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营资本的前世今生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不同于洋务派，他们与外国资本关系不大，不同于官僚资本，他们与官方没有密切的联系。

可见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有两个要点：其一雇佣劳动，追逐利润极大化；其二不同于“外资”和“官僚资本”。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论述“民营资本”时，常用的三个形容词是：内源性、自发性、古典式。内源性以区别于外资及其买办；自发性以区别于官僚资本；古典式则意味着遵循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正统”道路。

从这个内涵看，这样的角色历史上早已有之。如先秦的子贡、计然、陶朱公之类。可惜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比较简略，其形象显得比较单薄。能否找到一个形象丰满的角色，以将他们与今天的同类相比较？有，《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三中的窦乂，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太平广记》是奉宋太宗之命编纂的类书，从大约四百多种书籍中选摘分类而成。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说，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其中著名的有《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古镜记》、《李章武传》、《离魂记》、《柳毅传》、《任氏传》、《南柯太守传》等。以至于要全面了解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就必须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中的小说，多以精怪狐鬼为主角。怪异的是，它居然描述了一位“民营资本家”窦乂的成长史。可惜，这个故事远不如前述那些精怪狐鬼的故事流传广泛。

7.1窦乂--唐朝的“民营资本家”

窦乂是唐朝扶风人。十三岁时，亲戚从任所安州带回来十几车的当地丝鞋，分送孩子们。大家都争抢挑拣，唯窦乂不动。等大家挑完，剩下一车，窦乂竞拜谢全收，将其拉到集市上换回五百钱，再去铁匠辅打制了两把小铲。

这两把工具就是窦乂发财的起点。

五月初，榆钱黄熟、满城飞落。窦乂扫聚到榆钱十余斗，然后到对伯父说想“借庙院习业。”他的伯父是“检校工部尚书”，管的是“宫苑”、“闲厩”，“于嘉会坊有庙院”。伯父答应了他。窦乂则每天用两把小铲在院里挖沟、打水、浇灌，播种榆钱。等到秋天，长出小树苗一千万多株，高一尺多。到了第二年，榆树苗已长到三尺多高。窦乂间伐树苗，挑选枝条茁壮直挺的留下来。间伐下来的小榆树，共有一百多捆，粗二尺，每捆卖钱十多枚。第三年秋后，榆树苗有的已长成鸡蛋那么粗。窦乂又间伐榆柴二百多捆，卖后获利数倍。五年后，当年植种的小榆树苗已经长大成材。盖房屋用的椽材一千多根，卖得三四万钱。而造车的木料，超过一千多根。

一个十三岁小孩，面对亲戚送的礼物，竟然能在谦让之余，为自己赚得第一批工具，此一奇也。种树发财相当辛苦，扫聚榆钱、挖沟、打水、浇灌、间伐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显然不轻松，此二奇也。最让人称奇的是，他种树用的竟是“国有土地”，其借口竟是“到庙院读书”。初看匪夷所思，考诸今日国有资产之流失，不禁令人莞尔：此法乃一千多年前小儿所创，发财难乎哉？易乎哉？但直到此时，窦乂的“原始资本”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

五年种树，积累下“原始资本”，窦乂可以玩儿大的了。

他购买蜀郡青麻布，雇人缝成小布袋。又购买新麻鞋几百双。他每天不离宗祠，召来各条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发给这些小孩三张饼，十五文钱。再发给他们每人一只小布袋，让他们拣拾槐树籽。月余，收集槐树籽两车。又让小孩们拣拾破旧的麻鞋。每三双破旧麻鞋换一双新麻鞋。前来用旧麻鞋换取新麻鞋的人不计其数。几天后，就收换得旧麻鞋一千多双。西市买油靛几石，雇用厨役煮熬。又在坊门外买下几堆遗弃的碎瓦片，雇人在流水涧将泥滓洗去。

备好上述原料，窦乂置买了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再按日计酬，雇人用锉碓锄切破麻鞋，用石嘴碓捣碎瓦片。再用疏布筛子筛过，和上槐子、油靛，让仆役们日夜不停地捣烂。待到捣成乳状，将它们做成长三尺以下，圆径三寸的长棒万余条，称为“法烛”。建中初年六月，连降大雨，薪贵如桂。窦乂将生产的“法烛”拿出来卖，每条百文。用它烧饭，火力比柴薪高一倍。由此“获利无数”。

窦乂再次让人称奇。首先，他从自己出力变为雇佣“小儿”“佣人”，把自己从“劳力者”变为“劳心者”，开始品尝“劳心者治人”的滋味。第二，他的技术发明简直就是后来“蜂窝煤”的先驱：将可燃物（槐子、旧麻鞋、油靛）与不可燃的骨料（碎瓦片）混合制成标准的“工业制品”，其热效能居然“与薪功倍”。最让人称奇的还是其经济思想，收集原料（槐树籽、旧麻鞋、油靛、碎瓦片），购买固定资产（石嘴碓、锉碓），制作产品（法烛）都是要花钱的，要算明白造出来的东西能卖掉，还能挣钱，这对一千多年前的人，殊非易事。

我们看到，窦乂已经从“个体户”演变成“制造业企业家”了，然而，他的路还没走完。

长安西市秤行的南边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成了倒放垃圾的地方。窦乂要买这块地方，其主人量也不量，收了三万文钱就走人。窦乂在水洼中立一木杆，杆顶挂一面小旗。再围绕着地沿塔起六七座临时小房，雇人制作煎饼、团子等食品。召呼小孩投掷石块、瓦片击木杆上面的小旗。击中的，奖给煎饼或团子吃。两街的小孩争相前来投掷。不到一个月，居然有上万人次来投掷石头、瓦块，池子迅速填满了。窦乂在填平的这块地皮上，建造了铺面房二十间。租出去，每天单房租就可以收取几千钱，获利甚多。这个地方由此得名“窦家店”，成了繁华市区。（注：至今西安仍有地名曰“窦家店”，但不知是否为《太平广记》所载者。）

就此，窦乂又成了房地产商，而且起步就是连片开发。同一片地方，在原主人的手里是垃圾污水坑，经窦乂运作就成了繁华市区，可见眼光之重要。今天成功的房地产商往往怪招迭出，可谁想出了将填坑变成孩子们的有奖游戏？这游戏严肃起来，就成了后来的范仲淹的“以工代赈”。

中郎将曹遂兴住崇贤里，庭院中一株大树紧靠窗户，枝叶遮挡住房的光线。曹想砍伐它又怕砸坏了堂屋。窦乂知道这件事后，要求将这株大树买下来，保证将它伐倒而不损坏曹家堂屋。曹遂兴大喜，只收五千文钱，将树卖给窦乂。窦乂买下这株大树后，跟伐树的匠人商议，采取从梢到根砍伐的方法，将其伐成每段二尺多长的若干木段。结果，既避免了砸坏堂屋，又从中挑选出好材，雇匠人制成数百套赌具，在自己的商行中出卖，“计利百余倍”。

至此，已经很难说窦乂从事的是制造业还是房地产业。他显然改善了曹家的住宅，获得的报酬却是低价的木料，将此木料制成赌具出售，由此获利。从一棵碍事的大树到巨大的利润，仅凭自己的眼力而已。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商人或企业家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发现潜在利润的能力。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妄臆室中之藏，圣也”。在窦乂的年代，最大的“室中之藏”在官家。靠“国有资产流失”起步，又与中郎将做过生意的他，当然很快就会留意于此。

太尉李晟住宅边有一座“凶宅”，窦乂将它买了下来。四周筑上围墙，拆去房屋，准备辟成耕地。李晟想买下窦乂的这块地，建造一座球场。窦乂不卖，说：“某自有所要”。待到李晟又承受新的皇恩时，窦乂带着房契去见太尉李晟。说：“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府赐照纳。”要将此地献出。李晟非常高兴。私下对窦乂说：“不要某微力乎？”窦乂说：“我没敢有这个奢望。但是日后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情，我再来找太尉您。”

随后，窦乂在京城长安的东西两个集市上，选了五六个“大商产巨万者”，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孩子想当官？”这些富商们听了后非常高兴，说：“老窦够哥们！” 于是，窦乂带着这些富商们的孩子的名氏简历去拜见李晟，说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孩子。李晟高兴地答应下来，都给安排在各道“膏腴之地”任重职。结果，窦乂从这些富商们那里“获钱数万”。

这是一个“钱权交易”的典型案例，窦乂不但靠干预“公务员”人事安排赚钱，而且扮演了“地下组织部长”的角色。不知当时的纪委（御史台：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为何没查此事。其实在窦乂的眼里，重要的是太尉李晟背后的利润，这利润不但高官背后有，贫如乞丐者背后也有。

有个叫米亮的胡人，流落在街头。窦义周济他整整七年。一天米亮来见他。鼓动他买下一处房舍。写房契这天，米亮对窦乂悄悄说：“我擅长鉴别玉石，这家屋内有一块捣衣石，其实是一块于阗玉！”窦乂召来一位玉工，让他鉴定一下。玉工大惊：“此奇货也”。于是，窦乂雇来玉工将这块捣衣玉石加工成腰带扣板，卖钱几百贯，又加工成盒子，执带头尾等各种东西，卖得钱几十万贯。之后窦乂将这座宅院，连同房契一块儿赠送给米亮，让他有个居住的地方，算做对米亮的酬谢。

窦义经商，到此实际已是在经营人。发现各人背后的潜在利润，乃至令人自动为你寻找利润。以人为本，此乃真商人也。窦义从种植业起步，历经制造业、房地产业直至经营人，走完了从顽童到民营资本家的历程。

《太平广记》中的窦乂这个角色，是实录还是艺术创造并不重要。没有相关的事实，如何能写得这样栩栩如生？可见宋以前一定存在类似的人物与案例。

窦义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当今许多民营资本家的影子，在他身上集中了民营资本家的几乎所有特征。

其一，起家主要不是靠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劳动（当然不排除用点机诈，蹭点便宜）

其二，有了初步的原始资本后，主要靠雇佣劳动实现“以钱生钱”。

其三，对利润源高度敏感，不受制于地域、行业、身份。由于摆脱了这些限制，他的创造性相当强，而这创造性集中指向一个目标----以钱生钱。这导致其跨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这个特征非常重要，当年许多科技人员下海，目标是本领域、本学科的发展，如联想前总工倪光南，集中精力于联想式汉卡和联想系列微机，而柳传志则很快从“技工贸”转向“贸工技”，对此，柳解释道：

“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技术如果变不成商品、变不成钱，就一点意思没有。科学家本身会把技术看成是最核心的东西，但商业行为和科学家的逻辑思路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技术在变成钱的过程中只是重要的环节之一。”（《柳传志:联想学院将培养创业CEO》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年05月01日10）

这个道理窦乂早就明白了，所以他种树、卖柴、造“法烛”、建商业区、从事住房改造、直至与官僚勾兑。什么赚钱干什么，既不受行业的约束，也不受道德的约束。并非资本家骨子里就是坏蛋，窦乂也周济穷人米亮，而其结果，米亮帮他找了一个新的利润源。

其四，由于全社会的主要财富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他们必然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与官僚勾兑、合谋。

我们前已详述，中华大地上，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数千年的实践。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或民营资本）其实早已有之。窦乂的故事告诉我们民间资本家兴起的轨迹。这一过程中，官僚集团对其态度暧昧，一方面担心市场经济的发展危及官僚政治的基础，一方面又离不开商人（即民营资本）。于是其政策取向一方面是“重农抑商”、 “重本抑末”，另一方面又“不抑兼并”。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商人集团在夹缝中谋生。主流价值观将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商位于四民之末。而现实中，商聚集的财力足以超越农、工，而与士分庭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就载：“（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所以商往往乐于标榜自己是“儒商”。

当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华大地后，官僚集团出于其本能，逐渐向官僚资产阶级演化，而商人集团则逐渐演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近代史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面前，始终是软弱受气的小媳妇儿。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游移与国、共之间，有的甚至偏向共产党。但无论是维护国民党政权，还是打到国民党政权，他们的作用都相当有限。其发言权也相当小。

历史上市场经济从秦汉到清末民国的多次兴衰，则提示我们这个群体对社会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其宿命。然而这些时段毕竟距今遥远，且论者总会将这个群体的衰落归结为外在因素。

过去30年，民间资本家获得了近现代史上最适意的发展环境，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温州则是其大本营和典范。著名的“温州模式”为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个阶级提供了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