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时候能够使资产阶级驯服？

七

这两次出面撤掉顾准的是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的谭震林。为什么？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阶级斗争这个基础上看，要搞掉顾准的只能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党在一线同他们斗争的干部是十分仇视的，非要弃之为快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张祺同志对我说过，工商联的头头们扬言要把“工会二韩”搞掉。“工会二韩”就是上总私营企业部部长兼店员工会主席韩武成和店员工会副主席韩西雅。当时上海有163,000户工商户，其中商店110,000户，绝大多数私有，劳资纠纷都由我们二人代表工人阶级处理，同资本家斗争，所以他们恨我俩，要把我们搞掉。

顾准是党的一个优秀干部。他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职委会书记、文委副书记等职。他学识渊博，敢作敢为。建国后，顾准在市政府负责财政税收工作，是依法向资产阶级收钱的，不容许他们偷漏。他思想上认为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租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城市，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业太少，商业、服务业、“花天酒地、奢侈浪费”的太多，要改造，要用国家税收、财政政策来支持国有工业，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缩小、挤压投机商业、消费服务行业。顾准的这些主张和做法，资产阶级当然讨厌他、仇视他。他们的头面人物会去找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告状哭诉，要求弃掉顾准。

当时，中央工作组谭震林等初到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肯定要向他们告状，并不准确反映顾准在“五反”中究竟做了些什么。拿他做“出头鸟”，说是顾准在“五反”中把上海搞乱了，现在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很是恐慌，影响了同党的统一战线关系。

顾准的性格作风中是有敢于公开反对领导的意见，进行争论的方面。这样的性格，过了分，使领导的正确决策、工作受干扰，就成为缺点。把他“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等作为撤职的根据，也有道理。但是领导上从另一个角度，也应把这种性格看成难能可贵的优点：看到领导做得不对，敢于提出，使领导改正，有利于党的工作。明知不对，不敢提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唯唯诺诺，自由主义，就不利于党。

谭震林等不清楚真相，不知顾准在“五反”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上海是不是真的乱了、乱到什么程度？对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告状，他们不会全信，也不能完全不信。既然资产阶级告状，说明资产阶级不满，也就是说：党、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是有了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办？如果顾准在岗位上不动，就不可能稀释资产阶级的不满、恐慌。从政策和策略上考虑，即使实际顾准并没有多大的错误，撤下顾准，可以使资产阶级宽心。但撤顾准就要顾准受冤枉、作牺牲。

又怎么办？如果这种冤枉和牺牲不可避免，重要的是，领导上以干部有错误为由撤他们以后，在做好了统战工作以后，领导上要以容许犯错误、容许改正错误，鼓励继续革命为原则，及时重新安排好被撤干部的工作。

在顾准这件案子上，可惜谭震林们没有注意，把顾准一打倒，从此不给翻身。把他调到了不了解撤他的真相的别处，一次再次地把他打成右派，甚至“恶劣分子”。整得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孤家寡人，没完没了地受凌辱、迫害，以致他不到60岁就死亡，构成了无法纠正的冤案！

八

谭震林在瑞金花园这个会也使我很紧张。因为我知道顾准思想上是要挤资产阶级，在他税务本职上是很抓紧，并且依靠店员协助税收很严的。但在具体的“五反”工作中，他并没有做许多工作。只有1月21日和22日店员工会开的两个会议，21日请顾准讲了话，22日由税务局另一个副局长朱如言讲话，同税务局顾准有关外，2月7日天蟾舞台这个会，完全是刘长胜同志指示我由店员工会召开的，同顾准毫无关系。21、22两个会比较一般，开完就是春节，并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2月7日天蟾舞台会的前后，是使群众在多天中敲锣打鼓上街检举揭发，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整个上海不平静了。即使如此，群众也没有过多的过激行动，有个别商店店员把标语贴到资本家的账桌上，个别工厂工人包围资本家。传说外地有资本家自杀，上海没有，说不上乱。谭震林这样撤掉顾准，他是不是也要把我看成犯了把上海搞乱的错误呢？

我去问了刘长胜同志：我该怎么办？长胜同志却对我说：你的工作都是我叫你做的，同顾准无关。现在市里另设立了“五反”群众运动办公室，由钟民同志负责，他们在上总办公，你到钟民同志处去报到，同他一起工作。这样我放下了包袱，到了钟民同志那边，一直到“五反”结束，返回店员工会，后调市总工作。

九

“五反”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合法经营，并向工人阶级靠拢才有出路。“五反”运动提高了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推动了工人监督和民主管理。当时私营企业中都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明确资本家在企业中有经营管理、资金调度、人事任免三权；工人有民主监督权。有的资本家向工会主席调侃，说：我的三拳不如你的一拳。我有主张，你不同意就不行。但他们同意大家协商。

后来实行公私合营，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国家所得税占30%，企业公积金占30%，职工福利占15%，资本家占25%。这样资本家对利润的剥削有了限制，也有了保障。公私合营的成功榜样使资本家中愿意、要求公私合营的多了起来。

公私合营把国家资本同私有资本合在一起，企业的经营实际上纳入了国家计划，资本家参加管理，主要是由国家委派的公方代表掌握管理权。这样的公私合营企业，都兴旺发达起来，要求公私合营的资本家越来越多。在国家的引导下，1955年开始，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要求。1956年出现了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全行业合营，进行清产合资、定股定息、人事安排、企业改革和经济改组工作。定股以后，由国家根据个人股额发给年息5%的股息，称为“定息”。一般从1956年1月1日起算，定息10年，后又延长，至文化大革命自行取消。这样，就在中国大陆地区基本上铲除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社会经济制度。原来预期18年完成的任务，只用7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没有造成破坏和动乱，整个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社会主义是国家迅速富强、人民富裕的光明大道等观念深入人心。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资本家实行赎买、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设想第一次在中国成为现实。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那种说：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停顿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历史规律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的事实是：从“五反”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党的政策指导下，同民族资产阶级又斗争又团结，在革命过程中，提高了工人阶级，改造了资产阶级，使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