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2期；然后在《管理学刊》2014年第2期公开发表)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3年10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8/c_125490697.htm.

　　[③]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

　　[④] 参见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⑤] 笔者检索《2030年的中国》中文版，只有在第341页一处讲“前社会主义国家”时，顺带地提到“社会主义”;只在第28页提到“以股份制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第309页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竞争格局”时，顺带地提到“公有制”;全书从“内容概要”到正文未见“人民政府”概念。

　　[⑥] 参见百度百科“院外活动集团”，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2302.htm.

　　[⑦] 这里需要指出，“民营经济”、“民营部门”并不是什么新经济范畴，人们早已从广泛推行的“MBO”(经理层购买)等出卖公有制企业的“改制”实际操作中，认识了这些概念的实质内涵，它们不过是私营经济这个范畴的代名词。

　　[⑧] “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in 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p. 110.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2/02/28/000356161_20120228001303/Rendered/PDF/671790WP0P127500China020300complete.pdf.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⑩] 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如1980年的《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明确了政府在推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美国政府本身设有联邦实验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宣布，把美国GDP的3%投入研究和创新，成倍增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等3家国家主要科研机构的经费。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科研合作。参见孙昭钺：《美国政府引导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的主要举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2010年5月，http://www.idcpc.org.cn/globalview/sjzh/85.htm.

　　[11] 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这个判断从生产关系角度阐释“中产阶级”，至今仍然是科学的。

　　[12] 参见何干强：《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1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2009-09-28，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128764.html.

　　[14] 在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运动中，各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互为条件，相互交换产品，以实现价值补偿、实物更新。如果交换正常，作为交换主体的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中。这就是货币流回规律。关于货币流回规律，《资本论》第2卷第三篇“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一节做了专门阐述。

　　[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银行贷款性质时，都把获得货币性质的贷款与获得货币资本性质的贷款区分开来。参见《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5、516—518页。

　　[16] 例如，美国《现代经济词典》把市场经济解释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取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详见D. 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现代经济词典》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7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18]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9] 《资本论》第1卷，第135页。

　　[20] 《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21] 《资本论》第3卷，第217页。

　　[22] 《资本论》第3卷，第99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24] 转引自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1期;原文见《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45页。

　　[25] 转引自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1期;原文见Robert M. Solow，“Science and Ideology in Economics,” in Crandall Eckaus,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conomics, Boston: Little Brown Inc., 1972, p. 11.

　　[26] 参见何干强：《论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的科学特征——兼与凯恩斯主义比较》，《经济纵横》2010年第10期。

　　[27] 参见何干强：《论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28]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指出，要通过“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有效地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如“2015年底前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文件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工作负总责，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国务院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性能出发，详细制订了遏制五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分业施策”指令性指标。如钢铁工业须“压缩钢铁产能总量8000万吨以上”，“在建筑结构纵向受力钢筋中全面推广应用400兆帕及以上强度高强钢筋，替代335兆帕热轧带肋钢筋等低品质钢材”;水泥业需“尽快取消32.5复合水泥产品标准，逐步降低32.5复合水泥使用比重”;电解铝业需在“2015年底前淘汰16万安培以下预焙槽”;等等。2013年10月15日，http://www.gov.cn/zwgk/2013-10/15/content_2507143.htm.

　　[29]《资本论》第3卷，第96页。

　　[30] 《资本论》第2卷，第525页。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乌有之乡网刊链接：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4/06/3215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