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

　　基督教传入农村的社会背景和发生机制

　　一、农村基督教发展的社会背景

　　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大致有四大社会背景，分别是历史积淀、三十年巨变、革命后果、基层政权部分撤出农村。首先，改革近三十年农村的巨变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在农村沉积了诸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给农村社会带来阵痛，如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心理的波动、家庭危机、伦理失序等，急需要安定人们的心理、固化社会结构以及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然而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经历新中国前三十年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经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无法应对转型期人们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在近三十年不逐渐退出农村社会管理领域，不再关注农民私人领域，不回应社会需求。此时，基督教传入农村正好契合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需求，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快速传播的社会基础。

　　1、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积淀

　　建国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规训，在华传教士被驱逐，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文革”期间，所以基督教会的领袖、精英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打压，教产充公改作他用。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以后，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契机，且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它们的宗教教产得到了归还和补偿，神职人员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宗教开放政策承接解放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基础，使基督教在这些已扎下根的地方获得了更大的合法、合理性，为其传播获得了人们认可的心理基础。调查发现，历史上基督教较较为活跃的省份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和福建沿海近三十年基督教的蔓延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信众数量尤为庞大。并且，在这些省份内部，历史上有教堂的县和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也要较其他没有基督教历史痕迹的地方要迅猛，人们更容易接受。

　　2、改革开放后农村三十年巨变

　　不理解改革开放后农村三十年的巨变，就无法理解基督教为什么在农村蔓延如此之快。农村近三十年的巨变承接前三十年的社会改造而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的颠覆性转变，二是价值观的迅速更迭。农村社会结构的真正转型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结构从等级化向扁平化方向转变，表现为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关系的无等级化，另一个是村落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与社会转型相伴随的是农民传统价值观的嬗变，一是家庭的核心化和夫妻关系的爱情化，年轻夫妇对传统以传宗接代为基准的价值理念不再有坚定的信念，二是传统价值寄托的失落。

　　总结起来就是，改革三十年给农村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价值观出现了严重混乱和失落现象，因此农村急需要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来对社会结构进行镇定，为人们提供一套新的价值理念。

　　3、新中国在农村的改造运动对传统信仰的毁灭性打击

　　新中国政权对农村的建设运动，目的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为工业化国家做贡献，形式就是在革命话语和科学话语的旗帜下对农村进行彻底的改造，而首当其冲的是支持农村原由权力结构的信仰体系，它后来被列为“四旧”之一。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遭受到了灭顶之灾，整个体系被支解得支离破碎，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然接受了新政权对传统信仰体系和红白事中的礼仪、规则的定义——“封建迷信”，信仰它、按照他的规则来行为即是不具备政治正确性。并且，三十年的农村改造还摧毁了支撑传统信仰体系的社会结构和物质基础，如宗族组织、宗祠、族田族产等。

　　南方农村虽然也遭遇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造工程，信仰有所中断，但由于各种原因，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整体上受到的冲击较小，宗族结构和组织仍保存较为完整，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体系没有被完全支解，八十年代后又迅速恢复、重建，占据着人们的信仰空间。

　　4、国家(基层政权)退出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一直在从集体时代全能主义体制中退缩，将大部分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职能交给农村社会，其理论基础是国权退民权进，希图社会的力量担负起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完全退出了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包括家庭与个人的心理和精神。传统的儒家思想既关注现实政治，也关注私人领域，关注人心，扮演着世俗宗教的角色。集体时代的基层政权亦对私人领域进行着“监控”，为私人领域提供救济，关注个人的精神状态。

　　现在，当基层政府无暇也无力顾及“人心”问题时，转型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巨变，往往又表现在私人领域和“人心”上出现问题。基督教的迅速发展正好填补了国家(基层政府)推出该领域后留下的空间。

　　二、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生机制

　　1、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功能性信仰是信仰基础

　　除南方的祖先崇拜对于宗族和家庭而言具有唯一性、不可选择性外，南北方大部分民间信仰的神祗都不是唯一的，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神祗，这种依据需求不同而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功能性信仰。功能性信仰的最大特点是，神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而不存在主导的神。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神和神的组合来满足自己不同的功能需求，而选择的标准是神能力的强弱，哪方神圣更“厉害”，我就可以放弃原来的信仰，而投向这个神的怀抱，不用担心冷落其他神而遭受惩罚。对选择能够通神的人也一样，哪个人的神性更大、更能通灵，就选择他。

　　功能性信仰的这些特点，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无论是为治病信主，还是希望防止变故再发生，抑或是打发时间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信主，无疑都是，都是为了生活中的某种功能补遗。因此人们加入基督教秉持的还是一种功能性的信仰，其他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2、为什么留在基督教——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基础

　　如果把“生气”放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考察，那么容易或经常生气的必定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结构的人，“生气”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举动皆源自他/她对这个社会结构的不满或反抗，是企图改变而又无法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角色和地位的结构性紧张，这种紧张造成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要使不稳定的社会结构重新固化，让每个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社会给自己安排的角色，那么就需要镇静剂。基督教就是一副镇静剂。

　　基督教向教徒宣扬忍让、谦卑、悔改、认罪等精神，要求教徒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归咎于他人;《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教导人们说，饶恕人的罪，我就饶恕你的罪，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首先放弃自己之前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规训自己的脾气，通过自己的改变而改变他人。

　　基督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的作用，一是为低层人群和阶层提供一整套对当前状态安之若素的说法，使他们放弃反抗的念头，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他们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承认当前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提供一套新的关系网络、评价机制和行为模式，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实践和盼头，从而使人们退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性竞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不争与不吭，在当前社会结构中无所作为就是对它的承认与合作。

　　3、为什么虔诚信奉基督教——双重价值失落是价值基础

　　这里涉及到农村的价值观变迁。首先是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将人生意义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的价值观念在经过集体时代的改造和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冲击，已经逐步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思想意识。人们更多的希望在当下的生活中获得荣耀、面子、地位、权力和成就，即追求社会性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激烈的、以物质为依托的竞争。被社会性竞争甩出去的(家庭)在村庄中要占10%的比例，竞争越激烈，竞争的参照系就越高，被甩出来的家庭就越多，比例越大。这些家庭一方面散失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难以回复过去以获取面向未来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性价值竞争的失败者，无法在竞争中获得意义，因此这批人就出现了双重价值的失落，人生昏暗而无前途。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给予这些人一个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在进入天堂、得永生的承诺中最终在精神层面归依基督教。基督教教义中给予了人们一套“为什么活着”的理论体系，为教徒在躁动的心灵安顿下来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憧憬，使人们对未来有了盼头，安顿了灵魂，这便是为什么教徒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原因。

　　(本文为修远基金会系列报告之一，原文篇幅较长，微信版本为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