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2030年的中国》

　　三、消解人民政府的经济职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形态由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层面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这三个层面都理应得到表现。在企业层面，公有资本总量应占主体，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应占全社会企业总从业人员的50%以上。[12]在市场层面，应当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调控下，形成市场总需求和市场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在政府层面，应当形成公有制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使国民经济在可持续的、社会再生产逐步扩大的有序态势中运行。这些表现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这些表现就会减弱;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经济危机。

　　众所周知，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推行企业私有化“改制”，已导致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使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偏离科学发展的态势。《2030年的中国》是看到这种不良态势的，认为目前已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获取上的严重不公平，以及征地引发的矛盾冲突”等“社会失衡”，还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等问题(第86页)。《2030年的中国》的中方作者来自政府的重要智囊机构，本该遵循党中央关于“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要求，[13]在经济改革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认识公有制被严重削弱是造成不良经济态势的根本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相应的科学对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不妨简要分析一下《2030年的中国》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将产生何种误导作用：

　　——它将误导政府放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本来，新中国已经形成科技力量、物质基础都占优势，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事实上，人民政府只有通过国有经济，带动集体经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才能控制经济全局，发挥计划调节国民经济的职能。可是，报告却把政府运用国有资本所有权控制国有企业经营权，从而控制经济全局的统筹秩序，说成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要求改变“政府依然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和商业事务”的现状(第92页)。同时，报告十分具体地反对人民政府制定维护国有经济的产业政策，说什么“在中国，政府干预竞争和施加行政垄断最易引起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制定正式的产业清单，对一些产业赋予国有企业完全控制权或优先地位”(第117页)。它明确反对“国有经济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明确反对国家对“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基础金属和化工产业”这些产业“保持较强控制力”(第117页)。这样一来，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现实条件下，等于要中国的民族经济失去国有经济的支柱，在西方强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跨国公司面前，丢盔卸甲，解除抵御能力。

　　——它将误导政府放弃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本来，面对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产能过剩等不良态势，作为智囊机构应当建议中央政府统揽全局，着眼于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着力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据宪法规定，应在生产要素的全局配置上，坚决确保和促进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应当大力总结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与市场有效结合的成功经验，在深化体制的改革中推而广之，振兴公有制经济，扩大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态势，促进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是，《2030年的中国》却认为，“随着形势发展，政府的强有力干预，特别是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干预，已经无助于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和社会摩擦”(第85页)，要求政府进一步缩减国有经济。这难道不是饮鸩止渴吗?

　　——它将误导政府放弃通过金融控制来调控国民经济全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形态的一般运行规律。即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由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种资本形态构成，三者有着空间并存、时间继起的相互联系，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全社会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正常运行，将通过“货币流回规律”得到表现。[14] 在存在中央银行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流回规律将通过中央银行的信贷(包括货币资本和货币两种性质不同的信贷[15])状态表现出来，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信贷是否平衡，发现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是否正常，并通过中央银行调控金融系统，进而调控金融系统和生产系统、商业系统的关系。在产业结构失衡、通胀或通缩压力显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尤其关乎国民经济全局。可是，《2030年的中国》却反而提出，对于金融体系，“政府干预较多”(第35页)。这种“新战略措施”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难道不是南辕北辙吗?

　　可见，《2030年的中国》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实际上是要改掉人民政府在公有制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总供求失衡的经济职能。这样的政府职能转变，不可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普遍的“高收入”，而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引向两极分化，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附庸国。

　　四、照搬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职能势必导致经济危机

　　我国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必须转变的。因为适应产品经济形态(狭隘的、僵化的粗放分工制度)的政府管理方式高度集中，与适应市场经济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间接实现的社会分工制度)所要求的政府管理方式，的确具有重大区别。但是，这属于经济管理方式的职能转变，而不是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的消解或蜕变。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求政府实现服务人民利益和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职能统一。这种统一只能建立在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

　　如果像《2030年的中国》所主张的那样，在企业层面大力削减国有经济，又要政府“退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而在政府职能上则照搬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措施，那就既背离人民政府服务人民利益的阶级职能要求，又会放纵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固有的自发性，势必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市场关系的本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进行任何交易的场所，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经济的组织方式。[16]这种解释并没抓住本质，存在片面性。马克思则依据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由表及里地对市场和市场机制做了科学透彻的阐释，其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于我们科学理解人民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至关重要。

　　其一，市场关系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揭示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17]流通领域的物质形式是商品流通;其本质是物掩盖下的“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18]即买者和卖者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商品流通突破了狭隘的家庭内部和村社内部的自然分工，打破了个人和地方的生产限制，发展起广阔的社会分工，能够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深化，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具有积极作用的原因。不过，这种积极作用是与商品流通运动的自发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在商品流通中，销售者和购买者相互独立、彼此割裂，这就势必发生供求不相衔接的状况，要买的买不到、要卖的又卖不掉。这说明商品流通或市场买卖关系的自发运动，潜伏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看不到这一方面，是片面的。当然，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能否成为现实，还要看商品生产在全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也要看社会能否对这种自发性实行有效的控制。马克思说，商品流通“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19]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一旦市场的商品流通作为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流通领域，相对独立地成为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基本矛盾的发展，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必然变成生产相对过剩周期性爆发的现实性。今天，由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既然存在商品流通，就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要防止危机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就需要继续理解下面的原理。

　　其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与所有制关系紧密联系的。市场或商品流通关系本身的确不姓“社”，也不姓“资”;但这只是市场经济形态的表层关系。这个表层关系的状态取决于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全过程，包括由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种资本形态构成的社会总资本的整体运动。其核心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即生产过程”，[20]因而市场机制是流通与生产相结合的运动过程，必须联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才能科学地理解市场机制及其背后的全部生产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21]因此，以供求关系表现出来的市场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操纵物质商品及劳务的市场供给者，是掌握企业、具有一定生产目的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形成市场消费需求的，是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消费者的购买力是由他们的收入决定的，收入属于分配关系范畴，分配关系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和结果。正如马克思揭示的，“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2]“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23]。因此，市场供求机制与阶级关系紧密联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这样，全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就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状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状态，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的原理是科学真理。这些国家的市场供给方主要是无限度扩大物质商品生产、追求利润的资本家阶级，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市场需求方却是雇佣劳动者，只能形成有限的有购买力。因此，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就成为市场供求关系或市场机制起基础作用的常态，持续一段时间就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阶级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

　　资产阶级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对此采取“鸵鸟政策”，迷信市场自发的配置资源的调节方式和自我平衡机制，否定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反对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商品流通的无政府状态必定产生经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这从理论上说，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完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现代资产阶级政府不是都在采用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等宏观管理手段，调节市场机制吗?这说明，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市场配置资源这个自发的供求平衡器靠不住，政府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一定干预和调控。但是这些政府干预或调解的出发点，乃是资产阶级阶级的整体利益，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应当明白，凯恩斯主义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用以指导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凯恩斯自己就毫不讳言地宣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24]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同样无所顾忌地承认：“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回避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25]具体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范畴“有效需求”，以维护“企业家”即资本家的正常利润为基本前提;以“投资 = 储蓄”这个科学上站不住脚的公式，来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凯恩斯主义者不懂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社会的社会再生产规律，弄不清社会总产品各部门、各行业必须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使全社会市场的供需实现平衡。[26]用这种理论指导宏观调控实践，只能把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产社会化这种对抗性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的生产过剩，暂时掩盖起来，而使市场供求失衡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衡越积越深，结果必定走向“滞胀”，即生产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深刻危机。1973—1975年爆发的战后首次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以“滞胀”为特征的。

　　尽管现代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由基本矛盾引起的社会阶级对抗，纷纷采取公共财政赤字的再分配手段，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也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是，只要私有制经济基础继续存在，基本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或迟或早必定会发生。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主要是住房领域的贷款)危机为发端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至今尚未走出艰难复苏的阴影。这有力地证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资产阶级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可能成功。西欧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福利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美国发生全国性“占领华尔街”群众示威(由于99%的人和1%的收入差距太大)，“财政悬崖”导致的政府关门两周(由于增加公共福利的“医改”拨款受到党派之争阻挠)，日本安倍经济学的捉襟见肘，无不预示着，现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实施所谓公共服务的经济职能，也正在走向尽头。

　　至此可以知道，《2030年的中国》一方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求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资源配置，放任并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放任外国资本驰骋中国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报告又参照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的经济职能，要求中国政府转向“为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第18页)，“努力提供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第57页)，“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确保机会平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第93页)。这些娓娓道来的所谓“政府转变职能”，或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是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经济职能，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更是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一旦实施，经济危机在中国将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