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上党战役”看“新民主主义”

8.5 敲棋细品茶

至此，总算将这一盘棋局梳理清楚了。细品局中各色人等，令人五味杂陈。

苏福伦是前国有企业管理层，现在成了富商；刘华川似乎也有国企管理层经历，当然，那个“长治市城区副食果品公司”与福州电力工程公司、福州电力器材厂恐怕无法相比，但现在也算一方富豪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他们走到一起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他们间的争斗白热化到这样的程度，也不是难于想象的。事实上几乎到处都有这类案例。

长治市政府希望双方“以诚信为本”、“互相沟通”、“增加透明度”，却忘了商家的座右铭：“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政府希望双方“互惠互利”、“互谅互让”，却忘了商家的价值观：“敢拼才会赢”、“赢家通吃”。

多年以来，“亲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富商”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国策”。为讨好商家，几乎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长治的“三零”政策就是一例，结果如何？华茂、杰昌之争几乎将整个长治官场搞得人仰马翻。其教训何在？难道不值得反思？

细观当今各地方政府的“亲商政策”，大体可分两类：

一类包括依法行政、公开行政、提高办事效率、废除乱收费、减少无谓干扰等，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作的，而且不仅是对“商”，对任何社会成员都应如此。它是政府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谈不上什么“亲商”。

而另一类则只能称为“谀商”。如，有的政府制定了“领导干部帮包企业制度”，甚至干部到企业“挂职”，这政商关系还能说清楚吗？有的政府选定“重点保护企业”，这等于对不同的企业实行不公平待遇。有的政府提出要“牢固树立投资者是‘上帝’的意识”，无怪乎有的地方出现了“商人领导官员，官员控制群众”的现象。有的政府擅自减免企业使用公共资源应缴纳的费用，这等于拿公共财产私相授受。更有的政府提出要“政企携手”、“政企依存”，确立“利益共同体”意识，简直把官商勾结当作“政绩”，无怪乎出现了那么多以地方政府为后台的强制拆迁案件、经济诈骗案件；无怪乎工伤、矿难比比皆是；无怪乎各地两会之中有这么多的商人。

前已观察到，我们国家有两千多年的“抑商”传统，这源于商人强大的膨胀能力，及其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而今各地方政府高度一致地“亲商”，对比之强烈，发人深思。时髦学者无视中华民族数千年集体生存经验，指“抑商”传统为国家落后的根源，这究竟会将社会带向何方？

这场“上党战役”中，当地党、政、立法、司法机构均有上佳表演。

共产党的市委、市纪委、区委、区纪委派负责干部参与协调资本家间的商战，这是共产党该干的事吗？就算你愿意干，人家搭理你吗？2003年9月11日协调，人家也答应三日内“通过协商解决有关纠纷问题”，结果呢，2005年爆发了“8.15”打砸抢事件。商战双方，一方诉诸法律，一方诉诸舆论，根本不拿你共产党当回事。

政府一方面搞“三零政策”，拿理论上的全民资源对资本家进行利益输送，翻过来又由审计局出面查处“零地价”。无论在社会公众面前还是在资本家面前，都赔尽了信用。政府又想培植本地的资本家，又想吸引外地的资本家，可两者为分赃不均大打出手，政府还得竭力维护当地的“投资环境”，以至于建立起“市创环境监督领导组办公室”这个不伦不类的机构。

司法系统是社会公器，为商家间的利益之争投入如此巨大的公共资源，意义何在？即使不能不投入，其成本是应该由社会公众承担，还是应由这些富裕的当事人承担？更发昏的是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竟然想出个制度之外的“实支费”，结果让闽商捅到媒体上，被炒得全国皆知，弄个灰头土脸。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人大、政协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我们的各级两会中，刘华川、苏福伦这样的商人比例之大，远超出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如何能保证我们的立法机构向社会整体利益负责，而非偏袒某个特定群体？或者等而下之，成为这个群体内斗的工具？

最恶心的是媒体，尤其是福建的《东南快报》。在利用媒体方面，闽商显然比喜欢动粗的刘华川高明。《东南快报》则扮演了为苏福伦呼风唤雨的角色。

平心而论，信息透明、舆论监督值得向往、值得追求。然而，如果这种追求的背后隐藏着某个商家的私利，如果公众的义愤被用作商家间争斗的弹药，其后果是什么？作为一介平民，有何必要为商家间的争斗而动情、伤神？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个商家就可以如此影响全国舆论，在正义的名义下遂行其商业策略，媒体的功能是什么？民主的价值何在？社会将会走向何方？

8.6 路问：“新民主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到底能走什么道路就争论不休。“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国民党政府人心丧尽，一个穷棒子党、一支土包子军队掌控了这个国家。

然而此后道路之争并未终结，并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后的“不争论”不过是主张某条道路的人用行政权力压制质疑而已：

“一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些人就马上反应：不就是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嘛，挂羊头卖狗肉。”（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在乌有之乡的讲座 2007年4月15日）

“明明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允许国外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国内的资本，都要给他们腾出很大的发展空间，包括民间的资本，或者叫民族资本。但是我们用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最根本的事实遮蔽了。”（《张木生谈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改革未来》网易读书2011-05-09）

在张木生看来，“不争论”制造了一团“混沌”，而今“‘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混沌’凿破了，一个‘争论’的时代即将到来。”（同上）在当前的道路之争中，纪坡民主张：

“党的理论，回到《新民主主义论》；党的路线，回到七大；宪政理论，回到共同纲领。”（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大风出版社2007年1月）

这一主张得到刘源、张木生的呼应：

“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木生问：‘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你认为，可不可以这样说？’”（刘源《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1年05月16日）

张木生进一步论述他心中的新民主主义：

“毛主席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有这句话。再有一个就是邓小平说，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张木生新书座谈会上的各思潮碰撞》 马克思主义评论网2011-05-14）

可见这些学者心目中的新民主主义，有两个要点：其一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其二共产党的领导。按张木生的说法，这个观点出现在42年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笔者手中没有这个版本，无法验证之。但张木生是个严肃的学者，相信他不会无中生有。

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农民占国民的绝对多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占国民的比重极小，正是这样的国民构成导致了陈独秀的主张：

“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

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区别在于，陈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领导，而毛认为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而这场革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人并无异见。此后毛称党内反对自己的老战友为“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即源于此。可见，建国前后党内高层构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历史的轨迹是：1953-1956年底中国进行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构想就被放弃了。当今的主流学者将这一转变归咎于毛泽东的极左，头脑发热。将如此重大的政策选择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偏好，而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冷静、务实，坚决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这显示出论者的浅薄与轻浮。事实上当时有两个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中共高层的政策选择：

其一，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占有现代工业的80%，49年后这部分工业被没收，成为“全民所有”。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业中的份额不过20%。在这样的格局下，逻辑上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将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工业置于计划指导之下；或者将那80%的现代工业私有化，搞大市场、小政府。在当时国力贫弱、强敌环伺的条件下，当时的中共高层能做何选择？

其二，人民共和国刚成立，高喊“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就顽强地争夺对社会的主导权。这种争夺集中体现的两条战线。一方面，在现代工业的核心区上海，他们掀起了金融投机和趸集“两白一黑”的狂潮，为自己发财罔顾民生和社会安危，一些人甚至指望“蒋委员长八月中秋回来吃月饼”；另一方面，对刚进城的土包子军队展开了无孔不入的腐蚀浪潮，以至于当时的中央认为：

“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毛泽东《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1951年12月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这样的背景告诉我们：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在当时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这条路很可能导致天下大乱。这才是当时放弃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原因。

温州模式30年的经验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一点。

“古典式市场经济”道路的本质，是依靠、鼓励每个人的发财欲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它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逐利资金的积累速度远高于消费资金的增长，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源日渐萎缩。中国和温州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一过程在30年内就制造出了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将整个社会导入经济危机之中。尽管温州模式起步于千家万户小业主的家庭手工业，但它很快就发展为大资本，并从实业转向投机，进而转向高利贷。高利贷的破灭标志着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利润极大化机制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国民的两极分化。“温州模式”最自豪的就是催生了一个“橄榄形”社会：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葛如江等《天价豪宅VS棚户区 一墙之隔的贫富两重天》 半月谈2009年11月30日）

然而这位记者发现：

“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同上）温州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表明，乐清总人口116.97万人（见http://www.wzstats.gov.cn/infoshow.asp?id=5882）

这意味着潘孝政看到的“橄榄”只涉及当地经济系统28%的人口。创造乐清经济总量的当然包含300多万外来打工者，潘孝政的“橄榄”却不包括他们，因为“橄榄”赖以生长的土壤，正是他们的贫困。再考虑到温州资本家在四川等地的利润源，养活乐清“橄榄”的劳动者，何止那300多万外来打工者？

即使潘孝政眼中的橄榄，也只是个正在瓦解的幻象。随着高利贷泡沫的破灭，温州资本正处于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敛财成功者，进一步“做大做强”，未能脱手者，跌入深渊。鞋业是温州的支柱产业，2011年7月，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认为，温州鞋革行业的发展趋势将会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两极分化（《温州鞋企两极分化初现端倪》 商务部网站2011年07月22日）。

至于“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已被历史证明此路不通。本来意义上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无产阶级只能是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资本家的雇佣决策，则取决于赢利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能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又何以“领导”资产阶级？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强势，势必对掌权的共产党员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实施“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中央不惜开杀戒，才遏制了党员腐化的势头。而今也杀了许多贪官，而贪腐之风却愈演愈烈，贪腐额早已上亿。更深刻的转变在于，大量的私人资本家入党、进政府甚至有可能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到底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改造共产党？

而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学者，却指望靠工人、农民来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共产党不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代表来领导和驾驭那两颗星，你是一点儿出路都没有，一点儿合法性都没有”。尽管他们已经看到“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等问题（《张木生谈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改革未来》 网易读书2011-05-09）

现实告诉我们，共产党试图领导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改造共产党，而共产党则离工、农越来越远。建国初期搞“新民主主义”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温州模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代的“上党战役”则形象地展示了，试图领导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将共产党置于何等尴尬的地位。

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者，多是老共产党员之后，不知诸位是否记得你们先辈的忧虑：“你我后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夙愿”。中国历史上，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俯拾皆是，其中绝大多数是改朝换代：老的统治集团腐朽，失去“天命”，被社会动乱推翻；社会各阶层中涌现的勇敢分子，在争斗中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再次统治社会。从成员构成看，面目一新，从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看，与前朝相差无几。新统治集团念念不忘的，无非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并指出其不可能持续生存。所以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夙愿”是改造社会而非改朝换代。

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纪坡民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但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今天我们是在执政，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在乌有之乡的讲座2007年4月15日）

可见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者，内心深处关切的，依然是“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所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不过是从改造社会转向改朝换代。毛泽东称之为“民主革命同路人”，岂有诬哉？

“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前景如何？不妨看看从温州到华尔街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