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十个女人之谜”

　　第三个女人：

　　保尔身边的第三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人见人爱的冬妮亚了。

　　我在小时候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对冬妮亚毫无感觉，因为小说里的人物的基调已经被作者定性好了的，作者写出了冬妮亚的好，也写出了她的不足，这是作者早就安排好了的，他是有他的总体的构思与设计的，作者很巧妙地在小说里有一个完整的理由，让保尔与冬妮亚走到一起，又早就埋下了伏笔，让两个人注定不可能走向圆满。在这样的作者设计好的文通理顺的总体框架下，那些任何想入非非地企图改变小说结尾的人，实际上只能证明作者成功地把这个接受者编进了圈套，这个接受者肯定是被作者前面的铺垫的部分打动了，这使得那些非议作者没有为冬妮亚安排一个完美结局的人，恰恰在变相地默认了作者的成功的艺术创作，正是接受者被作者的艺术震撼力感动了，所以，这些接受者总是想方设法意图让作家按照他的一厢情愿的构思来编造情节，但是，如果作者按照这些接受者的善良甚至有蛮横的思想去重新构造小说的话，那么，这还是作者的小说的吗?

　　所以，那些越是对作者指手划脚、认为他在糟蹋冬妮亚的人，恰恰证明了作者的艺术创造的成功。从而在这里形成一个悖论，那些愤慨对作者进行指责的人，恰恰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得意之处，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看到那么多人愤愤不平、耿耿于怀他笔下的美丽女孩的命运悲剧，正反映出他制造了一个美好，并且让这一个美好毁灭，从而把悲剧性的氛围与感受成功地传达与传输出去，让接受者痛不欲生，甚至卖椟还珠地跳出来，干预作者的创作。

　　那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为什么坚决不让冬妮亚与保尔走到一起?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冬妮亚在小说里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应该说，冬妮亚的存在，是证明保尔有着丰富的情商，从而能让读者代入自己的情感，把保尔看成一个可以理解的人物，从而为下面的人物的艰苦人生产生共鸣、认同直到代入。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作者虚构的。当然，有原型，但这个原形的运用可能只是局部的细节素材，下面有专门探讨。

　　所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按照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设置冬妮亚这个角色，冬妮亚的定性，应该是介于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之间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冬妮亚看成是屠格涅夫笔下小说里的人物。比如屠格涅夫那部感伤的《初恋》里的女主人公，完全可以等同于冬妮亚。在屠氏的笔下，那位热情奔放的邻家少女，也是对小说里的“我”主动接纳，从而让“我”陷入情感的漩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在这里沿用了俄罗斯文学里屡见不鲜的这类高洁而又平易的少女风格，使小说接轨上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并且借助这个传统，一下子就俘获了早先在俄罗斯文学里就出类拔萃地拨动人心的这类少女形象的粉丝，从而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弥漫着一种温情脉脉的古典情怀。

　　但是，作者毕竟写的是一部当代性的小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少女，已经在动荡的铁与火主宰世界的时代里，找不到她们应有的位置，作者只能把这样的形象，推入到时代的岔道上，必然与那个时代倡导的主导方向产生分歧，这恰恰可以看出，作者的现实主义的冷静、冷酷评判世界的倾向。如果像某些接受者所幻想的那样，保尔与冬妮亚走入婚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么，这样的小说，不正是中国人在无数的《红楼梦》续本里拉郎配地让宝黛终成眷属那般的弥散着霉变的酸臭味的大混乱吗?我们应该感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他创造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然后，他又用他自己的笔，沿着历史的脉络，毁灭了围绕着这个女孩的任何的善良的美梦，让小说回归到铁一样不容更改的现实来，祛除掉所有的粉色的梦幻，这正好可以看出，这是作者的忠实于现实、忠实于生活的本质流向、忠实于小说人物的最终命运而必然设置的结局。

　　很多冬妮亚的粉丝会拿小说里这一角色的原型身份证明保尔的薄情。这里，我们会碰到一份无法鉴定俄罗斯文化真实的尴尬。前苏联解体之后，对前苏联的文艺有一种“阴谋文艺”的归纳。但是后来提供的真实的资料，同样令人感到疑点重重。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各种资讯存在着严重的龃龉与对立，让人无从识别谁对谁错。政治纷争导致了荒唐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的存在。很多人在讽刺斯大林的时候，总是把自已站在斯大林的对立的立场上，其实，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站到斯大林保护的立场上呢?在斯大林之前，那些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写到的“屠犹”以及同一区域战事描写的巴别尔《红色骑兵军》中描写的对犹太的残暴的虐待为什么不会施加到那些恨恨不平斯大林的人的身上呢?立场的变化，是形成俄罗斯及苏联资讯无法让人确认真假的重要原因，而某些擅长于不诚实的人如蓝英年就借此兴风作浪，兜售道听途说再夸大其词的一些难辨真假但却足够耸人听闻的资讯，在历史之波涛中浑水摸鱼，掀风鼓浪，而现在看来，蓝英年的十几年对苏联文学史的胡搅蛮缠的作为，已经日益显示出可笑之轻了。他的那些在苏联解体之后颇能满足人们猎奇的所谓文学史话，日益暴露出如鲁迅所形容的“败絮”一般的质地了。

　　收回我们的话题，看看冬妮亚的原型的混乱说法。据《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津科维奇，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介绍，冬妮亚的原型真名叫“柳斯——柳斯·贝伦富斯。”

　　该书说：“当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这个姑娘，并爱上她时，她才十八九岁。这发生在1922年8月的别尔江斯克，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那儿的疗养院疗养。柳斯是疗养院主治医生、退休的沙俄部队上校军官的女儿。……她喜欢匿名，从不承认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亚就是她本人。”

　　如果这一说法是属实的话，那么，反而帮了奥斯特洛夫一个大忙。这里明显地是在说，作者在描写冬妮亚的时候，只不过参照了他在入院期间遇到的一个女孩并且与她在一起时的一些细节而已。

　　这样的一个被作者用来说明将来的两个人的分手的少女形象，真正的父亲，只能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作者有充分的权利，在小说里设计出这样一个身份与地位的女孩形象，并且，他更有充分的理由，决定她的未来的命运，这个未来，就是她必然地与保尔分手。

　　而在这之前苏联官方的冬妮亚的原形的说法，则另有其人，且信誓旦旦。我们不妨地摘抄出来，看看作者究竟采用了冬妮亚的原型的那些材料，而冬妮亚原型又在哪一个关键性方面，被作者坚拒不纳地作了扬弃。

　　在《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特列古勃著;王明元译 ，黄河文艺，1985)》一书193页，以附件的形式罗列了保存在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里的鲍利索维契的回忆录，主要内容有：

　　——还早在上学前，我就同尼古拉认识了。当时他在发电厂工作。这是一九一八年的事。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中写得一模一样。

　　——当时我经常去水塘，在抽水站柳树附近洗澡。有一次我来到这里，看见在柳树下坐着一个小伙子在钓鱼。我走近问他，鱼是不是上钩，他回答说：“当然上钩，不过要是一扰乱，那就什么也钓不着了。”

　　——接着我们就聊了起来。当时我手里拿着一本书，他问我这是什么书。后来我们就一起读起来。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如今我已记不清，不过肯定不是《牛虻》，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后来曾亲自给我读过这本书，而且亲自给我送来过。在我们正一块读书的时候，过来了两个中学生。其中一个大概是铁路领工员的儿子尤里克，另一个是斯达西克。他俩想同我结识，所以就嘲笑戏弄起戈里亚。于是戈里亚就惩治了他俩——把其中一个揍了一顿，另一个身穿白色校服的，被他扔进了水塘。

　　——当时，我邀请他来我家，认识一下我的父母，他拒绝了。他不想穿着工作服去，并说，他穿得不好，不方便。后来，过了两个礼拜，他才来到了我家，但已经是穿着一新。这是用他自己的工钱买的。

　　——尼古拉还告诉我，他是怎样从窗户上偷走了德国人的手枪并把它藏了起来。

　　——后来他还教我用这支枪射击，并说这在生活中会有用的。

　　——关于他被捕一事，尼古拉也亲自给我谈过。在他自由后，他曾在我们家的养蜂场里躲了两天，还给我说，为了一个水兵，在狱中他倍受毒打的情景，而且整整谈了一个晚上。

　　——关于尼古拉被捕，我是从我的女友普洛古琳娜那里获悉的，这一点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已经提到。后来，我找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哥哥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然后，他就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带到了火车头上。

　　在该书中还比较冬妮亚与原形之间的不同：冬妮娅·杜曼诺娃是林务官的女儿，而鲍得索维奇的父亲却是一个铁路职工(车站值班员)。后者同奥斯特洛夫斯基分手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底，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身染重疾，要去哈理科夫治病;鲍里索难奇的生活同冬妮娅的完全不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巴亚尔克车站从来没有碰到过她和她的丈夫，而且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发生什么争执，更没有成为仇敌。

　　“不过，在舍彼托夫卡的确有一位林务官，而且他有一个女儿，名字好像叫卡里娅。真正的‘冬妮娅’住在巴多里斯基大街，而这位林务官住在车站的后面。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学在回忆录中写到，‘戈里亚经常到那里去’。作家的哥哥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冬妮娅·杜曼诺娃这个形象，很可能是那个车站值班员的女儿和林务官的女儿的联合体。”

　　每一个作者在设计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总是希望把这个角色与时代的大背景或者大主题联系起来，现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记忆里储存着他与一个女孩的接触的经历，从这些经历里，我们不排除这个女孩是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日益恶化的身体而自然分手了，如果奥斯特洛夫斯基按照这样的真正发生的事，把冬妮亚写成是厌恶他的身体而分手，那么，这对冬妮亚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一件真正的灾难，这就等于把冬妮亚钉上了道德审判的耻辱柱，她在这里会成为一个嫌弃病人的自私自利的形象。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冬妮亚的拯救之处，就是他并没有把冬妮亚置于道德审判的视野里，而是非常高明地把她放入到政治分歧的角色来予以展现，这样她身上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势利的个性便被彻底地遮蔽了，而一下子可以可以提升到小说主题的高度来折射其爱情关系了，可以说，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构思，拯救了冬妮亚原形的低调的存在，使她一下子凸现到时代的天幕上代表了一种集体的类型意识。

　　其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与冬妮亚的爱情故事，并非没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爱情故事，其实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情节如出一辙，电影里的露丝与杰克，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他们却在一艘船上相遇相爱了，阶级的差异，却激发了他们的爱情的活力，而最后，他们的爱的决裂是因为电影里表现的主题即一艘船的解体而解体了。如果我们的评论者也像对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认为作者不应该写出保尔与冬妮亚的悲剧性结局，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同样指责《泰坦尼克号》里的两位青年不应该在船沉时节放弃厮守在一起?这种对既有的艺术作品的情节设计进行想当然的改写，是一种最可笑的评论综合症，我们觉得不应该去套用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爱情故事中来。作者的伟大，正在于他写出了这种情感的悲欢离合，如果被这种设定弄得很不舒服，恰恰是作者的成功。不能因为自己的不舒服，而去指责作者的创作。

　　很多有对冬妮亚最后对保尔的嫌弃觉得不可理解，不知是这些人的脑袋被驴踢了还是怎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既然已经把冬妮亚的原型拉升到一个贵族身份的小姐的高度，那么，他必然要按照社会的流行趋向，写出两个人物之间的必然的地位落差的交锋。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的现实的事例，来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什么要在冬妮亚与保尔之间划一条深深的鸿沟，想象一下，今天如果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与一个城市女孩相遇，他们可能会在共同的读书、娱乐等方面产生交集，但是让他们如果真的踏上谈婚论嫁的地毯，会不会也碰到重重障碍?我们的很多评论者总是坐在书斋里评点人物，一厢情愿地试图干一些违背作者冷静思考的拉郎配的事，殊不知，恰恰可以洞见这些评论者对人心把握方面的欠缺与幼稚。

　　实际上，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保尔与冬妮亚的离心倾向，是作了缓慢的铺垫的。小说里写到冬妮亚与保尔的爱情的最高潮处，就是保尔在逃出监狱住到冬妮娅家的那一个段落。这里是他们相亲相爱的最高潮部分。后来保尔外出当兵，而这里的冬妮亚也没有闲着，小说里写到，她曾经与宣传列车上的政委丘扎宁曾经手挽着手地散步，这一幕被谢廖沙与丽达看到过，可以看出，冬妮亚又与漂亮的丘扎宁亲密接触过，但这一切，在小说里并没有被细腻地交待过，他们之间的结识过程，是否也像冬妮亚与保尔见面的时候那般富有戏剧性?

　　丘扎宁所在的列车是一个什么玩艺?本小说没有交待。但据巴别尔《马背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注释说：“这辆列车在苏维埃军事术语中被称作军队的政治部，专为在士兵和市民中进行政治教育，配置有一个印刷车间和一个编辑部，一座广播站，还包括一架电影放映机。”

　　后来保尔战斗受伤之后，冬妮亚曾经到医院里看望，待保尔恢复健康之后，冬妮亚与丘扎宁的关系也不了了之了，只有从保尔对她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冬妮亚是为什么与丘扎宁分手的，保尔说：“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

　　从这里看出，冬妮亚难以说清是否与丘扎宁有肌肤之亲，但是她是反抗他对她的肉体之亲的。而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冬妮亚是否有过对丘扎宁的抗拒，小说只能通过她对保尔的话作出单方面的交待，小说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对此有明晰的交待，从这些段落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冬妮亚在保尔不在身边的时候，并非没有精神的出轨，至于肉体上的出轨，小说里没有交待。

　　丘扎宁这个人物后来再次出现，同样是作为反面角色。保尔在回到铁路工厂之后，不久再次病发被辞退，稍有恢复后，他经朋友介绍到苏波边境组织军训营，后来参加了一次演习，演习的参谋长就是丘扎宁，外貌描写中，他依旧漂亮，但“皮肉松弛”，只有放荡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容貌。这个丘扎宁对保尔也是百般挑剔，保尔不能走路，选择了骑马，也受到丘扎宁的指责，别的人安慰保尔：“别理这个骗子”。但这个骗子为什么能混到参谋长?这是革命的悲哀。保尔在革命胜利之后，很大程度上要面对他的过去的敌人对他的嘲弄与讥讽，因为他参加的革命，并没有使他比他的敌人过得更好。包括冬妮亚，都可以看出，他们比他幸福。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冷冽的光辉，革命并不能带来好运，这就是这部小说给我们的潜台词。投机者总在真诚者的付出中攫取自私自利的利益。最近的乌克兰动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群投机者，在那些真诚的也就是受骗了的群众之中噬血地狂笑，而这种得意的笑，在任何的动荡中，总会有一位最后的成功者或者叫投机的攫取者享受着。

　　不管怎么说，保尔与冬妮亚的爱情分合，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联系着时代的主题的取舍，这样的爱情才能在文学作品里，找到自己的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时隔这么久之后，竟然依然能为一个简单的爱情，留下一个纷纷扬扬的讨论及热议的话柄，不正可以看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设置爱情故事时的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远见吗?

　　这里顺提一句，在攻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一些评论家中，都存在着一种为攻击而攻击的行为，他们以立场为前提，然后根据自己的立场来编织材料，任意改编原作者的设定素材，把一部小说的原来的构思进行深度强奸。这成为一种姚文元式的深文周纳的新时代的典型示范。这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南京大学已故教授余一中。他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一文中说保尔偏狭，就说“保尔厌恶嫂嫂家的人，厌恶冬妮娅和她的丈夫，看不起轻松聚会的青年男女工人。”还说他“出于趋众心理，背叛了恋爱多年的女友冬妮娅。”真令人怀疑，余教授看的是同样的一本书吗?最不能理解的是，余一中不断地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解成他需要的可耻的东西，然后，再往上面泼污水，这至少还属于文明的行为，但余一中后来竟然干了一件泼妇式的劣举，把一个与他进行争论的作者告上了法庭，当辩论难以辨出胜负的时候，余教授便很没有风度地跳出来，直接动用法律武器了。“余一中诉新闻出版报社侵害名誉权案”成为一起著名的事关“学术批评”的重要案例，也成为今后文艺争鸣如何处理的一起经典典范。余一中尽管气势汹汹，尽管他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泼了许多污水，但奇怪的是，会骂的孩子有奶吃，余一中反告人一状，最后法庭判余一中败诉，舆论认为：这些判决对于确立学术批评的疆界，倡导学术宽容的胸怀，具有导向意义。由此看来，在别人宽容余一中胡言乱语的时候，余一中却容不得别人的反批评。据最新消息透露，余一中教授已于2013年去世。逝人已去，值得哀悼，但余一中教授如果不兴师动众地打官司、仅仅进行学术上的争论，对他的形象与风度只会增添砝码，而不会减轻。为一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栽脏与编织的争论大动肝火，最后以肝癌去世，不知余一中教授在最后的时刻，是否想过保尔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否重新认识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振奋人心、延续生命的一点长处?

　　第四个女人：

　　保尔身边的第四个女人，是他在监狱里遇到的那个愿意为他献身的赫里斯季娜。

　　保尔因为救了朱赫来，被关在牢中，同时关进牢里的还有一个名叫赫里斯季娜的姑娘。她的哥哥是红军，而她被关在这里，是因为她没有答应警备司令的潜规则。

　　其实这个情节是令人怀疑的。警备司令求欢不成，也不至于把他的猎物放在一个大呼隆的监狱里，特别是里面还有年青的小伙子，这会给他的禁脔带来安全性的问题。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赫里斯季娜主动向保尔提出把自己的身体给他的要求，但保尔拒绝了，他想到的是冬妮亚。但是，如果没有冬妮亚，保尔是否就可以接受一个女人对他的献身?所以小说里的保尔的心理活动并不具有说服力，也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这一段情节与其说是刻划了保尔的崇高精神，倒不如说是地方武装对女人的如狼似虎的觊觎，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本小说里的女人总是受到男人的性侵害。

　　因为保尔没有答应她，第二天赫里斯季娜被带走了。

　　小说在后文中还是隐约地交待了她的去向。在第七章中，革命委员会面临着“给养”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大搜查”，没收富人的财富，于是饭馆老板佐恩成为搜查的对象。

　　佐恩自然不会承认家里有丰厚的储藏，他抱怨说：“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差一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我就有这么点东西，你们都看见了。”

　　这一段话，其实说是真实的记录。

　　后来在贬低奥斯特洛夫斯基而被抬高的另一位同样描写同一地域的苏联红军的小说《红色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在《基大利》一章中描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红军的抱怨：“波兰人也开枪，我的好老爷，因为它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好人是办好事的。可见闹革命的是恶人。波兰人也是恶人。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

　　两者的口风完全一致。不能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诚实。

　　就在这户人家，再次出现了成了这户人家佣人的赫里斯季娜。据老板说，她是没有地方投靠，才被老板收留下来的。搜查一无所获，就在大家准备收手之际，这个女仆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于是在这户老板家的厨房的炉子里找到了粮食。

　　可见，这个被迫害的姑娘，并没有对那个所谓的收留她的老板感恩戴德，而是在关键时候，向红色政府披露了一个秘密。

　　由此看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注重线索的前后照应，力图写出一个完整的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它具有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至少在这一结构上它是完整的。相比之下，总是拿来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相类比的《红色骑兵军》虽然在局部的描写上，带有某种“深刻”，但它是片面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前后照应的气势感，很容易就衬托出《红色骑兵军》的单薄与局促。从艺术的角度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要胜《红色骑兵军》一筹。